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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寫｜鮮馨月

指導教師｜張洋

編輯｜吳筱慧

今年9月中旬，伴隨著又一個孩子轉學離開，林航成了任老師班里唯一的學生。

這個曾經下課特別喜歡瘋鬧的男孩，那兩天也變得無精打采。看著同班的同學陸續轉走，他跟奶奶說，自己也想去街上讀書。任老師害怕他一走，這個班級就沒有了。

林航所在的村小位于河南南陽。加上學前班在內，全校還有28個人。

去年9月，隔壁村的學校被撤了。任老師過去清點桌椅、搬運廢品，隨手拍下一張村小撤并的照片傳到網上，意外收到200多條相關評論。校長說，如果生源太少，下半年這所學校有可能也要撤并。“盡可能地去挽留，能拖一年是一年吧”。

任老師和林航所在的教室

二十多年前，農村學校布點分散，教育資源浪費嚴重。為了優化農村義務教育資源配置，國務院于2001年頒布了《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因地制宜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此后，“撤點并校”潮席卷中國農村。

截至2010年，我國農村共計22.94萬所村校被撤并，總量減少近五成。2012年9月，教育部出臺《關于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提出必須嚴格規范撤并程序，處理好提高教育質量和方便學生就近上學的關系。各地的大規模撤點并校從此按下暫停鍵。

然而，十多年過去，城鎮化的列車滾滾而行，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的數量越來越多。與之相對，隨著生源的逐年減少，農村地區的單人校以及幾人校現象變得常見，村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撤并和消亡。

大半間教室都空著

人實在太少，這是程飛對學校的第一印象。2022年9月，程飛通過河南省一所縣城的特崗考試，成為一名村小老師。此前，他在北京干了兩年美術設計。考慮到教師的穩定性，加上特崗競爭較小，他主動選擇到村小教書。

“我上小學的時候，一個班的學生比現在一個學校的學生都要多”，程飛說。少到什么地步呢，全校30多個學生做操的時候半個操場都站不滿。教室還是跟以前一樣的教室，但是進去之后就只有8張桌子。幾張桌子拼到一塊兒，就像兩個拳頭一樣圍著小孩。后面大半間教室都空著，零零散散放著書包和打掃工具。

人少，學校小，程飛的感受正是大多數村小老師正在面對的現實。在江西上饒，因為人數太少，劉莉之前工作的學校在五年前就被撤并。2019年，她被調到附近的另一所村小，但新學校的規模也逐年縮減。工作的第一年，全校還有6個年級，如今只剩3個，學生數量也從100多個減少到16個。

“幾乎每年都有一種斷崖式的減少，要不就是覺得成績不太理想，把孩子轉走了，要不就是因為換老師了。” 李佳原本在陜西渭南的一所村小教書，五年間，她親眼見證了學校一年級人數的逐年遞減。上班第二年，李佳所帶的一年級還有21個學生，第四年變成了13個，到了第五年就只有7人。

為什么學生都走掉了？李佳認為，一方面是因為近兩年農村生育率降低，每年招收的新生越來越少；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村小教師變動頻繁，年輕教師待上幾年就會調走，像音樂、美術這樣的副課往往都是班主任來教。很多家長擔憂學習氛圍不夠濃厚，有條件的會想方設法把孩子轉到縣里或者鎮上。在李佳曾經任教過的小學，留在村小的孩子基本都是留守兒童。爺爺奶奶在家種田管孩子，爸爸媽媽在外地上班掙錢。

李佳所在的村小，孩子們背著書包上學

村小任教“終于熬過去了”

有條件的進城讀書，留下的呢？坑坑洼洼的地都被修成了平整的水泥地，每個班都配備了全套多媒體設備。但全校只有8個學生，3個老師，一棟三層的教學樓只有兩個教室在使用。張睿在河南一所村小做了五年特崗老師，她說，像這樣的情況才是村小的常態。

