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龍飛（章靜繪）

全面抗戰時期，太行根據地一直是對日斗爭、特別是軍事斗爭前沿，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最終在這里實現了大發展，這種巨大歷史反差背后關涉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武裝體制和強大的動員能力。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王龍飛新近出版的著作《全民皆兵：太行根據地的武裝體系1937-1945》研究了太行根據地“人民武裝”體系的建設、運轉、對戰爭的影響、與群眾日常生活的關系，以及這個體系的建設過程和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鄉村社會的革命性改造的關系。在接受《上海書評》的專訪中，王龍飛認為：“全民皆兵”的深度改造和重組社會的努力，既幫助中共度過抗戰難關，也深刻影響了之后的歷史進程。

《全民皆兵：太行根據地的武裝體系1937-1945》，王龍飛著，商務印書館，2024年6月版，366頁，60.00元

抗戰時期太行根據地的“民兵-地方武裝-正規軍”梯級武裝體系有什么主要特點？與中央蘇區反圍剿時期的武裝體系有什么不同？造成這一戰略轉變的原因是什么？

王龍飛：正規軍、地方武裝、群眾武裝組成的梯級武裝體系常被稱為“三結合”。就基本結構而言，這種三結合的武裝體系在蘇區時期和抗戰時期并無明顯不同。但因時空的轉換，三結合的實踐形態有顯著差別。比如因持久抗戰和嚴峻的生存形勢，抗戰時期的三結合需要更深入、更廣泛地發動群眾，需要三個部分既各司其職又密切協同，而相對充分的時間是提升這個體系實際成效的必要基礎。蘇區后期曾竭澤而漁式地擴紅，能擴盡擴，地方武裝和群眾武裝幾乎被連根拔起，多地八成以上青壯男子被征入伍，致使這些地區因失去支撐而難以應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全面抗戰時期，在太行根據地，領導上較早即明確反對“連根拔”式地改編群眾武裝，并在組織架構、干部、武器彈藥上有意識地扶助地方武裝、群眾武裝。同時，這種梯級武裝體系只能從從社會中生長出來，對社會基礎、群眾基礎有很高的要求，因此鞏固的根據地是這一體系得以有效運行的最重要基礎。

由于抗戰形勢的急劇變化，太行根據地很多干部來自白區或者主要從事工人、知識分子工作，忽然轉向農村地區發動群眾，大革命時期形成的革命經驗如何順利實現代際傳承及地域間組織傳遞的？

王龍飛：以太行根據地黨的負責人李雪峰為例。與毛澤東、劉少奇等曾領導過蘇區工作的領導同志相比，李雪峰等不僅年輕（約十歲），還缺乏農村工作經驗。前期的革命經驗的確存在代際和地域間的傳遞問題。李雪峰說他們當時“對于什么是根據地，怎樣去創造根據地，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只是有一個大概的方向：黨的工作重點必須從城市轉向農村，從以發動工人為主轉向以發動農民為主。李雪峰坦言：“我們這些習慣于在城市發動工人搞革命的黨員，轉到面向農村，面向農民，確實是一個戰略上的大轉變，思想上的大轉變。”作為地方的太行，在相當程度上是在貫徹落實上級的決策部署，而北方局及中央的指示本身就包含了對前段經驗教訓的總結。比如在北方局高干會上，時任北方局書記楊尚昆就諄諄告誡，長征沒有建立根據地是“深刻的教訓”，軍隊和地方黨應該“有一塊地盤就決心建立”，否則便是“無根的”。對李雪峰等人來說，實現這種轉變離不開一二九師、北方局領導人關于蘇區、農運等經驗的傳授和具體幫助。他說：“我們這些從白區城市來到敵后農村的黨員干部，從發動組織農民參加抗日斗爭中，從老紅軍的言傳身教中，對在敵后開辟創建抗日根據地有了信心和決心。”

