盡管西方文論中早有“作者已死”的論調，突出讀者在作品價值和意義生成上的主要地位。但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字，作家寫作過程中有哪些心理活動，一些人物是否有典型、是否有現實依據，始終是讀者心中十分好奇的問題。巴金就是這樣一個不吝于談論自己對作品的理解、甚至對于其中部分人物好惡的作家，他曾在自己的小說《萌芽》的題記中寫道：“對于自己的文章總不免有點偏愛，每次在一本書出版時我總愛寫一些自己解釋的話。”他一生寫作了大量自己作品的序文、評論，有時甚至同一本小說要寫作十篇以上各類序文、后記，閱讀這些序文，可以窺見他的個性和喜好，有時也能看到歷史滄桑變化的痕跡。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1980年攝于上海

巴金如何評價他的小說？

巴金在序跋中常常坦誠地流露對自己作品的愛，這種情感使他的創作激情與個人生命體驗緊密交織。“我的寫作就是我的生活。”他對《愛情的三部曲》——《霧》《雨》《電》——有獨特的偏愛，曾說在這三部小說中“有我喜歡的東西”（盡管之后他的態度又有變化），坦言：“我從來不曾把我這個‘靈魂的一隅’打開給我的讀者們看過，因為我覺得這完全是個人的事情。”《愛情的三部曲》是具有“私人性質”的作品，“咽在肚里的自己的話卻成了火種，在我的心里燃燒起來”。這三部作品是激情之作，通過其中的人物表達了他對愛情、理想與自由的追求，也反映了他的社會反思與熱情。《家》是他另一部有著深厚的情感聯系的作品，他坦言：“我的確喜歡這本書。小說里并沒有我自己，但是我在這里看見了我的童年和少年。”（《家》五版序，1936年）他將作品與自己的經驗融合，尤其是覺慧這個角色，寄托了他對于自由和反抗的渴望：“覺慧不是一個英雄，他很幼稚。然而看見他，我就想起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我應該拿這句話來勉勵自己。”（《家》五版序，1936年）

《愛情的三部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6月版

他也毫不諱言對部分作品的失望與不滿。在《火》的序中，他坦誠提到對這部作品的遺憾：“我寫這小說，不僅想發散我的熱情，宣泄我的悲憤，并且想鼓舞別人的勇氣，鞏固別人的信仰……但是看看寫完的十八章，自己也覺得這工作失敗了。”（《火》第一部后記，1940年）他在寫作中缺乏充足的時間和經驗，導致作品未能如愿傳達他想要的思想與情感。類似這樣的描述，在他的序跋中非常多見，他對自己大多數的創作都抱有類似的態度，認為是“失敗之作”，并且沒有一部滿意的作品。

在序跋中，巴金還會直接表露對于部分人物的愛憎之情，這在一些秉持著寫作需要更客觀的視角的評論家而言，可以說是很罕見的姿態。他喜愛那些勇敢反抗、不屈服于命運的人物，例如《家》中的覺慧，那個“幼稚而大膽的叛徒”，寄托了巴金對于自由與變革的希望。而對于覺新這樣的角色，巴金的態度則更為復雜。覺新象征了對封建制度的屈服與妥協，“他（陳劍云）甚至比覺新還更軟弱，還更缺乏果斷”，覺新是他口中軟弱的代言。他在序跋中傳達出對軟弱者的理解與批判，但也顯露出一種無法抑制的悵惘。

巴金敬重那些為自由而抗爭的靈魂，喜愛他們的勇敢和堅持，同時，他對那些屈服于命運、沒有勇氣去抗爭的人物充滿復雜的感情，既有理解，又有遺憾。一個愛憎分明而又熱情洋溢的創作者的形象通過序跋呈現在了讀者眼前。閱讀巴金的序跋，就像是在和他對話，感受他的情感、個性。

巴金的序跋有什么特點？

巴金的序跋不僅是作品的附加說明，更是他表達個人思想、情感和藝術觀念的重要途徑。在這些序跋中，他不斷與讀者、評論家對話，顯示著他對于小說藝術的理解。有時序本身也成為他文體實踐的場所，他在序中探索不同的形式風格。

在序跋中，巴金特別喜歡探討作品的真實性，回應讀者對其作品是否來源于生活的好奇。例如，在《家》的序言中，他提到：“有不少的人以為這是我底自傳，其實，這是一個錯誤。”他常常作此類申辯，有時甚至長篇大論。但同時，巴金又在許多地方不斷地表示自己某些小說失敗的原因是“沒有生活”，又說“我的創作就是我的生活”。這看似有些矛盾的表述其實體現了巴金對于創作與現實關系的深思，以及他對虛構文學如何構建真實感的理解。他希望通過覺慧的故事，讓讀者看到一個青年在封建家庭中的掙扎和覺醒。對巴金來說，創作的核心不在于簡單復制生活，而是通過虛構揭示更深層次的社會現實。

