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既是歷史的載體，又是歷史的具象。從文明路到石牌再到康樂園，中山大學百年間幾易其址。無論是最早的辦學舊址文明路建筑群，還是規劃營建的石牌校園，亦或是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后遷入的康樂園（原嶺南大學校園），皆孕育了一批中國近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建筑（群）。

這些建筑的背后，凝聚了二十世紀初來自不同國家、兼具東西方文化背景和學養的規劃師和建筑師的智慧。在他們獨具匠心的設計規劃下，這些建筑的空間架構和細部裝飾，體現了東西方精神文化和藝術創作的兼容并蓄。在中山大學百年華誕之際，尋訪和品讀不同辦學時期的建筑群，也是回望中大歷史的一條重要途徑。

為此，人文工坊第13期特以“營造與歷史——近代大學校園規劃建筑中的東西交匯”為主題，邀請多位在規劃與建筑、文化遺產、中西方古建修繕、中國近代建筑史、中國近代史和中國古代藝術史等領域學有專長的青年學者，圍繞近代大學校園規劃營造中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展開研討，期待借以加深我們對中大校園歷史建筑多重價值的認知，也拓展今后文物、建筑與文獻遺產保護工作的思路與實踐。 

與會嘉賓合影

本次工坊共有八位主題報告人。第一位是來自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何晉老師，報告題目是《保存與再建——以北京大學燕園校區規劃建筑為例》。何晉老師本人所長在先秦、秦漢的文獻與歷史研究，由于多年在燕園讀書、教學和生活的經歷，使得他對北京大學燕園校區的結構布局與歷史發展、獨棟建筑的前身與今生熟稔于胸，于2018年北京大學百廿年校慶之際出版《燕園：文物、古跡與歷史》一書。

刻有“conser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字樣的殘石，現存于燕園。何晉 攝

本次報告的題目來源于燕園西門附近的一方1922年的柱礎石殘塊，上面刻有“conser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的字樣，當為燕大舊物，在何老師看來，其內容也很好地點出了今人對于以燕園為代表的近代大學校園及其建筑該有的態度。報告以大量具體的建筑營造為例，分析了繼承與新建、中國與西方、形式與技術等不同因素如何層疊融合于燕園的具體建筑和景觀營造之中，并進一步提出如何繼續闡釋燕園及其建筑的歷史價值，如何在發展與保護的權衡中維系建筑體的生命力等議題。

第二位報告人劉亦師老師，來自清華大學建筑學院，他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建筑系博士，長于中國近現代建筑史、城市規劃史的教學與研究，對中國近代校園規劃、近代教會建筑等問題都進行過深入的專題討論。本次報告名為《綜匯中西：北京協和醫學校早期校園規劃與建造，1914—1918》，主要從時代思潮和設計方案兩方面，考察協和醫學校最初的籌辦與建設，尤其強調了1890—1920年代美國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作為全球性思想潮流與協和醫學校建立的密切關系。

他指出，在進步主義思潮引領下，出現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等以壟斷企業為依托的慈善機構，以民間機構的身份承擔起美國全球范圍內的文化輸出的功能，其中具有科學精神和實用價值且超越意識形態和國土疆界的醫學，成為拓展事業的重要內容，這也是洛氏基金會和教會最終決定聯合建設醫學校的背景。

1914—1918年協和醫學校第一期的規劃負責人何士（Harry Hussey），此前曾贏得美國基督教青年會的一系列委托，被派往中國、日本、菲律賓等國從事建筑設計工作，在中國期間，何士不僅考察了故宮等建筑，還結識了當時的中國古建研究的權威朱啟鈐（1872—1964）等人。如何士回憶所提到的，“（朱啟鈐） 向我解釋中國屋頂的舉折，而我和他分享最新的鋼筋混凝土結構知識”，協和醫學校初期建筑確實踐行了東西方文化“綜匯融并”的目標。

會議現場

第三位報告人是來自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建筑系的鄭靜老師，其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化遺產領域的建筑歷史、理論與設計，尤其關注建筑遺產問題背后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動機。她的報告《不可預知結果的設計：也談武漢大學早期校園建筑》，深入探討了1930年前后國立武漢大學珞珈山校舍一期工程的“生產過程”，并以男生宿舍（“老齋舍”）的設計與施工過程為重點進行了分析。

報告指出，武漢大學的歷史建筑群是近代建筑工程國際合作的典范，其方案設計由美國建筑師開爾斯（Francis Henry Kales）、德國工程師石格斯（Richard Sachse）以及具有海外背景的華裔建筑工程師李錦沛（Poy Gum Lee）等人負責，具體建造則由以寧波工匠為主的漢協盛營造廠完成。從建筑的籌備、設計，到施工協調與最終落成，這一過程充滿了隨機性與不可預測性，反映出近現代大學校園設計與建造過程中，中西方觀念與實踐之間的沖突與妥協。她進一步探討了不同比例的建筑設計圖紙在校方、設計方與施工方之間溝通時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指出圖紙類型的多樣性及其在不同階段的溝通功能。報告強調，從具體營造技術與物質條件的角度閱讀早期校園建筑，可為理解這一時期的歷史建筑群提供新的視角。