當然，在具體的施策上，對于李雪峰等人來說存在一個不斷學習和調適的過程，其間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偏差乃至失誤，同時也能在實踐中進步。1938年冀豫晉省委會議就批評一些省委同志對原則問題的注意還太不夠，“對下級的檢查與領導，沒有提高到原則程度，沒有深刻注意原則的具體運用及所獲得的經驗教訓，對文件沒有很好的討論”，并且有些同志把原則領導與具體領導對立，認為原則是空洞的。會議指出，應充分領會劉少奇所說的“要少下命令，少作決定，多作提議與建議”，對下級的領導“不應過多作決定，一般規定方針任務，提供工作經驗、方式方法與材料，在具體執行上要給下級以活動的自由”。對自身領導方式和工作方式的關注，意味著省委已漸漸具備獨立領導能力。

總之，在革命經驗的傳遞中，中共組織力量得到高度重視：以組織建組織，以組織幫組織，以組織做工作。

您在書中認為，“政權改造和民眾軍事化相輔而行是全面抗戰時期中共政權建設的一個重要經驗”，這兩方面是如何相輔相成，實現堅持抗戰的目標的？

王龍飛：創建根據地，必然要建立政權。但對于中共來說，當其進入山西，不得不面對已存續多時的國民黨閻錫山政權。中共要在山西這樣沒什么組織基礎的地區落腳并扎根，必然要對原有政權進行改造。而政權改造不只是換幾個干部就能達到目的，而是需要一再進行群眾運動，接二連三的、三次五次反復清查和反復發動群眾，其中不可避免會有激烈的斗爭。而在群眾運動中，武裝力量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太行根據地武委會負責人曾表示，民兵在斗爭中除積極地參加到各群眾抗戰組織中去起骨干作用，還應當肩負起保衛斗爭的任務，給群眾撐腰，監視鎮壓破壞分子，向群眾表明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堅決保衛群眾利益，解除群眾怕對方打黑槍和報復的顧慮。有運動親歷者稱：“地主為什么厲害，就是因為手里有權。你不交租，他捆你、吊你，他可以把你送到看守所去，他也可以告你，舊社會就是地主說話算數的。農會有自衛隊以后，就變成民兵了，沒有這強制手段不行。”更不必說，在戰爭環境中，必須有相當的力量清查戶口、清除漢奸、警衛治安以維護根據地社會秩序以及保衛根據地抗日政權，而這些任務不太可能由正規武裝力量來擔負，需要民眾自我組織起來。民眾一旦被武裝起來，自然有利于改造舊政權、鞏固抗日政權。

在太行根據地堅持抗戰，對人力、物力、財力都是極大的消耗，日軍從1941年起發動“治安強化運動”且華北地區從1941年起又連續遭遇自然災害，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證根據地的動員能力？減租減息運動在其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王龍飛：日軍連續的治安強化運動給太行根據地造成空前壓力，根據地被不斷壓縮，最小面積即出現在這個階段。太行根據地方面打開這種嚴重局面的主要策略是以武裝斗爭為核心的全面對敵斗爭，要求認真組織由地方武裝和民兵組成的游擊集團，廣泛開展襲擊、破路等行動。同期的另一重要舉措是精兵簡政以應對財政困難。精兵簡政原則下，主力堅決縮編，機關裁減縮并，老弱解甲歸農或轉向工商業；地方武裝和縣區游擊隊也須精編，把剩余的武器彈藥普遍地武裝民兵。這種做法剛好契合組成游擊集團的需要，也兼顧了生產，因此總的來說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增強了抗敵力量。

這一時期，中共以最高意志推動減租減息（《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則是激發根據地動員能力的主要方式。之所以高位推動，是因為中央發現“凡在比較普遍比較認真比較徹底的實行了減租減息，同時又保障交租交息的地方，當地群眾參加抗日斗爭與民主建設的積極性就比較高，而且能夠保持工作的經常狀態，安定社會的生活秩序，那里的根據地就比較鞏固”。與之相對應，在那些未認真執行這一政策的地區則是“群眾的積極性不能發揚，根據地無法鞏固，經不起敵人的掃蕩，變成軟弱無力的地區”。