2019年，五峰小學還有四五十個學生，后來三、四年級陸續被撤，老師們紛紛調走，到現在還剩下8個孩子。平日里，張睿負責兩個班的語文、音樂和美術課。

隨著學校的人數越來越少，老師們面對的第一個難題是上課。兩個班級8個學生，很難形成正常的教學秩序，有些重要的環節也難以開展。張睿舉了個例子：上語文識字課，如果開小火車，一組詞語全班要過兩遍才能開完。有時候組織男女生分角色朗讀或者小組PK，幾個學生都分不過來。班級里人少，固然有助于針對性教學，但也很難產生競爭、互助的學習氛圍。老師上課提問，教室里幾個學生都沉默不語，課還怎么上得下去呢？

張睿所在的村小

和張睿類似，在鎮中心小學工作過的任老師，更加直接地感受到人數減少帶來的巨大落差感。“鎮上的初中一個班有將近70個人，小學每個班也有50到60人不等”。而在村小，任老師的班級里只剩下一個學生。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帶著林航早讀、上課、做操、寫作業，“幾乎一整天都待在教室里守著他。”

課堂以外，村小老師也面臨著工作負擔重、薪酬待遇低以及孤獨感強烈等一系列問題。除了馬上要退休的老教師，鄉村小學里有相當一部分是年輕的特崗老師或者參加定向選調的公費師范生。根據政策規定，特崗教師必須在村小教書滿三年才能正式入編。服務期滿后，他們中的大多數會直接考進縣城或市區的學校，極少數才會選擇留下來。

距特崗期滿還有一年，程飛就已經做好打算，準備考到離家更近的小學。從家到現在的村小差不多有90公里，他往往需要在周一早上5點20分起床，再開車趕往學校上早自習。在學校，除了教授三年級的語文和全校的美術，程飛還是安全教育的負責人，需要承擔包括防溺水、防震、防火、防電信詐騙等在內的宣傳教育工作。“早上6點50到校，中午飯后照看學生午休，下午還有午自習和延時輔導課，等于說從早到晚都沒有休息時間。”

在程飛看來，特崗教師日常工作忙碌，條件待遇也普遍比較艱苦。自己的基礎工資在3000元左右，即便加上績效工資、鄉村學校補貼、延時服務費、物業費以及取暖費等，整體數額也并不多。由于離家遠，很多年輕特崗教師最開始都要住校。程飛回憶，自己剛上班的時候，學校里空空蕩蕩連張床都沒有。老師們用隔板把教室隔成兩半，拿幾張課桌拼成柜子，把床單鋪好，窗簾掛上，簡易版的教師宿舍就成型了。老教師們回家之后，他只能一個人留守學校，獨自睡在實驗樓一樓的音樂教室。“那個時候躺在床上什么感受，就是迷茫和孤獨吧。就覺得來到這個地方，無論是苦還是累都得自己接受”。

2022年9月，為期三年的特崗服務到期，潘珊主動離開村小，考到隔壁鄉鎮的中心小學。回憶起在村小任教的三年時光，潘珊只說：“終于熬過去了”。

離家遠、環境差、同事少，潘珊待的時間越長，就越想離開。2019年，她考上了江西瑞昌的特崗，成為一名村小教師。“第一印象是學校很破，不像一個學校”。左邊一層教學樓，右邊是兩層宿舍，中間的水泥地就是升國旗的地方。操場沒有跑道，只有兩個籃球架，寥寥幾個孩子在下面玩耍打鬧。學校的大門拿鎖鏈緊緊圍住，“就像一個別人家的院子。”

環境差是其次，對于潘珊來說，待在村小的焦慮感才最為致命。最開始上課時，潘珊還會設計一些熱身活動，但她很快發現，這樣的教學完全是“小題大做”。“3個人的英語課，連蘿卜蹲、擊鼓傳花這樣的小游戲都開展不了”。久而久之，她也就放棄了這些嘗試。

