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的12日，我從外地回京，第一時間便去北京醫院看了臥病在床的金沖及先生。先生雖已不能言語，曾經睿智的大腦也不再繼續他畢生的學問思考，但在醫生護士和家人的精心照護下，已經住院四個月的先生，仍顯得面色紅潤安詳，一如往日的學者風范。不承想兩日之后，先生遽歸道山！在京城初冬之凜冽中，不禁又憶起過往與先生交往并受教的點點滴滴……

2010年3月與金沖及先生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

第一次知道金沖及先生之名，還是在初讀大學之時。1978年2月，作為恢復高考之后的第一屆大學生，我踏入了南京大學歷史系的大門。因為從1974年起便開始訂閱復刊的《歷史研究》，入學后就在學校圖書館開始系統翻閱自1954年創刊之后的往期雜志，從中讀到了不止一篇金先生的大作，又都是在自己感興趣的中國近代史領域，遂記住了先生之名?？烧f來也巧，也就是在這前后，從某家報紙上看到一篇報道，其中寫明金先生的身份是文物出版社總編輯，當時還有些納悶，不是同名吧？后來才知道，先生那時在文物出版社工作，而這段經歷也使先生頗為獲益，能夠從更長遠的時空中，建立對歷史觀察的更宏闊的文化視野。其實，萬物皆有史，歷史本就是門涵蓋古今廣闊時空的學問，哪怕是非自己的專業研究領域，也可以從閱讀和了解中得到許多有用的知識與助益。先生書房中那數以萬計的圖書，便是文史哲理、古今中外，無所不包，可知他的閱讀興趣之廣。后來我去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工作，也曾就世界史的一些問題請教先生，他都能從容答來，想來與他當年的閱讀興趣也是大有關系的吧。

從大學時期開始，我便始終關注金沖及先生的研究，他的論著基本都是在第一時間讀的。先生擅長的中國近代史、辛亥革命史等專門領域，與我當時感興趣的民國史研究關聯甚多，啟示尤富。1980年代開始，先生的研究主要轉向中共黨史和國史，不僅在研究上開一代新篇，即就其表述和文字，便值得我等后學細細揣摩領悟。尤記初讀先生黨史和國史研究的開篇之作《周恩來傳》時的興奮，即便是其出版近40年后的今天，也很難說有超越其上者。

但是，第一次見到金沖及先生是在何時何地，已經想不起具體的時間和地點了，所以俗話說得好，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治史者真是應該時時處處記下所見所聞??！想來初見應該是在1980年代的某次學術討論會期間的趨前問候吧。后來金先生的哲嗣金以林兄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和我成了同事，可能由此與金先生建立了一些個人往來。還有一個契機也是說來甚巧，我讀碩士研究生的導師李新先生和金沖及先生都住在萬壽路的大院里，也都從事中共黨史和國史研究。我工作后常去李新先生處聊天求教，李先生也會談起他對金先生著作的讀后感，金先生黨史國史書中寫到的歷史，李先生都是親歷者，聊起來也會傳遞出一些惺惺相惜之感。其間還有一兩次機會，奉李先生之命送書或傳遞物品給金先生，那或許就是我在私下面見金先生的開始吧。

第一次和金沖及先生有較長時間的相聚、聊天、求教，是2000年8月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召開的國際歷史學大會期間。那次由中國史學會組團參加大會，金先生時任史學會會長，同行者還有戴逸先生、齊世榮先生等一眾史學名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從北京到奧斯陸的行程頗為辛苦，由北京飛上海，轉機飛巴黎，再轉機飛奧斯陸，歷時整一天。以金先生的級別待遇，他是可以坐公務艙的，那可是舒適多了，但他事先即請會務秘書買了經濟艙機票，理由是不必多花國家的經費，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途中陪幾位不能享受這樣待遇的先生們聊天。這樣的事看似不大，卻未必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在奧斯陸參會期間，金先生每會必到，非常認真，閑時也去逛逛街，但他對那些所謂景點興趣不大，去的多半是展覽館、博物館和書店這樣的處所，其間聽他聊當年的種種經歷，學問之外也很有趣。歷史本來就是有趣的事！兩年前我作為訪問學者在挪威待過一個月，對挪威的情況相對了解，大會休會的一天，我自告奮勇陪金先生和齊世榮先生去逛街，走了一個下午，喝了一杯咖啡，聽兩位先生說學界諸事，都不滿意那些浮夸虛榮、急功近利之風，都主張歷史研究要有宏觀思考，做大學問。也就是在這次逛街時，聽齊世榮先生說起當年和吳于廑先生共同主編六卷本《世界史》，收入中國史的內容，開中外歷史融合研究之先河，但卻陰差陽錯，在中國史部分漏寫了宋代史。作為齊先生的好友，金先生對齊先生調侃之外再自我“補刀”，說他和胡繩武先生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也偶有漏錄，集體合著此等事大約難免，多加注意即可。齊先生連聲稱是，表示即行即改。后來他又主編了四卷本《世界史》，改正了這個誤失。他們的對話使我感受到老輩學者的坦蕩無私，學問為重，也成為我后來編輯多卷本民國史的借鏡。