據時任太行區黨委書記李雪峰分析，減租減息必然涉及斗爭，而斗爭對農民的“教育發動”過程是這樣的：在斗爭中，一步一步地揭破守舊地主不愿意執行減租減息的兇相，揭破地主“善良”面貌下的“丑惡”實質，通過不斷的斗爭讓地主接受減租減息、合理負擔，允許農民起來參加政權，由此讓農民一步深一步地認識封建剝削關系，打破經濟上對于農民的實際束縛和輿論上、道德上對于農民的鐐銬，進而啟發農民的階級意識，明確階級對立關系。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還要讓農民了解到只有自己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幫助農民認識到自己組織武裝，參加民兵，參加自己的軍隊，便不怕什么“變天”。

關于這輪轟轟烈烈、遍及全區的群眾運動的效果，時人稱：“四二年土地政策執行之后，喚起了民族利益與階級利益結合斗爭的高潮。到處展開熱烈的群眾運動，正確掌握重新發動群眾的區域，階級群眾更加熱烈地活動起來，涌入人民武裝之內，英勇無比的進行抗敵斗爭。”

抗戰中后期，兵源日益枯竭，可是您在書中說：“總人口百余萬的太行腹心區貢獻兵員八萬余，負擔不可謂不沉重，但并沒有引起明顯的民怨。”1945年8月，開啟對日反攻后，太行區又在短時內動員兵員四萬余。太行根據地的征兵制度有什么特殊之處？

王龍飛：戰時動員參軍難度不可低估，在太行有這樣的說法——“要糧要款不發愁，提起參軍低了頭”。太行根據地的征兵，至少有兩個方面值得重視。一是艱苦細致的政治動員，一是以民兵為核心的群眾武裝體制的有效運行。

先說打通思想。太岳區武委會曾在有關1945年參軍工作的總結報告中指出：“要作到群眾或者干部自愿參軍而不加以任何強迫，這必須是啟發說服的方法，而不是行政命令的方法，是一段最艱苦復雜的過程。”有材料顯示，在襄垣磁窯頭曾為動員一人參軍，區、村干部至其家里連續三個晚上進行說服。以及這些舉措并不是單獨起作用的，成功動員一人或一批人參軍需要各系統多舉措配合施策，堪稱“艱苦復雜”。

說服動員并非萬能，以民兵為核心的群眾武裝機制的有效運行不可忽視。民兵作為正規軍的來源是一項既定的戰略設計，也是江西時期“擴紅”經驗的發揮。中央蘇區在實踐中發現設置赤少隊（赤衛隊和少年先鋒隊）對“擴紅”有明顯的推動作用。在太行根據地建立之初，冀豫晉省委關于自衛隊即有這樣的定位——“我們應把自衛隊看成是補充游擊隊以及正規軍的最好的淵源”。后來逐漸形成從群眾到民兵到游擊隊到地方武裝再到主力部隊的升級模式（也有從民兵直接到正規軍）。群眾-民兵-游擊隊-地方武裝-主力部隊既遞次升級又同時并存。在這樣的擴兵鏈中，由農民到民兵是重要的開端，民兵作為“兵”“民”聯結者的意義因之凸顯出來。

抗戰期間，在常態性的參軍中，民兵占了相當的比例。以黎城縣為例，從1941-1945年中，民兵人數和民兵參軍人數都逐年遞增，在總參軍人數中，除1941年外，其余各年民兵參軍數均超過甚至遠超過一半，五年合計占比61.5%。而在1945年反攻大參軍中，民兵更是主要的兵員來源。太行區1945年的反攻大參軍中動員了約三萬人。據七個縣的統計，民兵占參軍人數的61.5%，最高的達78%（遼西），最低亦有50%（偏城）。另外，截至1945年底，太行區縣級以上參軍的干部有十六人，主要為各縣武委會主任、參謀組長、分武訓練干事等，這些干部大都被委以重任，如該縣獨立團參謀長、營長等，還有兩人被派往東北。

