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會上的丑劇

風塵仆仆、滿心歡喜趕到巴黎凡爾賽參加和會的中國代表，迎頭被澆了一盆冷水。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之一的中國，和會上卻只有區區兩個代表席位。想當初協約國為了拉中國參戰，答應在戰后和會上，以“大國”地位相待。但眼前尷尬的是，協約國五大國每國5個席位，戰爭中提供過有效援助的國家每國3個席位，協約國陣營的其他國家每國兩個席位。答應給中國的“大國”地位，就這樣不見了蹤影。

問題來了，中國來了陸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5位代表，誰代表中國參會呢？還好，他們鉆了和會規則的一個空子。雖然中國只有兩個席位，但和會沒有規定每次會議不能換人。于是，5名代表輪流參會，人人有份。

27個國家代表參加的巴黎和會，最有權勢的是“十人會”。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意大利總理奧蘭多、法國總理克里蒙梭和美國總統威爾遜，又是“十人會”中的四巨頭，大事小情他們說了算。當中國代表在“十人會”上提出取消西方列強在華特權、廢除“二十一條”賣國條約、歸還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等正當要求時，這些巨頭就摘下了偽善的面孔，不僅拒絕了中國的正當要求，還準備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給日本。

中國代表顧維鈞的發言汪洋恣肆，令人贊嘆不已。但弱國無外交。當國人歡呼“公理戰勝強權”的時候，凡爾賽上演的卻是 “強權即真理”的丑劇。

李大釗密切注視著巴黎和會，他與大多數國人盲目沉溺于“勝利喜悅”不同，一眼洞穿了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的侵華野心。1919年2月1日，他在《國民》雜志發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明確指出，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不是平和主義，是侵略的主義；不是民族自決的主義，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不是亞細亞的民生主義，是日本的軍國主義”。

帝國主義的強權、日本的侵華野心、中國政府的軟弱無能，在巴黎和會交織上演。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這預示著中國人民將出現一次偉大的民族覺醒，中華大地將迎來一場嶄新的偉大革命。

▍《荊生》與三個書生

林紓這個人很怪。他自幼嗜書如命，而立之年從窮秀才一躍成為江南名舉人。但此后，他放棄仕途，專注文學創作。不惑之年，母亡妻故。幾位好友為幫林紓走出消沉困境，邀他一同譯書。一句外文不懂的林紓，意譯的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 竟致“一時洛陽紙貴”。從此，他的文學翻譯一發不可收拾，前后與人合作翻譯了180多部西洋小說，被公認為中國近代翻譯界的泰斗，留下了“譯才并世數嚴林”的佳話。

戊戌變法前，林紓主張維新變法，但后來思想轉向保守，甚至反對新文學運動。1919年2月17日，他在《新申報》上發表了一篇古文小說，名曰《荊生》，攻擊新文化及新派人物。

《荊生》寫了這樣一個故事。京師陶然亭的西廂，住著位叫荊生的人，“須眉偉然，知為健男子也”。這天，陶然亭來了三個書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從美洲新歸、能哲學的狄莫（隱指胡適）。這三人飲酒歌呼、放言高論，抨擊孔孟、詆毀倫常、攻擊古文。就在這時，“偉丈夫”荊生出現。他狠揍了田生、狄生，并痛罵他們：“爾之發狂似李贄，直人間之怪物。今日吾當以香水沐吾手足，不應觸爾背天反常禽獸之軀干。” 故事的結局是，“三人相顧而言，斂具下山，回顧危闌之上，丈夫尚撫簡而俯視作獰笑也”。這完全是赤裸裸的咒罵。林紓并沒有提出一點正當的理由來反對文學革命，只是把新派人物指為蠻夷禽獸，幻想把他們痛打一頓以泄憤。

真應了林紓的話，就在這個月的18日，“新歸自美洲，能哲學”的胡適，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這是第一部系統應用資產階級觀點和方法寫成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基本擺脫了中國傳統的經學形式，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 

雖然林紓的《荊生》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僅僅是一部小說、一本哲學著作，但折射出五四偉大民族覺醒來臨之前，中國新舊文化之間的碰撞、博弈與斗爭。

▍拉開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序幕

中文報刊上最早出現馬克思的名字，是在1899年2月。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發表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大同學》一文，其中介紹，“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是也”。

20年后的同一個月，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先驅河上肇先生，在其創辦的雜志《社會問題研究》上，刊發了自己寫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一文。

也是在這個月的7日，位于北京宣武門外大街、日發行量8000份以上的北京《晨報》，重新改編了文化版的副刊，增添了“自由論壇”和“譯叢”兩個欄目，開始宣傳“東西學者名人之新著”，也就是國外的新思潮。改版后，《晨報》副刊由傳播舊文化的陣地，變為傳播新文化的陣地，進而成為思想文化領域的“公共空間”，拉開了五四時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序幕。

李大釗的早稻田大學學友——陳溥賢在《晨報》推出一批介紹日本社會主義思潮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比如他翻譯的河上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文，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的先河，文中援引的《共產黨宣言》結束語，在同時期諸多版本翻譯中較為辛辣：“勞動者所喪失的東西，是一條鐵鏈。勞動者所得的東西，是全世界。愿我萬國勞動者，團結毋懈！”

作為中國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第一人，李大釗先后在《晨報》副刊以“專號”“專欄”等形式，出版“勞動節紀念專號”“馬克思研究專欄”“俄國革命紀念專號”，此乃中國報刊史上的首創，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

但是，李大釗和陳溥賢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是有本質區別的。李大釗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最后為信仰慷慨赴難；陳溥賢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介紹者，最后終老臺灣。

本文首發于《前線》雜志2019年第2期，轉載請注明微信公眾號：前線理論圈（ID：qianxian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