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3月4日，當克利夫蘭總統卸任離開白宮時，比他小足足27歲的妻子吩咐白宮的工作人員好好維保家具，因為他們四年后還會回到白宮當主人。克利夫蘭果然再次成功當選美國總統，在之后的130多年里，他都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兩度當選且任期不連續的總統。直到2024年11月，特朗普再度續寫歷史，明年1月20日，他也將回到白宮，成為歷史上第二位兩度當選且任期不連續的美國總統。

特朗普 視覺中國 圖

特朗普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張，例如減稅、去管制、降福利、反對婦女墮胎權、反對給予LGBTQ人群特別權利、偏愛效率勝于公平、偏愛秩序勝于自由等政治主張與傳統的共和黨人相去無幾。其另類之處在于他呼吁美墨邊境建墻以限制非法移民，到處脫鉤、強加關稅、反對自由貿易，試圖通過制造業轉移國內使美國再次偉大的政策主張。

簡言之，打擊非法移民，限制合法移民，強加關稅，制造業本土化是特朗普“使美國再次偉大”綱領最大的賣點。學界普遍認為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白人是他最重要的支持群體。然而，事實上特朗普的很多施政綱領并不能使這部分人受益。他們之所以對官司纏身的特朗普鐘愛有加，對其眾多丑聞視而不見，最根本的原因是基于差異性的認同模式。

所以，特朗普獲勝的秘訣不僅在于他傳統的共和黨政策主張吸引了傳統共和黨的支持者，更主要的是他政治主張的核心支持者抱持著從“我們不是誰”達到“我們是誰”的反向國家認同模式。

習慣性尋找“他者”：美國的反向國家認同模式

國家認同涉及到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我們是誰”的共性認識，一方面是對“我們不是誰”差異性認識，即通過“我們”與“他們”的差異性認識達到我們是誰的共性認識。

早在殖民初期，新大陸民眾對新大陸認同的特點就是通過“我們不是誰”來達成“我們是誰”的認識。五月花號上的清教徒是以宗教反叛者的角色來定義自己，是以非英國圣公會教徒的身份來尋求群體認同以達到群體團結。

在獨立戰爭時期，由于殖民地的移民基本上都是英國人或其后裔，所以殖民地居民無法在文化上與母國英國相割裂。因此，他們就試圖在政治上與英國做出區別，把英國政府貼上暴政、貴族和壓迫的標簽，而美國的政治制度則是民主、平等與共和。這種在認識論上將“我們”與“他們”相區別，成為彼時美國民眾國家認同的最顯著特點。   

這種通過“我們不是誰”而達到“我們是誰”的反向國家認同，導致美國需要不斷尋找與自己具有差異性的“他者”而來達到團結。最早的“他者”是未開化的印第安人。直到19世紀末，美國都是以歐洲為參照物來定義自己。對美國人而言，歐洲意味著過時、落后，壓迫與不平等。相反，美國則代表未來、進步、自由、平等與共和。

19世紀末，隨著經濟崛起，美國逐漸把自己視為歐美文明的領導者，并開始尋找新的“他者”、新的挑戰者，以促進國家認同與團結。二戰后，美國自封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在以丘吉爾鐵幕演說為肇始標志的冷戰中，美國找到了新的“他者”。冷戰結束后，美國人突然感到，“沒有冷戰，做美國人還有什么意義？”至此，美國成為了亨廷頓所說的“孤獨的超級大國”。 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通過“我們不是誰”來定義“我們是誰”的國家認同方式使美國習慣性地尋找“他者”。

同時，國家認同是一種主觀性的社會構建物，可以通過政策機制進行干預與構建。換而言之，美國政府完全可以通過政策機制來彌合國家認同的分裂，以提升民眾對“我們是誰”的共識，從而不再依賴于尋找“他者”，可以使國民對共同的文化內涵達成更好的共識，或使國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而增強國家認同。然而，在這兩個方面，美國政府的政策機制都失敗了。事實上，在多元文化主義盛行的美國，通過政策機制進行同化教育已經在政治上成為不可能。同時，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盛行的美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人民越來越難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如今，通過“我們不是誰”而來達到“我們是誰”的反向認同無奈地成為部分美國人最主要的認同模式。

雖然非職業政客，經商出身的特朗普卻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大群體中強烈的反向認同思維模式。所以，特朗普明知美墨邊境修墻花費巨大，收效甚微，把一千多萬非法移民遣送出國根本不可能，但他仍然兜售修墻、驅逐非法移民、限制合法移民的政策，目的就是為了迎合了這部分人的認同模式。對這部分群體而言，他們收入停滯，地位卑微，成為了自己國家的陌生人。因此，特朗普的主張與他們不謀而合。特朗普聲稱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將降低犯罪率、節省財政開支、降低高漲的住房價格，而對移民給美國社會帶來的好處卻只字不提。

