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持續出圈的背景下，宋朝是存在感極強的一個時代。比如，近些年熱播的《鶴唳華亭》《清平樂》《大宋宮詞》《夢華錄》等等，都是宋朝元素的古裝劇。

關于“你最想穿越到哪個朝代”相關的調查中，宋朝總是能獲得高票。假如真的有機會穿越，我們也不能憑空而去，首先你得知道當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這時候，恰好就有一幅古畫，可以提供這樣的參考，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清明上河圖》。

放眼幾千年的歷史，宋朝之前的其他時期就沒有如此優質的“穿越指南”。這種大手筆描繪社會生活細節的繪畫為什么會誕生在宋朝呢？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跟著《清明上河圖》，穿越到北宋的都城。

傳世名畫，既“土”且“俗”

名列“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的《清明上河圖》是一張絹本長卷，它的寬度為24.8厘米，不到《千里江山圖》的1/2，長度為528.7 厘米，不到《千里江山圖》的1/2。也就是說，《清明上河圖》的面積，還不到《千里江山圖》的1/4。

關于這幅畫的作者，現在基本形成共識：張擇端，字正道，是東武（今山東諸城）人，來自儒學之鄉山東，從小飽讀詩書，后游學于京師，并學習繪畫，擅長“界畫”，尤其喜歡描繪舟車、市井生活題材。這些信息主要來自金代張著在畫末的題跋。

從布局上看，整個《清明上河圖》大體分為三個段落，從右向左分別是郊野、河道、街市。將每一個局部放大，都可以看到各種細節，連店鋪招牌上的字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有人專門去統計了畫中人物的數量，但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說法，有的說是500余人（白壽彝《中國通史》），有的說是815人（湯友常用“數米法”所得），有的說是1695人（齊藤謙《拙堂文話·卷八》）。除了人物，畫中還有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只，房屋樓閣30多棟，推車乘轎20多件。

根據諸多專家學者的考證，張擇端很可能當過宮廷畫師，但這幅畫的內容，跟我們熟悉的宮廷繪畫顯然不同，比如“十大傳世名畫”里的《步輦圖》《搗練圖》《簪花仕女圖》《千里江山圖》《百駿圖》等等，都呈現出色彩艷麗、雍容高雅的風格，其主角為帝王、貴族、仕女、瑞獸、山川。

《清明上河圖》里的主角，不是宮廷貴族，不是江山廟宇，不是皇家牧場，而是百姓市井生活場面，用現在的話說，它有煙火氣，十分接地氣。相比前邊的那些名畫，它簡直“又土又俗”。

一張“俗畫”，三個“首次”

那么，一幅“俗氣”的繪畫，為何能夠與諸多“高雅”“貴氣”的作品并列為“十大傳世名畫”呢？我們總結了一下，張擇端和他的《清明上河圖》做到了三個不平凡的“首次”。

第一，百姓首次進入畫布中心。

大約 2000 多年前，中國畫誕生的初期，人物畫就已經形成。但是，那時候并非人人都有資格入畫。我們此前探索過的漢代、晉代、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等各個時期的古畫里邊的人物都是帝王、貴族、將軍、文士、仙、佛、圣、道等等。

當然，在主角之外，很多傳世畫作里會有侍從、馬倌、奴婢等形象，在敦煌壁畫中也有很多平民的生產、生活場面。不過，這里的平民百姓之所以入畫，是為了襯托主角而存在。敦煌壁畫里的世俗生活，也是為宣揚佛家教義而服務。

我們再看《清明上河圖》，在這張以都城為舞臺背景的畫卷里，帝王將相不見了，那成千上百個人物，多為士、農、工、商等平民百姓，其中夾雜的僧、道及官吏、士兵等也脫去了主角光環，與普通百姓交織在一起。

第二，城市首次有了“標準畫像”。

說到描繪城市、城鎮、村落等聚落內容，此前有沒有呢？的確有。

在漢代的畫像石、畫像磚里就有，但多是象征性的輪廓勾勒；漢代馬王堆漢墓里出土的《地形圖》《駐軍圖》《城邑圖》，都有城市內容，但它們的主要功能是用作軍事地圖，城市在圖上也都是象征性的標注；敦煌壁畫的世俗畫面里，也有城市的畫面，但也都是作為點綴元素，為神佛、宗教主題服務的；唐宋時期的部分山水畫、界畫里，也會呈現部分聚落，如宮殿、廟宇、民居等等，但這些內容多用來作為山水的“點景”，或是為人物提供背景。