潘珊把村小的生活形容成“溫水煮青蛙”。她說，幾人制的教學在村小行得通，卻不適用于大班上課。鎮中心舉辦公開課比賽，像潘珊這樣的村小新老師，往往只能評個表示鼓勵的三等獎，這讓她感到很挫敗。由于特殊的小班制教學和相對封閉的環境，村小教師很難在業務能力上得到提升，發展往往受到限制。潘珊擔心，如果在村小長期待下去，自己的教學能力會越來越退化。

除此之外，村小的位置也比較偏僻，老師們下班之后只能待在宿舍，找不到人交流。每天放學鈴聲一響，從下午5點半到晚上12點，潘珊要么玩手機，要么看書，一直堅持到星期五。“特別難熬，感覺自己像是被丟在那里，坐在那里我覺得浪費光陰。”潘珊說。

特別難受的時候，潘珊會對著墻寫下長長的日記，“我相信自己總有一天會考出去的，我希望在正常的學校教書，擁有正常數量的學生。”自己本來是英語專業出身，但在村小，老師教授的科目可以被隨意更改。“我的專業、我的愛好，好像一下子沒有任何價值了。”

“我舍不得我那些孩子們”

李佳和張睿是特崗教師當中少數選擇續約，留在村小的老師。

張睿喜歡跟孩子們相處，喜歡村里慢節奏的生活。她有時候會跟學校的兩個老師說，如果這個學校一直保留，咱們一直在這兒多好。

張睿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二年級的女生。“她每天就是臟兮兮的，女孩子頭發剪得比男孩還要短，第一次來的時候看著她就很心疼。”冬天的時候，女生的手皴裂了，流著血，全是口子。每天早上第二節大課間，張睿會打一盆溫水，讓她用香皂洗手，洗完之后涂護手霜，大概半個多月，孩子的手就好了。“剛開始她來這個學校是不愛說話的，也不敢正眼看我，后來的話看見我會笑了，然后也跟我說話。”

二年級的同學要買課外讀物，比如《四個太陽》《樹和喜鵲》之類。張睿跟孩子爸爸交代了不下五次，家長一直不買。了解到小女孩背書很快，張老師說，誰最先會背，我就送她一個驚喜。女生最先背完，于是得到了一本課外書。數學老師說，女生剛來的時候，數學考70多分，語文平時也在五六十分左右，到她畢業走的那一天，語文和數學全部都是90分以上。人變開朗了，見到老師也會笑了。張睿覺得很開心，“村里的孩子們很缺愛，我覺得自己在他們心里是一個可以依靠的老師。”這是她選擇留在村小的原因。

李佳在2018年來到陜西渭南，成為東河小學第二位年輕教師。根據此前同事的說法，最開始學校連大門都沒有。第一天到學校，李佳就哭了，“感覺比自己的村子里都差”。墻壁脫漆掉灰，桌子椅子歪歪斜斜，“有的坐著坐著，凳子面就掉了。學校只有一間旱廁，最開始為了不上廁所，我可以堅持一天不喝水。”從到學校的第一天起，李佳和父母就為離開還是留下爭吵。她在沒鋪被褥的床板上睡了一個月，后來還是選擇向父母妥協，留了下來。

第三個來到東河小學的是個二十四五歲的年輕老師，也是考進了特崗。來了之后就想離開，跟父母吵架，把手機摔得稀巴爛。新老師待了一年半，最后交違約金斷崖式辭職了。身邊的老師陸陸續續離開，有的直接違約離職去了其他地方；有的三年特崗期滿就放棄續約，調到了鎮上的小學。到了第五年，就只剩李佳一個年輕老師。“我哭得稀里嘩啦的，我以為最先走的人是我，沒想到我是最后一個。”