第四位報告人是來自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蔡炯昊老師，他的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尤其關注歷史記憶與政治文化之間的互動、建筑史、城市空間變遷等議題。本次報告的題目是《校園景觀與建筑風格的“國家化”——民國時期國立四川大學的校園規劃與建筑變遷》。他開篇引用了梅貽琦（1889—1962）在1931年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就職典禮上的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句流傳甚廣的話，雖然是在強調“大師”的重要，但同時也透露了在梅貽琦的時代，“大樓”確實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大學的象征。

四川大學早期校舍建筑與公共空間繼承自清代貢院，建筑老舊，年久失修，其空間格局與功能很難滿足近代大學的需求。改造與擴建的契機來自于1935年任鴻雋出任川大校長，他與1929年出任武大校長的王世杰有著類似的身份與背景，在1935年12月成立川大校園建筑委員會之后，1932年完工的武漢大學校園也成為最切近的借鑒范本。川大校園建筑最終由基泰工程司承建，建筑規劃的具體負責人則是楊廷寶，是1936年5月16日任鴻雋在南京邀請翁文灝、蔣廷黻、周詒春、李濟等人一道審查多份規劃圖紙最終確定的方案。這項決定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具有留美背景的知識精英和國民政府官員對于校園規劃的理解與期待，同時也展現了第一代具有留學背景的中國建筑師和建筑事務所在公共建筑領域的理念與實踐。

會議現場

第五位報告人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學專業繆慧妍博士，主要研究為傳統村落遺產保護、文化遺產理論，近年來在持續關注并參與昆明西西南聯大文化遺產的研究、保護與活化工作。本次報告《昆明西南聯大文化遺產系統性闡釋初探》，首先以校舍舊址變遷為中心，梳理了西南聯大從長沙到蒙自再到昆明的歷史沿革；接著從經費來源、營建歷程、建筑分布和建筑類型等多個方面，全面呈現了昆明西南聯大文化遺產的豐富內容，并以西南聯大校舍、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和“一二·一”運動四烈士墓為例，闡釋了其中的設計巧思和建造過程。報告最后具體展現了目前這些建筑文化遺產的現狀，基于其中的問題，報告提出有必要對昆明西南聯大文化遺產進行系統性闡釋，并以此為基礎展開針對單體建筑、建筑群及遺產群落等文化遺產保護和活化工作。

接下來主題進入與中山大學校園建設直接相關的環節。第六位報告人是來自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筑保護研究所的蔡凌老師，她出身建筑學專業，也是廣東省文物專家委員會委員, 長期從事建筑遺產保護與活化利用的研究與實踐工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由她主持修繕的中研院史語所舊址“柏園”項目，被評為當年度廣東省文物古跡活化利用典型案例。

中山大學南校區（康樂園）校園中軸線俯瞰（中山大學文管部提供）

本次她報告的題目為《廣州城市近代化時期的大學校園規劃與建設》，結合廣州城市近代化的關鍵節點，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粵海關的設立、乾隆二十二年（1757）廣州成為中國唯一通商口岸等，梳理了十三行的歷史發展與相關建筑營造之間的關系；1861年9月3日《沙面租借協定》簽署之后，又進入租借區規劃與建設時期，此后隨著近代城市管理、田園城市理想等制度與思想資源的引入，進一步對廣州城市近代化發生了深刻的影響，也構成廣州地區大學校園規劃與建設的時代背景。

具體到康樂園，據1904年8月14日《紐約時報》報道可知，嶺南大學規劃與加州大學（California University）伯克利分校校園的規劃存在共性，背后涉及的即1897年加州伯克利校園規劃國際競賽一事。加州大學所采用的四等獎方案來源于設計師John Galen Howard，其校園規劃為“中軸線延伸至校園核心建筑構成遠景視野下的穹頂建筑，其他建筑以群組式延伸于中軸線兩側，并向中軸線展開”。這一方案成為嶺南大學校園規劃的重要參考。

然而，嶺南大學校園并非一次性建成，作為教會大學，嶺南大學缺乏政府投資，只能依靠校友或教會募捐，難以一次性籌集資金，只得不斷延長校園的建設時間，這便為嶺南大學建筑設計方案的實施帶來諸多變數。因此，在考察康樂園規劃與建筑時，要對國民政府高層、校方主事者、經費來源、建筑師和施工團隊等多重因素加以綜合分析，尤其應當注意對中國近代大學建筑和紀念性建筑貢獻頗多的墨菲（Henry K. Murphy）、呂彥直（1894—1929）、楊錫宗（1889—？）等人的具體工作。

第七位報告人中山大學博雅學院程方毅老師，近年關注中國歷史與文明中的“外來”因素，特別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各類圖像、動物、傳說故事等在全球跨文化區域間流轉過程中的變形與接受。本次工坊，他的題目是《景觀、空間與紀念性——康樂園惺亭的雙重敘事》，主要研究對象即1928年建成、坐落在校園南北軸線與東西軸線的交匯中心點的紀念性建筑物——惺亭。