2010年3月與金沖及先生在舊金山聯合廣場

2003年隨金沖及先生在復旦大學讀博之后，與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觸，而且先生以業師的身份，對我有了更多的要求乃至耳提面命。因為先生還承擔著各項繁重的工作，平時并不常住復旦，博士專業課程的學習，主要是去先生當時在北京毛家灣的辦公室聽講。也是無獨有偶，我讀碩時的專業課是聽李新先生在黨校的辦公室或者他家中單獨授課，到了讀博時的專業課，又是聽金沖及先生單獨授課，與如今習慣于上大課，甚至有時見導師的機會也不那么多的研究生們比，只能說是何其幸運！如今的我在四川大學授課，談起這事，同學們都是羨慕加驚詫，居然還有這樣的授課方式！其實學習之事有時不在具體講了什么，而在以此非常自由輕松的聊天方式，談天說地，天南地北，無所不包，真正體現了先賢所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表達，于我實在是受益匪淺！而且，歷史的豐富性、多面性、復雜性、包容性正可以在這樣的講授中得以彰顯，歷史的細節也可以淋漓盡致地展現。正是在這樣的講授中，我才知曉當年李新先生在1942年日軍發動的極其殘酷的“五一大掃蕩”中，如何背負著北方局的干部花名冊，歷經萬難而脫險；也才知曉出身官宦之家的金沖及先生，如何不滿于舊社會的黑暗，而奔向新中國的心路歷程。他們都是歷史的親歷者，通過這樣的方式學到的歷史，是活的真歷史！

2023年1月與金沖及先生在北京餐館聚餐

隨金沖及先生讀博之后，直到畢業，時時有向先生學習的機會。畢業之后，在近代史所和世界史所工作期間，也還不斷向先生討教，時常得其指導。在這20來年的學習討教中，感受較深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先生個性的溫婉達觀平易。金沖及先生可謂學術大家，又是有相當級別的領導干部，卻非常平易近人，毫無所謂名家大家拿腔作勢的做派腔調。對他心中的前輩長者，他尊重有加。李新先生和金先生同住一個大院，李先生是因抗日學潮而起的“一二九”一代，金先生是因反蔣學潮而起的“五二〇”一代，年齡和經歷都剛好相差一輪。有一次，李先生命我傳話，說是要去拜訪金先生，求教研究中的問題，金先生得知立即回復，那哪能夠，李先生大我一輪，理當我去拜見他！對他心中的同輩學人，如戴逸先生、齊世榮先生等，他坦誠相見，直言不諱，體現出同輩學人間的無私情懷。對他心中的后生晚輩如我等，他平等相待，從無居高臨下之感，每有細心點撥之舉。無論見解如何，他都愿意聽別人的意見，并告以自己的看法，而并不強加于人。所謂學問人生，其實相輔相成。先生的溫婉平易，不僅表現在待人處世，而且表現在學問上，治史盡量規避主觀，還原現場，不作激越聳動之論，不以個人好惡而臧否史事，哪怕他當年也受到過誤解和沖擊，卻并不以此而怨天尤人，或借筆墨去借古諷今、冷嘲熱諷。以先生所處之地位，可以看到更多的檔案文獻史料，但他從不為此賣弄，去搞所謂揭秘，而是實事求是，以達觀之態，寫多面之史，為平易之論，可謂學問人生相交相融的模范。

二是先生治學的認真執著。先生治學極講認真，每本著作每篇文章，都詳加考察史實，努力還原史事，細致琢磨文字，力求史實、立場和評價的有機統一。例如《周恩來傳》中寫到周恩來在幾個重大歷史時期和關鍵時刻的認識變化和實踐作為，立意持重，筆墨老練，飽含情感，很好地反映出作為黨員、作為政治家和作為個人的周恩來的多彩人生。先生做事又甚為執著，所謂錨定青山不放松。作為老輩學者，他沒有換筆，不用電腦，著書為文全靠一支筆，就此寫出百萬文章，評點歷史風云。離休之后的20年，他從未放松自己，仍然筆耕不輟，每年都有新作問世，其中不乏叫好又叫座的名篇佳作。直到今年住院前夕，他還出版了經過整理的當年對喬冠華的訪談記錄，為學界又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歷史紀事。

