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欣賞的注意力變遷

如今，人們已經不太習慣僅僅依靠雙眼去欣賞一幅畫作，科技成為了欣賞藝術的重要工具。大多數人在參觀畫廊時拿著手機，隨時準備拍照，把照片發給朋友，通過手機查找藝術家信息。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藝術史教授克萊爾·畢曉普（Claire Bishop）在《注意力紊亂》一書中關注數字技術如何重塑人們的注意力，作者尤其關注藝術家如何調整他們的作品，以適應新時代的注意力變化。然而，即使重塑人們注意力可能與全新的科技息息相關，但注意力的社交性質并不新鮮。這一特質起源于18世紀和19世紀的劇院和博物館。當時和現在一樣，藝術家引導、有時甚至玩弄人們的注意力。在18世紀，奧地利作曲家約瑟夫·海頓在原本有序的音樂中加入沉默，通過打破聽眾的期望，讓他們集中注意力。

《注意力紊亂》及其作者克萊爾·畢曉普

《國家》雜志作者弗朗西斯卡·比林頓（Francesca Billington）近日采訪了克萊爾·畢曉普，并共同討論了科技對博物館和畫廊的影響，以及注意力與藝術之間的關系。畢曉普表示自己在參觀博物館期間，會在藝術品和手機之間來回切換，可能會掃描二維碼閱讀展覽信息，會回復短信，會拍攝標簽。在她看來，這既受到個人注意力習慣的影響，也與博物館本身的鼓勵有關。畢曉普認為，我們的閱讀習慣因智能手機和互聯網而發生了改變。人們已經習慣了短時注意力，以及信息相互競爭導致的注意力分散。這種情況在2016年達到了頂峰：那時，關于在劇院中是否可以使用手機曾激起激烈討論。有趣的是，博物館則選擇了相反的路線，博物館機構決定擁抱科技，充分“利用”人們的注意力分散。舉例而言，許多知名博物館使用增強現實技術（AR）將數字內容疊加到實物上，豐富展品。增強現實技術提供的互動式教育體驗，讓參觀者能夠看到更多信息。這項技術可以吸引觀眾，使學習更方便、更具生動，同時增強了觀眾對展品的敘事和背景理解。畢曉普說：駐足在一幅畫前，專心欣賞的觀眾依舊存在（她本人最近就在大都會博物館的馬奈的《奧林匹亞》前久久不愿離去），但那已不再是大多數人欣賞藝術的真實寫照。

畢曉普表示，在19世紀，特定的視覺呈現與建筑形式被創造出來，其目的是產生所謂的“注意力”：博物館改變了懸掛作品的方式，劇院引入了黑暗并改變了座位排序。現代的白色畫廊，墻上只有一行作品，其目的在于建立作品與觀眾之間的一對一關系，讓觀眾保持專注。劇院則構建出一個黑暗的空間，讓人們虔誠地關注舞臺上的東西，同時禁止說話或聊天。

完全專注、全神貫注是一種現代建構，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后期。如果翻閱18世紀博物館和劇院的資料，我們會被忙碌的人群所震撼，他們互相交談，對舞臺上或墻上的東西毫不在意。因此，我們今天在畫廊或博物館中看到的那種社交化注意力（拍照、錄像、發短信等等）可以看作是回歸向前現代的、社交式的觀眾形式。畢曉普認為，拍照、使用手機是一種將我們帶回前現代社交形式的技術，不應該將人們在表演中使用手機歸類為“分心”，或將其視作一個“問題”。

也有不少聲音表示，自己在博物館展覽時，即使不想拍照，也會忍不住查看手機，這仿佛是一種科技的詛咒。在畢曉普看來，手機不僅僅代表社交生活，我們依靠手機工作。能關掉手機是一種特權。對于許多外包工人來說，關掉手機根本不可能。對于有孩子的人來說，關掉手機同樣是不可能的，家長永遠需要擔心潛在的育兒問題。

當談到允許人們在表演期間（比如在一場戲劇表演中）拍攝和拍照有什么好處時，畢曉普表達了對“放松式表演”（relaxed performance）現象的興趣。這種形式在過去十年間逐步興起，聚焦神經功能障礙觀眾，有殘疾的觀眾以及需要說話或活動的小孩子。如果未來所有的表演都變成更為寬松、友好、互動性更強的放松式表演，那將是很有趣的想法。