而《清明上河圖》，它的整個畫面是專門聚焦城市本身，畫中的城市既是人物的舞臺，也是畫面的主要表現對象——而且在這里，城市也不再停留在建筑或背景層面，畫中的人、動物等等，本身也是城市的一部分。

看到這張畫，大部分現代人都覺得內容很生動、鮮活，但是這樣的效果，你用相機卻拍不到：用廣角鏡頭，拍得廣，無法看清楚細節；用長焦鏡頭，拍得細，但沒法呈現周圍環境。

神奇的是，這張畫卻兼顧了宏大場面和局部細節。這正是《清明上河圖》最厲害的地方，它把城市的宏觀畫像與各種活動的微觀雕琢進行了完美融合。

其中的奧妙就在于——張擇端以不斷移動視點的辦法，也就是“散點透視法”來捕捉所需的景象。畫面雖然是鳥瞰，但不像“焦點透視”那樣“近大遠小”，無論是遠處廣闊的原野、河流，還是近處高聳的房屋，還是細部的斗拱、鉚釘、商品、招牌，都能在畫上展現得很清楚，而且能和諧地組成統一的整體。

不過，在這里要特別提醒：《清明上河圖》的寫實描繪，跟今天的攝影記錄有明顯的區別。畫雖然給人強烈的“現場感”和“逼真感”，但它并不是對現場的“復制”。

學者們把《清明上河圖》視為寫實主義繪畫的巔峰，但實際上畫面中描繪的主要地標店面、城樓、寺廟等，很難在史料中找到對應的原地，而且圖中的河流、城樓、街道的位置關系也與實際情況不符。我們將圖中的鳥瞰視角轉化為平面圖，也跟宋朝開封的街道地圖對不上。

這是怎么回事呢？

這就是這幅畫的另一個奇妙之處，張擇端在構思、創作這幅繪畫的時候，采取了“虛實結合”的手法——圖中的河 流、 城 樓、 虹 橋、廟宇、府衙等是城市的代表性地標，也是一座城市的“標配”元素。

但是，這些地方往往并不在一條街、一條河的沿岸。為了讓這些城市名片悉數出現，作者對它們做了藝術化處理，把本不該同框的若干地標放置在河流、街道兩側。

比如，畫中的店鋪雖然大多都不是具體某家店，但是卻是整個汴梁城店鋪的縮影，其他景象也是同樣的道理。這種“虛實結合”的做法，雖然沒有“照搬”城市實景，卻仍以“宏觀真實”的方式，讓我們看到了整個東京開封汴梁城的精華。

這樣的處理，去掉了眾多干擾信息，抓住了城市的典型特征，就像現在我們今天街頭常見的城市形象宣傳海報，它們跟《清明上河圖》一樣，都是經過了藝術處理的城市寫真。

《清明上河圖》問世后，被眾多畫家所仰慕。據統計，現存名為《清明上河圖》的繪畫有 30 多本，除宋本原作藏于故宮博物院外，其他多為宋、元、明、清時期的摹本。

除了這些名為《清明上河圖》的作品，還有一些描繪城市的長卷，如畫明代南京的《南都繁繪圖》，畫明代蘇州的《姑蘇繁華圖》，畫清代北京的《京師生春詩意圖》等等，也是深受《清明上河圖》影響的城市風俗畫。

第三，風俗畫首次出現標志性作品。

這種形式的繪畫，在當時是前無古人的，它開創了一種繪畫的新范式。中國畫有山水、人物、花鳥三大畫科，但任何一種都很難概括《清明上河圖》，其城郊畫面，有山水畫的意境；局部的樹木、植被描繪，有花鳥的筆法；其中的數百位人物，更是整個長卷的靈魂，這讓它又有了人物畫的精髓。

當然，后世有學者從另一個角度給它進行了歸類——風俗畫。風俗指的是某時代普遍的社會生活習俗。風俗畫就是以這類習俗生活為題材的繪畫，它采取客觀的視角，真實地描繪社會習俗的場景。風俗內容的繪畫，并非首次出現在宋朝，但達到頂峰并成為一類題材，是在宋朝完成的。