“絕望之死”背后國家認同模式的撕裂

國家認同存在兩種不同的認同模式，第一種是內在的，具有包容性、對自己民族國家的具體內涵的共識性認同。第二種是外在的、具有排他性的對自己民族國家與其他民族國家差異性的認識。本世紀以來，美國國內各階層、各族裔群體無法對“我們是誰”的內涵達成共識，因而采用強調差異性的“我們不是誰”的手段來彌補國內各階層在國家認同上的分裂。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撕裂了不同階層之間國家認同的模式，出現了精英的超國家認同與普通民眾的反向國家認同。在經濟全球化的作用下，美國社會目前存在著兩種經濟主體：面向世界的國際經濟主體，面向國內的民族經濟主體。前者利用全球的資源配置進行生產，而后者更多地依賴于國內的市場和資源，承受著外來競爭。代表前者的政治勢力要求政府延續自由開放政策，延續全球化路線；代表后者的政治勢力要求政府實施民族主義政策扭轉全球化對其負面影響。

正是在此背景下，多數精英人士成為一種超國家主義者。他們的活動都呈現出跨國性，他們從不同的國家獲得其生產與生活資料，掌握著重要的經濟文化資源，漠視國家認同，鼓勵超國家身份，并放棄對自己國家和同胞承擔義務。

對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這種精英群體的超國家身份帶來的是工作崗位的對外遷移，帶來的是他們與外國勞工的競爭，帶來的是無窮無盡的國際義務，帶來的是他國文化對美國文化的沖擊。同時，更為主要的是這一切使他們的經濟地位下降，生活水平的惡化。美國政府本可以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收益通過再分配、財政補貼等公共政策來改善這部分群體的生活。然而，美國新自由主義思想所主導的經濟政策完全忽視了這部分群體所處的經濟困境，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群體認同模式撕裂加劇。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與黑人群體在人均壽命及經濟收入等各方面逐漸呈現出收入增長停滯、人均壽命竟逐步走低的情形。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妮·凱斯（Anne Case）與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將此現象稱為“絕望之死”。

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這些群體對近況的不滿。在經濟政策方面，特朗普試圖把自己裝扮成這些群體的代言人。在商學院接受過教育的特朗普應該清楚地知道，經濟的發展源自勞動分工所帶來的效率提高，而勞動在更大地域，更多領域進一步分工是不可逆的歷史趨勢。同時，美國也將從國際勞動分工中獲得了巨大的好處。但是，為了迎合核心支持者，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在經濟政策上，他批判經濟全球化，主張限制自由貿易，對進口商品實施懲罰性關稅政策，從而試圖把制造業搬回美國。其實，這種政策的后果并不是制造業向美國回流，而是美國消費者為關稅買單，進一步提高本已高企的通貨膨脹。

如今的美國更需要一個“重要的他者”

如果反向國家認同模式在國家認同過程中處于凸顯狀態，當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處于上升期時，在對外關系上就會采取擴張與干預政策，以傳播其自認為優越的價值觀與經濟政治制度（例如冷戰時期）；當其經濟與軍事實力獨霸世界時，在對外關系上，這個國家就會強行推行政權更替，會在世界范圍內推行其民主與自由制度的政策（例如二十世紀末到本世紀初）；而當經濟軍事等硬實力處于下降狀態時，美國例外論思想就會使美國在對外關系上采取孤立主義政策，以防止他國對本國文化與政治制度的侵入（如今的美國）。

所以，特朗普批判前政府的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政策，反對現政府對烏克蘭大筆軍事援助，要求北約各國提高自身承擔國防開支的義務，以及到處退出各項國際協定，采取一種孤立主義的經濟與外交政策，正是對美國經濟軍事等硬實力處于下降趨勢的表征。

可以預見，美國民眾對國家認同的分裂將會持續，而尋找與其具有差異性的“他者”是彌合分裂、團結民眾最便捷的手段。這種“他者”是事實上的“他者”還是想象中的“他者”并不重要。在社會、政治或經濟危機時期，在國家認同中凸顯“重要的他者”有助于應對危機，還可以將之作為內部危機的替罪羊。在美國現有的國內矛盾處境下，“誰是美國人”也就轉換成了“誰是美國競爭對手”這一問題，由此產生的對“重要的他者”的遏制政策也將是長期的，不會隨著白宮更換主人以及國會多數黨改換門庭而改變。

（朱洪達，博士，華東師范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