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調解一線，王立夏常常需要傾聽家長里短的瑣碎，面對人情冷暖，也經常要承受不被理解的委屈。但每化解一起矛盾糾紛，就是她成就感“爆棚”的時刻。

1982年出生的王立夏是上海市楊浦區人民調解協會副會長、楊浦冰之融法律服務中心主任。14年前，王立夏走上人民調解員的崗位，成為一名上海人口中的“老娘舅”。進入社區基層后，她發現原來社區有那么多糾紛，意識到了人民調解工作的重要性，于是開始自學法律，十多年來始終扎根一線。

她從一名街道司法所的基層調解員，到成立社會調解組織開展專業性、行業性的調解工作，“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收獲當事人的一句‘謝謝’，這就是我繼續堅持的動力。”

王立夏 本文均為受訪者 供圖

如今，王立夏帶領的調解團隊立足于化解基層糾紛，同時為法治化營商環境、和諧醫患關系、幸福家庭建設、婦女兒童維權、扶殘助殘等領域開展普法宣傳、糾紛化解和公益法律服務，以“線上+線下”、調防結合等多元模式疏導、化解了3萬余件矛盾糾紛，努力筑牢社會穩定“第一道防線”。

在離婚夫妻“奪女”中尋找突破口，預防“民轉刑”

在調解的眾多糾紛中，女孩潼潼（化名）的探視糾紛讓她印象尤為深刻。

2020年5月，王立夏接待了潼潼媽媽，潼潼媽媽當時情緒焦躁，她告訴王立夏，她與丈夫已經分居，離婚訴請已經送至法院，尚未開庭。女兒潼潼住在男方家中，按約定女方應于雙休日接孩子，卻遭到男方拒絕。王立夏了解到，為了爭奪孩子，雙方多次發生沖突，女方甚至還撥打110報警。然而面對男方拒不開門的態度，警察也是愛莫能助。

王立夏說：“對于這樣的局面，如果處理不當會導致矛盾激化，甚至有可能演變成‘民轉刑’等惡性事件。”王立夏細細梳理案情，發現夫妻雙方原先婚姻美滿，因女方認為感情破裂提出離婚，本著好聚好散的原則男方也同意離婚，但雙方對孩子撫養權和財產無法達成一致意見，于是女方訴至法院。這一舉動激怒了男方，于是出現了藏匿孩子不讓女方探視的情況。

同為母親，王立夏深知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母親的角色不可或缺。她也看出，男方只是想通過藏匿孩子獲得孩子的撫養權。好在，夫妻雙方都對女兒愛護有加，這是關鍵的突破口。

多次電話溝通后，王立夏從雙方的婚后生活、財產情況、女兒生活起居等問題入手，安排雙方現場調解。在王立夏的勸說下，男方終于同意恢復之前的約定模式，雙方達成調解協議。

然而，婚姻家庭糾紛總是一波三折。就在女方等待探視的前一晚，王立夏突然接到男方推翻調解方案的電話，理由很簡單，他擔心女方接到孩子后會做出和他之前一樣的舉動，不讓他探視女兒。為打消他的顧慮，王立夏當即表態：“我陪女方一起來！”第二天一大早，她便陪著女方一同去接孩子，周日晚上再陪著送回去。

王立夏的耐心和善意打動了兩位當事人。最終在她的協調下，雙方放棄了打官司，帶著王立夏草擬的協議書至民政局辦理了離婚手續。整個調解過程既解決了當事人的家庭糾紛，又避免了雙方訟累。

2020年5月底，4歲女孩潼潼終于見到了媽媽。此前，她已經近半年沒有見過媽媽了。

婦聯參與三所聯動調解

從單打獨斗到協作聯調，擴大解紛“朋友圈”

遇到棘手問題，王立夏總會梳理經驗、結合情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高效調解方法，她以女性調解員的獨特視角分析案情、權衡利弊，總能達到以“柔”克“剛”的效果，一起長達十余年的醫療賠償糾紛也在她的調解下化解。

2009年，一名患者因腎絞痛住院手術，術后出現血尿，每日腹痛難忍，與醫院協商賠償不成，霸占醫院病床長達十年，歷經多次調解，糾紛始終未能解決。如今患者并發偏執型精神分裂癥，行為影響了其他病患的診治。

“患者不出院，院方不賠錢，怎么辦？”這成了王立夏要面對的難題。于是她組織了一支由調解員、公益律師、醫學專家三方力量組成的調解小組。

王立夏主打情理規勸牌，勸說醫患雙方各退一步。先將患者轉入分院治療，同步解決爭議糾紛；律師主打法律保障牌，全程釋法釋疑。同時，邀請醫學專家開展醫療行為評估，在此基礎上科學制定賠償方案。

歷時大半年，經過反復調解溝通，最終醫方同意將拖欠的醫療費與醫患糾紛補償一并處理，對患者作出合理賠償，患者也依約出院回家休養，歷時十余年的糾紛就此化解。

2023年起，王立夏承接了市婦聯“婦女維權驛站項目”，以專業力量為婦女兒童提供法律咨詢、矛盾化解、婦女權益保護等普惠性維權服務，構建多方力量協同參與的聯動機制。

王立夏還接過一起外地來滬少女因長期缺乏家庭關愛欲輕生的糾紛，王立夏聯動人民調解員+心理咨詢師+青少年社工，由三支力量組成一支“三師小組”：心理咨詢師為少女提供心理疏導、釋放壓力；由調解員介入化解家庭矛盾、修復家庭關系；由青少年社工引導參與公益活動、融入社會，最終幫助女孩走出陰霾、放棄輕生念頭。

普法宣傳

除此之外，王立夏秉承“每一次調解就是一場普法宣傳”的理念，做到在矛盾糾紛化解中普法，在普法中化解矛盾糾紛，更好地促進矛盾糾紛化解和法治宣傳的有機融合，將法治宣傳教育貫穿于糾紛排查化解的全過程。至今，她已開展各類公益普法活動160余場，切實提高居民群眾對法律法規的知曉度，提升法治宣傳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