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消息，詩人的故事》，張新穎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290頁，76.00元

新穎老師繁多的著述中，這似乎是第一次把和詩歌相關的文章集中收錄起來。書的標題一如既往的有意趣：通過詩，原本無限遙遠的詩人們就好像成了老朋友，從過去給你捎來一些口信；著者就成了時光的郵差。于我而言這“消息”還有一層意思。大三時我曾選修新穎老師的“中國新詩”課，想想居然已過去十年了，此書就像是翻出的一封封舊信，那時印象最深刻的幾講——馮至的《十四行集》、戴望舒的《蕭紅墓畔口占》、魯迅的《我的失戀》、沈尹默的《月夜》等等，一一重新浮現眼前。此外還有不少當年沒聽過的篇目，正是意外之喜，可以做回課桌上托著腮、跟著老師神游北海的學生。

這本書所收錄的四十多篇文章長短相間，多談四九年以前的新詩詩人和詩歌，也兼涉北島、海子、于堅、歐陽江河乃至崔健等幾位當代詩人。新穎老師的談法深入淺出，常常是從問題出發——這“問題”并不是我們當下幾乎墮入學術套路的所謂“問題意識”，而是切身的、從閱讀和生活中生長出來的問題。與其說是問題，不如說是“驚奇”，比如戴望舒到底為什么被里昂中法大學開除？陳夢家怎么會寫一部豫劇劇本？穆旦的碩士論文為什么一直沒有被發現？甚至“你知道水的形狀嗎？”發現這些問題并為之“驚奇”，需要一個詩人的敏銳和天真，而實在地探究下去，則又需要一位學者的老練了。書中文章既有結合相關文本的細讀，又有一手史料的鉤沉，更兼文學史和社會史的把握，將詩放在詩人的生活中看待，將詩人放在社會歷史中看待，互相鏡照。如果有一個關切的中心，那就是“人”。

把人從觀念中贖回，可以說是新穎老師一以貫之的學問之道。書中詩人們的形象都不是教科書里的刻板模樣。戴望舒不是一個只會在雨巷里淺吟低唱的情詩王子，也不僅有抗戰時期的沉郁和決絕，在法國讀書時他也跟我們一樣會“翹課”，一翹就是兩個月，去西班牙“看電影，逛書店”；年輕的穆旦并不終日醉心語言和歐美現代主義詩歌，雨林中的九死一生也沒有讓他忘記如何生活；夏濟安和卞之琳都曾有過苦戀經歷，劉半農會寫打油詩自嘲，聞一多在課堂上的名士瀟灑，林庚寫到得意處“幾乎從椅子上跳起來”……他們都是那么的鮮活、有血有肉。我尤其喜歡的是《穆旦在芝加哥大學——成績單隱含的信息及其他》一篇——這篇其實早已是膾炙人口了——文章描述了作者在芝加哥大學尋訪穆旦往事的經歷，不論對普通讀者還是初入門徑的文學研究者來說，都可以借此文一窺學術研究的堂奧：那不是辦公室的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的東西，它需要你始終帶著體溫和對人的關懷，以及純粹的好奇和執著。人文學術就是去認識“人”。穆旦當年“來往的朋友很多，周末聚會，打橋牌，跳舞”，和楊振寧、李政道等同學爭論是否回國；他篤行自己的學習規劃，對學院體制毫不在意，“成績并不算好”，甚至險些沒有拿到學位。我想到周與良《永恒的思念》里這樣描述那個時候的穆旦：“當時良錚給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講話很風趣，很文靜，談起文學、寫詩很有見解，人也漂亮”，又想到穆旦留下的相片總是笑容，即便是被歷史反復碾壓過后的晚年。經歷了那么多，曾經那個“瘦瘦的”“漂亮”青年，仍然以笑容的形式將一種不會磨滅的人的精神留給我們。

這樣，書就呈現了一個個“有情”的人?！坝星椤笔切路f老師常談的核心關鍵詞，也是我們這些學生受益最多的地方。不過這次讀書，我倒是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討論一個個人的時候，許多文章都有意無意地涉及了“樹”。不僅人“有情”，草木同樣是“有情”的。這是詩騷以來中國文學的基因，在新穎老師的文章和所談的新詩詩人筆下常常表達出來——書中提及的穆旦的《詩八首》、路翎的《紅果樹》《老棗樹》、牛漢的《悼念一棵楓樹》《半棵樹》等詩歌，紛紛借助樹來理解自我和世界。《尋訪戴望舒游學法國的事》一文的最后，作者在里昂三大的校園里看到了戴望舒的紀念牌，但首先注意到的卻是“一叢丁香樹”（這顯然是與戴望舒名作《雨巷》的互文，真是用心的紀念）；走在中法大學里，也是“迎面一種樹，滿身大片大片的黃葉”，后來才知道是椴樹。這些樹或高大或秀美，生生不息，就好像逝者并沒有逝去一樣。樹和人當然很不同，人卻總是能從樹的生長中獲得教育，獲得生命的感受?！丁拔业墓趋览飿淞⒅篮愕淖藨B”》一文中，一棵楓樹支撐了牛漢的生命，這種支撐不僅僅是精神的，也是身體的，牛漢繁重的勞作后疼痛彎曲的脊背，是靠著這棵楓樹才得以慢慢豎直起來，這一特殊的境遇使得詩人“恢復了身心的‘單純和素白’”，因而這棵樹并非什么象征，而是一種真實?！蹲貦爸馈芬晃乃劦挠趫詢墒自姼璧膶Ρ戎兴l出的現代社會中“那些被忽視、被遮蔽、被犧牲和毀滅的人、事、物及其與之相聯的一切”，同樣被一棵棕櫚樹所映照出來。正是通過對樹的體認，一種經驗的不可穿透的實在性得以掙脫生活習以為常的慣性和觀念性，使生命的豐富感受豁然開朗。這也正是詩歌重要功能的所在。