藝術家的創作策略同樣伴隨著人們注意力時長的變化而改變。首先，這種變化可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今天所有的藝術家都會預想展品在照片中的樣子。具體到作品層面，有些藝術家作出的回應像是某種癥狀，而不是刻意地、去批判性地應對注意力問題。一方面，人們對表演，尤其是持續時間較長的表演興趣增加，這是智能手機等媒體技術的直接影響。人們渴望即時的體驗，與一群人共同參與其中。但這也是矛盾的：表演中的身體即時性在照片中看起來也很棒，觀眾依舊樂于在表演過程中拍照。

還有一些藝術家有意識地通過“病毒式傳播”，或展現富有爭議或政治性的姿態，在最大程度上吸引注意力。但該行為的后果，是產生一種被稱為“高潮與衰退”的注意力模式——興趣迅速飆升，然后快速飽和并被遺忘。這類表演迅速而強烈地吸引到大量注意力，但很快人們就會失去興趣。

在采訪的最后，畢曉普表示新一代的藝術家正在處在一個新的范式中。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海量文章和檔案變得唾手可得。藝術創作者對歷史的興趣激增，但他們的作品也體現了一種“剪切和粘貼”的心態，作品具有一種“累積和聚合的傾向”，而不是綜合和提煉。我們對此也心知肚明：誰有時間編輯手機里拍的所有照片呢？

畢曉普總結道，在這些復雜的堆砌背后，是有意為之的策略——在20世紀90年代，藝術家們不想傳遞簡單的結論。當時是后結構主義的高峰期，沒人愿意被指責是在指向那些“破產”的普遍性（比如“真理”）。從那時起，藝術家們經歷了“假新聞”和“另類事實”，藝術家對待真理的思考，也進入到一個新的范式之中。

自然法則的本質

對自然法則（natural laws）本質的探索，源于我們對日常現象的觀察。太陽每天升起、水在100°C沸騰、蘋果落向地面等看似理所當然的自然現象，引發了人們對其背后法則的深入思考。我們習慣性地認為科學能夠解釋這些自然法則的結構和本質，但實際上科學給出的答案往往是不完整的，而且在現代物理學中出現了許多與傳統“夾心蛋糕模型”（layer-cake model）相矛盾的現象。這種認知上的沖突，加上我們對自然法則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到笛卡爾和牛頓影響的歷史事實，使得重新思考自然法則的本質成為必要。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理論層面，更關系到我們理解宇宙的起源和發展方向，以及人類是否能準確預測和規劃未來的實踐意義。

Aeon雜志網站11月14日刊登了一篇題為《The nature of natural laws》的文章探討了上述問題。文章作者是慕尼黑大學的哲學助理教授Mario Hubert，他的研究領域包括物理哲學、形而上學、科學哲學和認識論。

據文章解釋，自然法則是描述現實世界運作方式的基本規則。它們包括牛頓第二定律（F=ma）、麥克斯韋方程組和薛定諤方程等基本物理定律，這些法則具有普遍性，能夠在整個宇宙范圍內準確地描述和預測自然現象，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這些法則不僅僅是數學公式，更反映了物理世界的基本運作機制，它們不僅能解釋已知現象，還能預測未知現象。

文章探討了三種解釋自然法則運作方式的模型：“夾心蛋糕模型”（layer-cake model）、“報紙模型”（newspaper model）和“約束衣模型”（straitjacket model）。其中，“夾心蛋糕模型”（layer-cake model）源自17世紀笛卡爾的決定論宇宙觀，后來被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在數學上強化。其核心思想是：在某一時刻，一個物體所受的引力取決于那一時刻宇宙中所有物體的位置，而宇宙的狀態加上引力定律可以預測所有物體的運動。這個模型在經典力學和萬有引力理論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物理學的早期發展奠定了基礎，它在科學界影響如此深遠，以至于科學家可能意識不到自己在遵循它。

電影《奧本海默》中，愛因斯坦與奧本海默在湖邊談話。

然而，現代物理學中出現了許多與這個模型相矛盾的現象。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是對“夾心蛋糕模型”的第一個重大挑戰，而拉格朗日方程只是“未來影響過去”這類理論的開始。量子力學發展出了“逆因果模型”（retrocausal models），暗示未來可能影響過去；約翰·惠勒和理查德·費曼發展的經典電磁場理論認為未來的電荷可以向過去發送光信號。這些由著名物理學家提出的正式理論表明，“未來影響過去”的觀念在物理學中并非孤例，這暗示我們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對時間和因果關系的理解。雖然一些替代理論目前仍處于非主流位置，但這些挑戰涉及我們對宇宙如何開始、往何處去以及是否有某種實體在驅動宇宙等基本認識，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廣泛的理解。

