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著名中共黨史和中國近代史專家、復旦大學杰出校友金沖及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4歲。

金沖及，1930年生，上海人，畢業于復旦大學史學系，歷任復旦大學團委書記、教務部副主任、教學科學部副主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員、文物出版社總編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常務副主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及復旦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日本京都大學客座教授；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史學會會長；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及第八、九屆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副主任。

金沖及先生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歷史學家。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稿》（與胡繩武教授合著）、《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抉擇》《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應對三大戰役的》等；主編《毛澤東傳》《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朱德傳》《陳云傳》等中共領袖傳記。他先后多次獲得中國圖書獎、中國出版政府獎、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

鐫刻歷史，亦融入時代。從上海到北京，從復旦大學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金沖及一生筆耕不輟，成果斐然，既為世人留下中國近代史領域具有開辟意義的史學力作，更有一部部偉人傳記和黨史研究著作，展現了不凡的史學眼界、治學能力和人生智慧。

他說：“當代人寫好當代史，是無可推托的歷史責任。無論當代人也好，后代人也好，其實是各有各的‘時代局限性’。當代人和后代人各有各的地位，相互不能替代。”

01 少年方遒 復旦求學與投身革命

1930年12月，金沖及生于上海。中學時期，他在歷史課上取得高分，并著手閱讀《史記》《綱鑒易知錄》《白話本國史》等史學書籍。

高中畢業時，17歲的少年金沖及面臨著一次重要的人生抉擇：是選擇就業機會多的化工系，還是選擇自己鐘愛卻較難找工作的歷史系？當時，因高校招生是各自分開進行的，他已被一所大學的化工系錄取。經過緊張的思想斗爭后，他依舊堅定地選擇復旦大學史地系，自此開啟了與復旦、與歷史學的緣分。

金沖及先生在復旦大學的學籍表

入學后，他用功學習，但彼時中國的社會政治狀況愈發惡化、國民黨開展各種倒行逆施，讓金沖及實在無法只埋頭書桌“不關窗外事”。

“我深刻體會到如果國家和民族沒有前途，任何個人理想都無從談起。”金沖及曾說。

山河飄搖，民生哀嘆。1947年的寒冬，眼見上海街頭總有凍死的難民，有學生率先組織募衣活動。隨后，1947年的嚴冬，上海街頭每天都有凍死的難民，同濟大學學生首先發起勸募寒衣的活動，復旦大學地下黨組織抓住勸募寒衣和不久后的抗議九龍城事件等契機，發動一大批學生。

1948年1月29日，國民黨調動軍警對上海的學生運動進行殘酷鎮壓。那一天，金沖及在現場親眼目睹了軍警持馬刀亂砍，不少學生因此受傷。“跌倒算什么/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天快亮”，當學生們被武裝押送回校時，依舊不屈地唱著這首《跌倒算什么》。這般血淋淋的現實，金沖及始終記得。

復旦地下黨在一年級學生積極分子中組建外圍組織——新生社。新生社成員后來半數以上參加了地下黨。圖為新生社成員1947年在上海郊區登山活動。二排左三為金沖及先生。

這個有正義感的年輕人，見證了亂世與不公之，不甘心只埋頭苦讀，而是橫下心、全身心投入到愛國民主運動中。當時，有一本封面印著“文章講話，葉圣陶著”的書吸引了他的注意，閱讀后，才知曉里頭其實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如此編印是為了逃開國民黨的搜查。

也是在這一時期，金沖及認真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和黨的理論，并在1948年初秘密加入了黨組織。8月，國民黨政府特種刑事法庭以“擾亂治安、危害民國”的罪名傳訊并通緝了他。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他被秘密地安全轉移。

上海解放后，金沖及重新回到復旦大學，全身心投入到新政權的鞏固和建設中。作為學生代表，他擔任了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校學生會主席等，同時仍然堅持上課。

受教于周谷城、周予同、譚其驤、胡厚宣、蔣天樞、馮雪峰、唐弢、章靳以等一批復旦名師，金沖及逐漸形成“怎樣才算是做學問”的標尺，在歷史學領域繼續深入探索。

02 開天辟地 挑起中國近代史學科“大梁”