與《清明上河圖》同一時期以及稍晚的繪畫如《嬰戲圖》《貨郎圖》《骷髏幻戲圖》等也是此類。不過，其他風俗畫在尺度和豐富性上，都很難跟《清明上河圖》相比。其他風俗畫，更像是從《清明上河圖》中截取的局部片段。

綜上，對于聚焦平民、市井生活的風俗畫來說，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既是開拓者，也是集大成者。

市民商業，繪畫土壤

以平民和市井為主角的風俗畫，仿佛是在距今大約1000年的時候橫空出世。那這是什么原因呢？

我們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繪畫歷史的發展，生動地印證了這句話。宋朝畫家的筆墨從宮廷走出，為城市和百姓畫像，這背后是宋朝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

我們都知道，古代中國主要的經濟政策是“重農抑商”，從秦代到唐代，商業始終無法成為經濟支柱，而且商人地位很低。到了宋代，政策為之一變。

首先體現在營商環境的改變。

唐朝的城市里，所有居民日常生活在封閉的社區“坊”之中，做生意只能在特定的空間——“市”之中開展，開市時間嚴格規定，沒有夜市。其他區域，規定活動之外，不得從事任何商業活動。

這種情況下，商業貿易非常有限，城市居民的活動，也嚴格受限。唐詩中展現的大唐開放氣象，也只局限于皇室、貴族和豪族們的“朋友圈”。

到了宋朝，取消了“坊”“市”的界限。長安的街道格局十分嚴整，街道寬闊、平直，108 個“坊”與東西兩個“市”方方正正，這些“方塊”不能自由來往。開封城中，除了部分主干道外，大部分街道又長又細，甚至有很多斜穿的巷子，居住區和商業區常常連成一片。

這種制度的調整，最受益的就是商業：空間上可以自由走動，時間上不分晝夜，人們可以隨時隨地擺攤。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民間的商業和貿易變得十分興盛。除了不限制商業，宋朝還尤其重視文化文藝事業，總體上實行“重文輕武”的方針。作為文化事業組成部分的繪畫事業，在北宋時期高度繁榮，而且走向了職業化、市場化、商品化。

宋代商業經濟發達的土壤，培育出一大群具有消費能力的商人、市民階層，他們既是繪畫市場的消費主力，也成了繪畫作品的表現對象。具體到內容方面，比起山水、花鳥，表現社會生活場面的繪畫，更能得到這些人群的青睞。

在繪畫題材方面，我們常以山水、花鳥、人物劃分，宋朝又讓風俗畫迎來巔峰期。由于風俗畫又以人物為主，有時也被劃入人物畫。實際上，這些分類在宋朝的繪畫市場上，并沒有明顯的界線，甚至會互相交融。比如劉松年的《羅漢圖》，里邊有文人畫和世俗畫的味道。而且它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是“甲方”定制的作品，甚至有一部分“客戶”來自遠方的島國日本。

再比如張擇端，他本身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又曾入仕北宋宮廷，但他并沒有高高在上，嘔心瀝血創作的《清明上河圖》選擇了走“平民路線”。這里的平民，主要是商業繁榮孕育的城市居民，屬于“士農工商”中的“工”和“商”。

歐洲的繪畫領域，在將近 600 年后才出現了這樣的現象，比如反映了市民階級訴求的“荷蘭小畫派”，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維米爾，他的作品《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作。

宋朝風俗畫和荷蘭小畫派所處的社會環境十分相似：17世紀的荷蘭，因貿易而繁榮。10—13世紀的宋朝也是商貿大國。在大約1000年前，宋朝的城市、商業發展，在世界范圍內遙遙領先。當時的東京開封，人口規模一度超過100萬，同時期的歐洲，巴黎人口約為24萬，倫敦只有4.5萬人。

好景不長。公元1101年，《清明上河圖》問世，26年后的公元1127年，金人南下攻破汴梁城，包括《清明上河圖》《瑞鶴圖》在內的眾多珍寶，協同北宋皇帝一起被掠到北地。

張擇端的原本《清明上河圖》命途曲折，近代更是一度流落民間。幸運的是，它被有心人奮力保護下來，沒有流落海外，入藏至故宮博物院。

（撰稿：馬子雷 李正喬）

——節選自《這就是中國畫：500幅寶藏名畫讀懂5000年中華文明》

地道藝術 / 著

馬子雷 / 主編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 有書至美

2024年10月 /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