位于康樂園中心區域的惺亭（中山大學文管部提供）

報告指出，惺亭雖然如今以紀念反帝封建烈士而為人所知，然而在不同歷史時期，惺亭有三種稱謂，分別是“烈士鐘亭” “Bell Tower（鐘亭）”和“惺亭”，三種稱謂的背后，涉及到與惺亭選址、設計、建造相關的三個不同群體——1928級畢業生惺社、嶺南大學美國基金會、校方管理層，三者之間的關系互動和主導權消長，影響了后世關于惺亭之名內涵的理解與闡釋。

最后一位報告人是來自中山大學出版社的何韻老師。何老師此前曾任職于中山大學文獻與文化遺產管理部（2018年成立），因此，在挖掘、整理、保護和利用校內的文化遺產，統籌協調學校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校史館）的各類文化資源等方面擁有很多一線經驗，也深度參與了多項與中山大學百年校慶相關的具體工作。她本次分享的題目是《世紀回響：中山大學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小記》。報告指出，康樂園目前較好保存了一批棟歷史建筑，共同構成了康樂園早期建筑群，是我國近代引進西方建筑技術的典范。

接著，她以百年校慶標志的設計理念為例，梳理了康樂園校園規劃和景觀空間的特點，尤其強調了以懷士堂為起點、建筑與景觀兩側對稱布置的校園中軸線的歷史意義。報告還提到活態遺產（Living heritage）的概念，即不同歷史時代的人創造并仍在使用的遺址、傳統以及實踐，分享了包括格蘭堂校史館修繕、惺亭維修與翻新、八角亭就地保護等案例，她強調，保護與活化工作展開的前提，是資料的系統性梳理，目前學校各部門正在共同開展對學校檔案館所藏四千余張康樂園近代建筑群手繪圖紙加以保護、修復和數字化的工作，并希望借助GIS平臺，建立歷史建筑數據庫，進而形成近代校園建筑保護工作的資料基礎與共享平臺。

本次工坊還特別邀請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高級策展人、研究展覽部主任瞿煉老師和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朱俊老師擔任與談人。瞿煉老師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古代建筑史和佛教美術，朱俊老師則是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歷史建筑保護專業碩士，主要從事西方歷史建筑的保護和修繕工作。瞿煉老師從“思想”和“參與者”這兩個維度，具體分析了自1898年戊戌變法以來中國近代大學校園規劃和建筑的三個主要階段和主要特色。

他提出，中國傳統建筑的現代化轉型是學校管理者以及規劃和建筑的參與者面對的主要課題。瞿老師還建議研究者將視線拓展至中國以外的亞洲鄰國，觀察20世紀上半葉日本、印度和朝鮮半島等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實踐及彼此異同，追尋這種差異與趨同背后的深層原因。朱俊老師則強調，關于中國近代大學校園建筑營造的東西交匯問題，是與中國近代大學的誕生與發展相生相伴的議題，這一問題由來已久，且仍在持續。

從以楊廷寶（1901—1982）、梁思成（1901—1972）為代表的第一代在國外接受專業教育的中國建筑師開始，探索一條現代（西方）與傳統（中國）、世界與民族兼容并蓄、創造性轉化之路，就成為很多人的事業目標與畢生追求，揭示、講述那些具體而豐富的實踐，發現更多過去不為人知或少為人知、與中國近代校園建筑歷史發展相關的人與事，同時觀察近年來正在發生的校園建筑和規劃的新案例與新特色，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此外，中山大學劉志偉、曹家齊、安東強等多位老師也參與了本次工坊的研討，他們認為建筑作為經過規劃和營造的物質化存在，具有科學、技術、政治和審美的多重屬性，而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建筑也是一種獨特的“史料”遺存，對理解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和近代政治文化史而言，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

沙面考察現場

研討之余，本次工坊還播放了由丁澄導演拍攝制作的紀錄片《煥新：2023年中山大學北校園1號辦公樓修繕工程》，并請與會者參觀了格蘭堂校史館的展陳。最后，工坊成員從康樂園移步沙面島，開展了“拾翠沙面——歷史進程中的規劃模式和建筑形式”的調研活動，就“拾翠洲”如何衍化為沙面的歷史進程及其反映的規劃模式與建筑形式進行了實體建筑的個案考察，以期了解校園規劃引入廣州之前，西方規劃模式與建筑思潮對城市的影響，進而加深對中大不同歷史時期校園規劃以及校舍建筑形式淵源的理解。

天然的材料經大匠之建造，再歷年代的磋磨，終成歷史、地理與美術之和，這也是每一座經過意匠點化、時間洗禮的大學校園最令人起敬與感動之處。作為一次多學科對話的專題討論會，本次工坊的研討氛圍熱烈，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共識，也打開了進一步合作與努力的方向，這一切離不開每一位與會者的專業分享與熱誠參與，同時也得益于中山大學人文學部、歷史學系和文獻與文化遺產管理部的大力支持，以及廣州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所的慷慨協力，在此一并致謝。

（攝影：周怡昕）

本文首發于中山大學人文學部公眾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