“夾心蛋糕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其對“法則”（laws）的解釋存在嚴重的邏輯問題。根據紐約大學哲學教授Maudlin的觀點，自然法則被認為是原始的（primitive）、獨立存在的抽象實體，類似于數字，而不是像桌子、汽車這樣的具體物體，這就帶來了一個關鍵問題：這些抽象的法則如何能夠影響現實世界中的物理對象？雖然人類社會的法律也是抽象的，但二者有本質區別：人類可以理解法律并選擇是否遵守，有選擇的自由，而電子等物理實體沒有選擇的自由，必須遵循自然法則。更重要的是，完全無法解釋這些作為原始抽象實體的法則是如何“告訴”電子該做什么。這個問題如此嚴重，以至于哲學家David Lewis不得不提出另一種關于法則的概念（Humeanism about laws）來試圖解決這個困境。

“報紙模型”（Newspaper model）是一種解釋自然法則的理論，它認為自然法則僅僅是對物理現象的描述和總結，就像報紙報道事實那樣，而不是像“夾心蛋糕模型”那樣認為法則會“產生”或“支配”物體的行為。這個理論雖然簡單直觀，但也面臨一個明顯的問題：如果法則只是描述而不能影響物體，那為什么物體會表現出規律的行為？比如為什么臺球A擊中臺球B時，B總是會以相同方式運動？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該理論借用了休謨的觀點，簡單地認為“世界本來就是有規律的”，這是一個不需要解釋的基本事實。這種解釋雖然沒有完全令人滿意，但因為它簡單且能與現有科學理論兼容，所以在哲學界很受歡迎。

“報紙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對科學定律（如牛頓定律）的兼容僅僅建立在“效率描述”（efficient description）的基礎上，也就是說，這些定律之所以被接受，只是因為它們在簡單性和信息量之間取得了最佳平衡，而不是因為它們揭示了世界的本質規律。理論上可能存在其他描述方式（如詳細的時空坐標列表），只是不夠簡潔高效。而在現代物理學發展中，一些新理論如量子力學中的逆因果模型（未來決定過去）和否定絕對同時性的狹義相對論，都與傳統的“夾心蛋糕模型”（要求過去決定現在，現在決定未來，且需要獨立的原始時間流動）不相容。這些物理理論的出現暴露了現有模型的局限性，也為新模型“約束衣模型”（straitjacket model）的提出創造了必要性。

“約束衣模型”（straitjacket model）是由三位數學家/哲學家Chen、Goldstein和Adlam提出的自然法則理論模型，其核心思想是：自然法則是原始的（primitive），但它們的作用僅僅是“約束”物理世界中可能發生的事情，就像約束衣限制了人的行動范圍一樣。這個模型不需要像“夾心蛋糕模型”那樣要求有“產生”作用和時間流動，它結合了“報紙模型”的普遍性和“夾心蛋糕模型”解釋規律行為的能力，因此能夠解釋逆因果現象和相對論等現代物理現象。不過，這個模型仍然面臨著形而上學的難題：它沒有解釋法則是如何實現約束作用的，也無法說明抽象的法則是如何作用于現實世界的物體的。盡管如此，它仍然是目前解釋自然法則較為全面的一個理論模型。

作者最終認為“夾心蛋糕模型”相對更好。這是因為它最能解釋“法則如何約束物理可能性”這個形而上學核心問題，并在解釋常規物理現象（如臺球運動）的因果關系方面表現出色。相比之下，“報紙模型”雖然避開了形而上學的負擔，但無法解釋世界的穩定規律性，這些現象在該模型下只能被解釋為持續的巧合；而“約束衣模型”雖然更通用，能解釋包括逆因果在內的現代物理現象，但過于寬泛且沒有解決形而上學問題。作者提出了一個務實的解決方案：不必執著于尋找完美的統一模型，而是可以保留“夾心蛋糕模型”作為主要解釋框架，同時為特殊情況（如逆因果現象）開發補充性的解釋框架。這種方法既保留了“夾心蛋糕模型”的優點，又承認并解決了它的局限性，體現了更實用的科學哲學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