三是先生對歷史研究乃至一般學術研究特性的高度感知。先生在對我的授課和平時交談中，總是強調研究一應有大目標大志向大格局，否則就做不成大事，不是每個人一定都能做成大事，這里有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但沒有目標更做不成事；二應有適當的規劃，人的精力有限，應該集中精力在確定目標后做些事，五年能做成什么，十年能做成什么，爭取每五到十年上一個臺階，當然也須腳踏實地，實事求是而不好高騖遠，何者能做，何者不能做，何者限于條件暫時做不了，都要有清醒的認識；三應從大處著眼，從小處入手，注意學術潮流的發展，不要總是局限在小題目或長期只做單一主題，尤其重在實踐，在治學實踐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水準。他每以自己為例，歷史研究的入門在中國近代史，尤其在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研究已頗有成就之時，將近50歲時又改行研究中共黨史和國史，從頭做起，搜集史料，分析史料，投入研究，著手寫作，從《周恩來傳》起步，以后的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小平，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文集、年譜和傳記，幾乎都有他的主持或參與，而且部部嚴謹、扎實、可靠、耐看，得到學界和社會各界乃至一般讀者的高度認可和贊譽，也成為后人研究不可繞過的豐碑，先生在其中的辛勞付出，是外人難以想像的，幾乎耗去了他所有的工作時間和業余時間。可以說，先生親身實踐并完成了他的研究志向和規劃，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可以為我等晚生后輩立范者。

以我與金沖及先生較長時期近距離接觸的個人觀察，金先生是位嚴肅的學者，而且身處史學界，學問之道，更講求嚴肅。相比之下，師母奚姍姍老師在電影界擔負行政工作，平時接觸到不少演藝圈人士，所知軼聞趣事更多。先生和師母之間一文一武，倒也可以借此互補。剛好我也是個影迷，去金先生家中拜訪時，也會和奚老師聊起她在1984年秋至1985年春連續操持的英國、意大利、法國電影展的盛況，那可真正是影迷的節日，一票難求，但金先生忙于工作，一部也沒去看過，奚老師只能調侃說，可惜了！不過，金先生有時也會顯露出他風趣幽默的一面。2010年春，我和復旦的章清兄及以林兄陪金先生訪美，參加在費城召開的亞洲學會年會，去了哈佛、哥倫比亞、斯坦福等校。在舊金山漁人碼頭聚餐時，大家興起，點了一桌魚蝦蟹海鮮，內心卻不免有點忐忑，覺得有點奢呀，不知錢包夠不夠啊。金先生豪爽地說，你們不夠還有我，今天就我請客吧，最近有稿費呀！可等到結賬時，還不到二百美元，也就一千多人民幣，大家覺得就這呀，都開始搶著付款。金先生見了幽默地說，看來輪不到我這財神爺出血了！大家莞爾，一致表示，這說明中國教授的財務實力今非昔比了，哈哈！

2010年3月與金沖及先生、傅高義教授、章清教授在哈佛大學教授俱樂部

金沖及先生離休之后，勤奮依舊，從未脫離學術研究事業，并且年年有新著出版。據他自己說，如果論個人的研究成果，他在離休之后的成果大大超過了此前，因為有了更多的時間做自己的個人研究，而在離休前他的大量時間和精力都放在主持集體研究中。先生的身體也一直很好，他離休后幾次陪他出行，只見他快步疾走，我們倒是跟在后面不時氣喘，實在慚愧！去他辦公室和家中聽他聊往事，也是精神矍鑠，侃侃而談，不見老態。直到這兩年，可能是因為年過九旬，畢竟已到高齡，又兼舊疾復發，身體狀況才有所下降。

今年4月9日，去萬壽路先生住處看望，又聊了兩個小時，先生的精神仍然如常，思維仍然敏銳，對許多問題的見解仍然一針見血。只是身體確顯得有些衰老，不似過去那般健碩，或許這也是自然的規律吧。此后，先生在醫院檢查治療和家中休息調理之間往復，直到7月以后住進醫院而未再出。春天的這次見面，也是我最后一次面聆先生之教，體會先生的睿智。及至先生住院，因為各種原因，也無法隨時趨前問安，只是在先生離開這個世界前，能夠見上最后一面，私心也可以有所寬慰了！

哲人已去。今年初，較先生年長幾歲的戴逸先生離去，現在金沖及先生也已離去，老成凋謝，這一輩學人多半都離開了他們曾經活躍的舞臺，但是，先輩的精神志業、道德文章總是激勵我們后人不斷前行。

在此金先生離去之際，寫下自己的個人感受于萬一，以送先生的遠行！

2024年11月18日草于旅途之中

（本文作者系四川大學文科講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原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