1951年，金沖及畢業后留校工作，先后擔任校團委書記、教務處副主任、教學科學部副主任等職。隔年，復旦大學黨委鼓勵有條件的行政人員在系里兼課，當時叫“雙肩挑”。

1951年7月1日，復旦大學黨總支全體黨員合影，前排右二為金沖及先生

雖說工作量增大，但對喜歡歷史的金沖及來說，他自然十分愿意投身到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領域。1952年，恰逢全國院系調整，教育部規定大學歷史要把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時期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范圍來設置課程。

過去的史學研究，并沒有把中國近代史專門當成學問，對金沖及來說，這既是挑戰，亦是難得的機遇。在備課、授課過程中，金沖及反復對中國近代史加以研究，如同慢慢挖掘一座學術寶藏。

1953年起，金沖及與胡繩武開始在復旦大學給學生講“中國近代史”。1960年起，他又陸續帶過5個研究生（當時叫“副博士研究生”），給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中國近代史教學和研究工作者。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金光耀認為，這門課奠定了復旦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學科的基礎，也讓中國近現代史成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科的一個強項。“可以說，我們這一代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長起來的。”

金沖及先生來復旦大學參加歷史系研究生答辯后合影。前排左起：姜義華、金沖及、陳旭麓、陳絳、余子道、楊立強；后排左一胡禮忠

1954年2月，《歷史研究》創刊號發表了胡繩《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文章提出了用“階級斗爭的表現”來作為近代中國歷史的劃分。當時，金沖及大膽提出不同看法：中國近代歷史劃分的標準，應把“社會經濟（生產方式）的表征和階級斗爭的表征”結合起來考察。同時，他也對孫守任在《歷史研究》第6期發表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的商榷》一文，提出自己新的見解。

1955年春節，金沖及用一整天的時間寫出《關于中國近代歷史分期問題的意見》。他寄到《歷史研究》編輯部，本想和胡繩商榷，不料很快就發表了，并引起史學界的重視。

這是他第一篇重要史學研究成果，開啟了他的學術生涯。富有年少氣的年輕人，敢對前輩的觀點提出新穎見解，也保持著謙虛：“我的很多看法都是以胡繩同志的意見為根據的，孫守任同志的文章也給我不少啟發。”

同年，金沖及撰寫《論1895年到1900年英國和沙俄在中國的矛盾》一文，發表在《復旦大學學報》上。這是他第一篇利用原始資料寫成的長篇史學論文。1956年，他又在《復旦大學學報》發表了《云南護國運動的真正發動者是誰》，并由《人民日報》學術版專門介紹。

談及做學問的訣竅，金沖及有獨到見解：“從史學專業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問題意識、廣闊視野、嚴謹學風和文字表達等都很重要，但重點是問題意識。可以說，有了問題才會去尋求解決。問題意識，不僅是研究的方法，應該說也是研究的動力。”

對金沖及而言，選擇歷史研究作為自己的畢生任務，雖然說樂在其中，同時也實在是一件“苦差事”。在給譚其驤先生八十歲壽辰的賀信中，他曾寫道：“自己在治學時即便是小處也不敢掉以輕心，寧可把自己當笨人對待，多下點笨功夫，不敢巧取，更不敢‘想當然’就信口胡說。”

03 時不我待 知天命之年為偉人立傳

1981年夏天，金沖及由文化部借調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參與《周恩來傳》的編寫工作。1983年，金沖及完成正式調入；隔年，他擔任研究室副主任，1991年又任常務副主任，直至2004年離休。

知天命之年，金沖及不僅要參加編輯出版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文集、文獻匯編，還要研究這些領導人的思想和生平，編寫他們的傳記，可謂是新的壓力：“以往對中共黨史只有一些常識，沒有做過什么研究。到了50歲才大改行，步入這個新的領域，這是我的弱點。”

但換個角度看，這也非常有吸引力，因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保存著大量黨史資料，特別是主要領導人的原始資料。徜徉于歷史文獻之中，大大開拓了金沖及的治史空間，加之得到胡喬木、胡繩等老一輩黨史理論家的耳提面命，更使他受益匪淺。