既然是談詩，細讀的功夫當然不可少。新穎老師本就是詩人，談詩時對詩歌的語言有著別樣的細致和敏感。《“孤獨的愛情”與豐富的現代敏感》一文說“一首詩好不好，能不能經得起一句一句地細讀，可以作為檢驗的標準之一”，可謂一針見血。幾篇文章也的確是按照這一標準去解讀的。談穆旦《詩八首》的這篇從“你底眼睛看見這一場火災”分析“火災”一詞“火”與“災”之間的矛盾修辭所容納的溫暖與危險，從“像季節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一句讀出詩所呈現的季節本身的力量感，從“成熟的年代”、“自然蛻變底程序”、“上帝”的推進中讀出一種“既高于我們個體的生命，又內在于我們個體的生命”的力量的顯現過程等等，都是很好的示范?！镀颗c水，風旗與把不住的事體》這篇同樣抽絲剝繭地分析馮至《十四行集》的第二十七首，解讀瓶、水、形狀所構筑的隱喻系統及其辯證，又借助與里爾克《旗》、斯蒂文斯《壇子的軼事》兩首名作的對讀，探視馮至的獨特之處。《海子的一首詩和一個決定》一文讀到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一詩中“糧食和蔬菜”一句，通過與海子其它詩歌中常見的具體、特殊的物象（比如“麥子”）的對比，分析海子為何“把獨屬于他個人的意識和感受擱置了起來”——“不幸是有個性的，而幸福沒有個性”……這些文章所展示的細讀方法，值得詩歌閱讀者借鑒。

書中還有不少篇目是對那些早有定論的詩歌的重讀、重估，尤其是對一些早期新詩。在我看來，新詩第一個十年中的確還存在大量值得重讀的詩歌。在革命年代，它們因為不夠“政治”而被批評和無視，在“重寫文學史”的年代，它們又因為不夠“現代”而被束之高閣。《新詩的童年》從我們對早期新詩的普遍態度談起：“現在回過頭去看初期的白話詩，多會帶上優越感，以為實在幼稚，不足道也”，這種態度對當時的詩人們實在不公平，也缺乏必要的“了解之同情”。朱自清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偏偏不選最早刊出的新詩之一——沈伊默的《月夜》，因為“吟味不出”其“妙處”，新穎老師卻把這妙處講得很清楚：詩歌處理的“是人與自然分離的重大主題……隱含著近代以來人與自然的關系不知不覺中發生重大變化的信息。不過，后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并沒有充分地領會這一信息。這是特別遺憾的。”《“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一文談胡適的《蝴蝶》，這首詩素來被認為過于直白、甚至淺陋，是早期新詩所謂只有文學史價值而無文學價值的有力證據，文章卻從胡適的回憶入手，講此詩看似空洞的“孤獨”其實是具體指向了當時文學革命所受到的阻力。后來胡適講“詩的經驗主義”，就更可與后來馮至等人里爾克式的“詩是經驗”的信條聯系起來看，見出其中的復雜之處了。

這些重估之中，有幾篇文章討論八九十年代幾位“老詩人”晚年的“新作品”，比如路翎、牛漢、鄭敏等，尤其值得關注。文學史上對這一詩人群體有一個特別的指稱，叫做“歸來的詩人”，在當年也曾引起一些討論，不過很快就被朦朧詩及其后第三代詩歌的火熱所掩蓋，至今遠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堵肤嵬砟甑摹靶呐K”》一文，就反思了批評界對路翎晚年詩歌的漠視，這些詩歌不應被削足適履地放在“時代災難——個人被摧毀——才華消失”的框架里對待，在認真地閱讀之后，反而應該看到“穿透黑暗時代的人性光輝”，那些“不好看”的“傷疤”都充滿了真實的生命經驗?！抖盏拇蠛：驮姼琛芬晃恼勁h和鄭敏，牛漢這位“有著蒙古血統的高大的詩人”的性情被幾段文字展現得淋漓盡致，就像真的聽到牛漢在談話一般；鄭敏那部分則引用了一首她早年的詩歌，十分的好，我卻都沒有印象，幸而在這篇文章中讀到。鄭敏晚年同樣寫了一大批詩歌，收在了《鄭敏文集·詩歌卷》里，論者寥寥，在我看來和她早年的詩歌相比，其實是存在非常大的進展，有機會一定要寫一寫。

書前的“小序”提到此書與多年開設“中國新詩”課的關系，還附上新穎老師自己寫的有關米沃什與陳世驤舊事的一首詩《詩：之，止，姿》，言“說到在大學任教，此事意義有大有小。就其小而言，可以小到眼前這本書”，至于其大，我想就在詩中所說“發掘文學作為對抗黑暗之光的創造力量”。陳世驤四十年代后身在異國而著力建構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理論框架，五十年代闡釋中國傳統文藝思想中“姿”的概念，從語源學的角度考察“姿”和“詩”所共同融攝的“活動”（“之”，即去往）與“靜止”的辯證內涵，打開了我們對中國詩的理解。新穎老師在小序此詩最后一句，將陳世驤這一“姿”的概念理解為“活動最富有意義時的把握與表現”。這也與首篇對馮至《十四行集》最后一首詩的闡釋乃至每一首新詩相通。馮至那面“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的“風旗”，整合起那個時代渙散、變動的光和黑夜、草木和心意，“呈現出自身敞開所獲得的各種經驗化合之后而成就的提升和開闊”。這是風旗之姿，也是詩之姿，更是人之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