帶著槍支參軍的民兵不一定能夠直接走上戰場，但此前戰爭環境經年累月的熏陶，平時反復的操演以及親自參戰的歷練，都大大有助于民兵在加入正規軍后迅速適應和成長。正如一位武鄉老人所稱：“那會兒是先參加民兵游擊隊，過一段時間熟悉以后就送到正規軍里面了。……一下子讓他參軍他就不想參加……先參加游擊隊，習慣上一段時間的軍事生活就帶上去了部隊了。”

可見，民兵對于擴兵工作的貢獻不僅體現在反攻階段的迅速大規模擴增上，也體現在平時的常態性擴補上；不僅完成了數量上的要求，還保證了入伍后的鞏固發展；不僅貢獻了普通兵員，還輸送了一大批武裝干部。在這個意義上說，民兵對紓解兵員擴補困境無疑具有突出貢獻，民兵機制對于戰爭條件下中共武裝的穩定有序發展亦具有重要意義。

六七十年代拍攝的反映華北根據地抗戰的電影《地道戰》《地雷戰》，很多人記憶猶新，您在書中還有專節介紹地雷戰，您能介紹一下當時抗日根據地實行地道戰的情況嗎？

王龍飛：地道戰主要發生在冀中這樣的平原地區，而地雷戰則突出的是使用地雷這種爆炸性武器，沒有明顯的山地、平原分野。地道戰的出現與日軍“治安強化運動”關系密切。有報告顯示，在日軍不斷的侵蝕下，在1942年日軍“五一大掃蕩”前，冀中根據地面積所剩已不足三分之一。要承受日軍一波又一波“治安強化運動”的壓力，尋找游擊和躲避的空間至為關鍵。冀中平原地形平坦，交通四達，日軍可以充分發揮自身機動性強的優勢，建立稠密的據點，但這種地理環境不利于游擊，與日軍周旋的難度較之山地要大得多。在平原上開展游擊戰爭，沒有山岳、森林等自然屏障，必須采取適應平原特點的戰斗方式。這種背景下，向地下發展便是理所當然的選擇。恰好，就自然條件而言，冀中平原地表土層厚，地表下二至六米的為輕亞粘—亞粘土。輕亞粘—亞粘土塑性適中，常作為建筑物地基或堤壩、路堤的填土材料，有助于地道穩固，且輕亞粘—亞粘土相對易于挖掘，便于地道的形成。

在太行根據地，地雷這種爆炸性武器被廣泛使用，且效果不錯。地雷被廣泛使用，主要是因為相較槍支，地雷具有一定威力，且原料易得、制作容易、使用方便。中央軍委在1941年即指示手榴彈、地雷這兩種武器要“大量制造，普遍發給”，并要求地方軍及民兵指揮機關亦應在分區及各縣設立炸彈廠。一二九師在總結1941年冬季太行區反“掃蕩”時特別提到地雷戰的良好效果：“此次反掃蕩中各地地方武裝、民兵及各部隊均開始普遍采用了地雷戰，發揚了地雷戰的威力，給橫沖直撞之敵以重大打擊與威脅”，以至于“敵人每到一處，便不得不先問群眾什么地方埋設地雷”。1944年，太行區黨委在回復毛澤東所提有關地雷戰的問題時表示，民兵的武器最有效的還是地雷，應大大發揮。

太行根據地全民抗戰的典型戰役是持續兩年多的“沁源圍困戰”，這場戰役是如何在各方面體現全民抗戰的特點的？

王龍飛：沁源圍困和通常的大軍圍城明顯不同的是，這次圍困是將日偽軍所占點線附近的群眾遷移出去并較長時間異地生活，留下一個“沒有人民的世界”。這種曠日持久的斗爭，必然需要群眾的高度配合。要躲避敵人，要趕在敵人到達之前及時疏散轉移群眾，必須建立有效的預警體系。有日俘憶稱：“在敵我勢力交錯的地區，我們便失去了一切手足和耳目，根本得不到敵人的情報，完全處于瞎子加聾子的狀態之中。相反，貧雇農的眼睛和耳朵都成了敵人的監視哨，我軍的行動全部被敵人所掌握。”