序跋中充滿了巴金的熱忱，語言中洋溢著對理想和人性的熱愛。尤其是他與劉西渭圍繞《愛情的三部曲》的通信中，劉西渭強調巴金的“熱情”，甚至稱其為“幸福的巴金”，但巴金卻顯露出了不同的意見，對他而言，“信仰給熱情開通了一條路，讓它緩緩地流去，不會堵塞，也不會泛濫”。是信念貫穿了他的創作，而不僅僅是熱情，使得這些作品充滿了生命的熱度和對社會理想的不懈追求。他用直率且熱烈的語調談論愛、理想和青年人的命運。這種解釋并非僅為澄清讀者的疑惑，而更像是一種信仰的宣言。

體裁上的獨特性也使得這些序跋頗具文學魅力。有時，巴金喜歡將序寫成一封書信，使得序跋帶有明顯而獨特的私人性質，諸如《家》的第一版序。而在更多的序文里，巴金有意以《野草》式的散文詩般而又抽象的言辭，使序跋本身成為作品文學性的一個部分。這在《復仇》的序和《最后的審判（代跋）》中體現得格外明顯，我將《最后的審判（代跋）》的結尾部分附在這里，可以感受這種獨特文體的魅力：

我醒過來的時候，挺直地躺在床上，薄薄的被蓋著我底身子。四圍沒有人聲，屋里抖著熹微的晨光。我底心還在胸膛里跳，我底身子還有熱氣，我底手還能夠動，我底口還能夠發聲。我很快活，我知道我還沒有死，我還活在這世界上。……

漸漸周圍起了人聲。

這不復是黑夜。天已經亮了。

藏在序文里的時代印記

巴金在《家》的序文與后記中，對這部小說的主題和反封建的定位表現出顯著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反映了他個人思想的不斷深化，也與不同時代的社會與文化氛圍息息相關，尤其是在“文革”后的“新時期”對“文革”的重新定位中，巴金對封建主題的理解逐漸走向復雜化與深刻化。

《巴金選集1·家》，四川文藝出版社，2015年6月版

在1930年代的序文與后記中，巴金對封建制度的控訴直接而激烈。他明確表示，《家》的創作動機在于反對封建制度，反對壓迫個體生命的舊禮教。正如他在1937年的《十版代序》中所說：“我所憎恨的并不是個人，而是制度。”這種憤怒在《家》中通過對高家這個典型封建家庭的描繪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巴金通過塑造覺新、覺民、覺慧三兄弟的不同命運，展現了青年在封建家庭中的不同應對方式，尤其是覺新的軟弱和屈從成為封建禮教壓迫下的悲劇典型。他希望通過這些角色，喚醒人們對封建制度的認知與反抗，尤其是對青年自由與尊嚴的渴望。

隨著時間的推移，巴金對《家》反封建主題的理解開始發生變化。1953年新版后記中，巴金依然重申了反封建的立場，但他對自己的創作進行了更為冷靜的反思。他坦誠地承認，自己在創作中“太重視個人的愛憎”，缺乏冷靜的思考和對社會問題建設性解決方案的提出，“指出一條路”。同時，他也提出“《家》已經盡了它的歷史任務了”，在寫文章時的1953年，“路”的含義十分明確的，那時的知識分子們真誠地相信封建制度已經徹底被消滅了，我們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而在1977、1978這兩年間，巴金的觀點又發生了明顯的變化。1977年8月的重印后記中，巴金仍然堅持“我的作品已經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任務，讓讀者忘記它們，可能更好一些”，而他在同年給法譯本撰寫的序中仍然強調：“我的書中描寫的生活已經不是新中國青年所熟習的了”。但到了1978年11月29日的文字里，他的態度已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他寫道：“這篇序文在這里第一次發表，我想借這個機會糾正自己的一個錯誤。我前天寫成的《爝火集·序》里有這樣一段話：‘今天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必須大反封建。去年八月我寫了《家》的《重印后記》，我說這部小說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現在我知道我錯了。明明到處都有高老太爺的鬼魂出現，我卻視而不見，不能不承認自己的無知。’”

為何發生這樣的轉變？我們必須回到那個歷史的現場中去尋找答案。1977年到1978年，“文革”剛結束，正是歷史轉換的當口，正是“時間開始”的時候，首當其沖的，便是對“文革”的歷史評價問題。1970年代前幾年的主導話語是“反右”，無論是林彪集團還是“四人幫”，都被看作“修正主義走資派”，是“極右的路線”，但到1978年，尤其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中，將“四人幫”定性為“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的“極左路線”，七八月間《人民日報》的系列文章更直接將“四人幫”定性為“封建主義的陰魂”。而這同一年的11月，巴金正式調整了自己對《家》的判斷，他再次將《家》中的“反封建”視作當下緊迫的時代任務了，這其中的歷史意味耐人尋味。

巴金不僅是寫作序跋，他也通過一次次回顧和重思不斷調整自己的創作立場和歷史觀念，將其與時代的命運緊密相連。從反封建的憤怒呼喊，到反思性的冷靜自省，再到對現實社會的警示與鏡鑒，《家》的序跋內容記錄了一個作家的屈折變化，也記錄了一段時代的精神歷程。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