學校里有80多個學生，12個老師，像李佳這樣的年輕特崗教師占到一半。李佳負責教一個班級的語文、數學、思想品德，還有音樂、美術等副課。因為人數少，學校里的老師多多少少都有其他后勤工作。李佳在疫情期間擔任核酸填表排查人，也負責填寫安全表。除了這些，她還當過圖書管理員、報賬員。“一個老師帶兩個學科是打底，3個都是少的。村小人少，但是工作和鎮上、縣上的學校相比一點都不少。”

這樣一堅持，就是整整三年。2021年，李佳的特崗服務期滿。本想調走離開的她又猶豫起來，“我舍不得我那些孩子們”。

學生們給李佳畫的黑板報

李佳和班里的孩子們

夏天的時候，大家都穿著涼鞋，李佳看到有兩兄弟找別人的鞋穿，她和同事便給他們一人買了一雙新鞋。班里住校生多，放學過后，李佳會買好零食，晚上把學生們叫到宿舍輔導功課或者加餐。“我那個時候自己也是一個人，經常買手抓餅、泡面之類的飯，也會帶著學生們在我的房間里煮火鍋吃。”

班上的孩子們可愛、溫暖，會做很多點點滴滴的小事，讓李佳時不時感到驚喜和幸福。“一個女生的奶奶過生日，她把蛋糕里面最好的一塊留給我，我自己都覺得驚訝”。懷孕的時候，學生的家長會送李佳靠枕和墊子一類的小禮物，她自己也會買彩筆送給學生當作回禮。學校撤并之后，一個媽媽發微信，說孩子路過老學校，硬要翻墻進去找老師。“你看他很天真，明明那個學校已經關門了，但是他還在想我應該在里面。”

李佳帶學生們一起洗頭

李佳獎勵給學生的蛋糕

為了陪當時的學生一起走完六年級，李佳又續簽了五年的村小服務期，這意味著她要在村小待夠八年時間。然而，令她沒想到的是，兩年之后村小就被迫撤并。2023年9月，學校關上了大門，學生們被分到其他學校，李佳自己也被調到了新的教學點。

“我之前是堅定要留下的，但領導說學校撤了的時候，我就后悔了。因為沒有牽掛了，他們都已經走了。”李佳定居咸陽，多年來一直異地教書。她原本的打算是把這群學生帶到六年級畢業。學校撤并后，她的愿望徹底落空了。

學校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消失了

2024年的第一學期，程飛收到通知，鎮上的3所村小被撤并，他所在的小學亦在其中。雖然之前已經收到風聲，但聽到確定的消息時，程飛還是有種猝不及防的感覺。

在宣布撤并后，兩位低年級的家長向校長提出質疑。理由是離家太遠、不方便。原本5分鐘的路程，現在需要花費更長時間。但這樣的反對聲很快消失，村小如期撤并。學生們被附近小學無條件接收，老師們也被分別調去了其他教學點。

對于程飛來說，撤校并不是一樁美好的回憶。背井離鄉工作不久，剛適應好環境又要搬家并重新認識新同事、適應新學校。“感覺就像水上的一片葉子，漂來漂去，有很強的不安全感。之前和三年級的學生本來相處很好，突然就撤校合并了。如果下學期再撤銷合并，那你又要去面對一群新的面孔。”

老學校撤并后，李佳被分配到了更偏遠的地方。被撤并的老師們需要填一張意向表，選擇自己想要調動的學校和教學點。李佳本來想調去鎮上，但是領導沒有同意。“領導讓我克服困難，我娃才六七個月，還帶著婆婆，老的老，小的小，萬一半夜有個啥事，在鎮上看病最起碼方便嘛。”她哭過，也找過領導，但最后還是被迫接受了結果。“覺得很不公平，出于各種原因吧，有的老師調到了鎮上，我沒有。”

學校撤并后，李佳的宿舍

經歷一次撤并，李佳的心態已然發生改變。在她看來，村小老師遲早是要離開的，他們面臨的是很現實的問題。學校在不斷撤并，工作在不斷變動。“這一個（學校）待幾年，不知道什么時候可能就消失了。”