沁源圍困的重要環節是空舍清野，涉及疏散人員、埋藏糧食、隱蔽水源、轉移財物等多方面，必然需要全體民眾參與。異地生活后，為能夠持久圍困，必須做好生產。在沁源，無論是春耕還是秋收，都進行了軍事化的組織，勞動與武裝密切結合。斗爭期間，日軍試圖尋找群眾“維持”，但多在未成氣候之時即被根據地方面通過對一般群眾的爭取教育以及對骨干分子的堅決鎮壓而瓦解。在對敵武裝斗爭中，正規軍、縣大隊和民兵共同組成游擊小組，時時處處對日軍據點及交通線發起襲擊。如《新華日報》社論所說：“沁源不是靠飛機大炮打下來的，它是靠八萬老百姓和正規軍、游擊隊、民兵的一致團結，經過長期圍困與最后的圍攻斗爭，而將敵人趕走的。”

抗日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與根據地武裝自主發展之間矛盾始終貫穿著抗戰時期，具體到太行根據地，是如何應對的？

王龍飛：紅軍接受改編時，115、120、129三個師總共也就四萬六千人。開赴抗日戰場后，本身就有擴補的需求。1937年11月8日太原淪陷后，中共中央判斷太原失守標志著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而這一階段的總的形勢是“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其他則附以于八路軍”。彼時山西境內因閻錫山部忻口等役大量潰散存在許多散兵以及各色游擊武裝，擴兵條件良好。八路軍放手擴大自己的時機已成熟，中央明確要求在不靠國民黨發餉自籌供給的條件下每師擴大三個團。兩三個月內，擴兵效果顯著。據任弼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報告：至1937年12月底，八路軍共擴兵九萬二千余人，各種槍兩萬余支。短時間迅猛擴兵大大增強了八路軍的實力，在閻錫山等自顧不暇時已造成既成事實。此后，隨著根據地創建，八路軍更是開啟了常態性的擴補。這一方面是為了鞏固和發展根據地，另一方面也是應對戰爭耗損的需要。時任北方局書記楊尚昆在1939年就指出要注意擴大正規軍，基本原因是“每一個像樣的戰斗，都會犧牲一二百人”。

中共創建根據地、八路軍擴充部隊自然引起國民黨方面的不滿，雙方因此摩擦不斷。“三次反共高潮”便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1940年雙方就增加八路軍新四軍編制進行過談判，甚至一度接近達成協議，但因兩黨在此問題上的巨大分歧，還是無果而終。中共對于“皖南事變”及“閃擊延安計劃”的處置總體上是“以斗爭求團結”，加之國內外環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繼續堅持。“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停止對八路軍、新四軍發餉，中共方面自籌給養、自力更生。隨著中共在敵后日漸站穩腳跟，根據地不斷鞏固，國民黨對于根據地的事務愈發無力過分干涉。

王龍飛在黎城縣檔案館查閱檔案，攝于2013年

太行根據地的這一全民皆兵的武裝體系，對其他根據地以及之后的解放戰爭有哪些示范作用和深遠影響？

王龍飛：全民皆兵的武裝體系是中共中央的統一決策部署，并非太行根據地獨有，因此同時存在于多個根據地。

群眾-民兵-地方武裝-正規軍并存而又梯級發展的武裝體制，既舒緩了直接動員參軍的困難，又確保了軍事力量的可持續發展。“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國共內戰時中共方面的主要戰略，其理由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對于缺乏第二線兵力的敵人，這種戰法最為有用”。白崇禧對此深有感受。在大別山與劉鄧部隊交手后，他不無感慨地說：“匪區壯丁，都是民兵，由民兵升入軍區部隊，再由軍區部隊升入野戰軍，因此匪的兵員，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補充便利。”

將散漫的民眾組織起來是晚清以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熱切期盼，“全民皆兵”便是極致化實現形式。從實際歷史進程來看，中共在全面抗戰時期在太行這樣的敵后根據地造就了“全民皆兵”的局面，而這種深度改造和重組社會的努力，既幫助中共度過抗戰難關，也深刻影響了之后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