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全面加強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建設的指導意見》，強調要因地制宜進行小規模學校撤并。既要防止過急過快撤并導致學生過于集中，又要避免出現新的“空心校”。

村小的撤并程序越來越標準和嚴格，但村小還是不斷走向消失與沒落。在張睿所在的鄉鎮，還剩10多所尚未撤并的村小。“去年（2023年）已經撤了四所，我們學校是最后一批，大概2025年9月份就撤了”。

村莊里被撤并的學校

撤并學校的桌椅被搬走

在張睿看來，撤并整合幾乎是遲早要發生的事。在村小呆了五年，她最直觀的感受是，招生越來越艱難。去年9月只招了兩個新生，前年招了五六個，招生最多的還是她上班的第一年，有18個學生。

保留單人校、幾人校，并不是旁人想象的那樣簡單。僅僅是吃飯層面，村小的營養午餐標準是一個學生補助5塊錢。“只剩一兩個學生，每天補貼10塊錢，怎樣去給他做東西呢？”有的學校只有幾個學生，要怎么去配備老師呢？老師多了，是一種教師資源的浪費，老師少，就有可能教不過來。“從長遠來看，整合其實是一件好事”。

盡管如此，村小撤并還是會帶來諸多隱憂。張睿說，縣里每個班平均有60多個學生，個別學校一個班有90多個人。學生多，老師不夠用，只能合班教學。對于習慣了小班制的村小學生來說，進入縣城可能就要面臨學習掉隊、幼齡寄宿等一系列問題。

撤并浪潮下，“就近入學”和“優質教育”似乎成為一種兩難選擇。農村兒童從家庭和鄉土社會當中抽離出來，向城市遷移。過去的“一村一校”已成歷史，“一鎮一校”正成為現實。學者單麗卿指出，由“撤點并校”所引發的這種人口分布變化，不只會帶來鄉村社會的文化真空，并導致或加速鄉村社會的解組。

五一放假前，班里召開防溺水家長會。又有家長問張睿，學校明年還在嗎？如果合并我們怎么辦呢？老師們之間偶爾也會閑聊，討論學校撤并后自己和學生們的去處。目前的教學情況是3個老師教8個學生，基本上能實現一對一輔導。但是等這些孩子們去了更大的學校，他們能適應嗎？這個問題沒人能回答。

留在村里的，基本都是上了年紀、臨近退休的老教師。張睿是村小里唯一一個年輕老師。鎮中心學校的領導看重她藝術專業出身，勸說過很多次，希望她能去給更多的孩子們教學。

張睿說自己還不想走。五峰小學是她上班后的第一個學校，“留在這里總有一種被需要的感覺。”此前，因為老教師們不太會使用多媒體，只能在黑板上講講寫寫，孩子們每天接受的都是照本宣科那一套。“我是音樂專業出身，喜歡帶學生們跳韻律操、背古詩，有時候說著說著就唱起來了。”她教孩子們唱布谷鳥，帶著韻律節奏擊打桌面和身體，也教學生們背“泉眼無聲惜細流”。歌詞加上動作，孩子們學得超級快。空閑的時候，她也會給孩子們找音樂電影看，比如《放牛班的春天》，還有《海上鋼琴師》。

“我要是一走，學生們就剩個上學寫字了。如果一個村莊連村小都沒有了，那就意味著這個村莊也越來越衰老了。”張睿想著，反正學校要撤并，那就待到撤并吧，“希望這一天晚一點到來。如果這個村小一直保留，我可能會一直待下去。”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圖片為受訪者提供，實習編輯吳爭、張耀英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資料

[1] 國務院公報2001年第23號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920.htm

[2] 國務院公報2012年第26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國辦發〔2012〕48號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2/content_2226140.htm

[3] 國辦發〔2018〕27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全面加強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建設的指導意見》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91366.htm

[4] 單麗卿,王春光《“撤點并校”的政策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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