“所以辦法只有：不氣餒，不取巧，首先從系統地腳踏實地地鉆研原始檔案著手，多向其他同志請教。”為此，他下細功夫、大功夫、苦功夫，全身心浸泡在浩如煙海的原始檔案中。無數個日夜，為弄清不少史實的細枝末節而耗盡心力。

秉持著這種精神，在研究室三十幾年的時光中，金沖及主編了《毛澤東傳（1893—1949）》《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朱德傳》，共同主編了《毛澤東傳（1949—1976）》《陳云傳》《李富春傳》，前兩種分別獲得第三屆和第一屆國家圖書獎。他也曾在八個月的時間里，在胡繩的主持下，參與編寫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

除編寫領袖人物傳記外，金沖及還參加了一些領袖人物年譜的編輯工作。在他看來，傳記著重于去剖析傳主一生中的重要事件，行文時不必過分拘泥于時間順序，可年譜必須嚴格按照事情發生的先后順序來記錄。兩種工作的進行，讓金沖及能不斷把兩種體裁互相補充。

人至耄耋，金沖及仍未擱筆。編寫《二十世紀中國史綱》時，75歲的他不會用電腦打字，卻仍堅持用筆一個字一個字寫下來。為此，他花費了近三年的時間，才撰寫完這部120萬字的著作。2009年9月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2010年獲得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

“金沖及老師是追求真理、原則性極強的求真務實者，但他又是團結同志、熱情謙虛、低調做人的楷模。”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原副主任、金沖及學生劉其奎曾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2008年5月29日，俄羅斯科學院主席團會議經過無記名投票選舉金沖及教授為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是中國歷史學界繼郭沫若、劉大年之后獲此殊榮的第三人，但金沖及并未張揚，包括對自己經常聯系、在《文匯報》工作的學生也沒有透露。

04 一生牽掛 無法磨滅的復旦情結

從1947年到1965年，金沖及在復旦大學待了足足18載。時間再向前推，他從10歲就進入了復旦大學附屬中學初一年級讀書，完成了初高中階段的學習。

“金先生是最早一批復旦學生地下黨的成員之一，他對復旦的感情尤為深厚。”復旦大學檔案館特聘研究員、78級本科生張國偉認為。

張國偉本科上過金先生的《辛亥革命史》，畢業后無更多交集。直到2020年，張國偉關于校史的著作《相輝：一個人的復旦敘事》出版，在同學建議下也寄了一本給金沖及，并未抱希望有回音。

未料，金先生給張國偉回了一封長達六頁的長信，一手蠅頭小楷，清秀齊整，飽含對這個陌生晚輩的鼓勵，也指出了書中一些可改進之處。從那以后，兩位年齡相差30歲的復旦歷史人，因對復旦的熱愛再次建立聯系。

金沖及先生給張國偉的手寫信

金沖及先生因其能言善寫，在復旦期間曾為校長以及黨委書記楊西光等領導起草過多份總結、報告以及內參，是了解復旦內情的重要人物。這幾年，張國偉常跟金先生通電話，就復旦校史問題向他請益，常常一打就是一小時，“你不喊停，金先生會一直講下去。”

“金先生記憶力好，侃侃而談，讓我深受啟發。”張國偉感嘆，金沖及已過90歲高齡，記憶力驚人，思路清爽，幾十年前的事情在他口中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把他講的話記錄下來，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這讓張國偉恍然回到當年的1239教室。那是第一教學樓一個有后門的大階梯教室，金先生的課從來滿滿當當、無人缺席。

與張國偉一樣，金光耀對金沖及先生的課堂有著難以磨滅的記憶：金老對史事和史實嫻熟于胸、信手拈來，上課幾乎不看講稿；講課中氣十足，激情澎湃，極富感染力。“他對史料的熟悉程度、對問題的獨到見解以及卓越的表達能力，給我們這屆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0年參與編寫《歷史系七十五周年系慶論文集》時金沖及先生與編委會成員合影

離開復旦后，金沖及一直心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發展，尤其是對后背學者的成長給予關注和支持。

“與金先生第一次見面，他竟然很熱情地說，他知道我，這讓我很驚訝。”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任黃洋回憶，“我的研究領域是世界古代史，之前并沒有機會和金先生打交道，聆聽他教誨，他怎么會知道我這個小青年呢。看我一臉疑惑，他解釋說之前聽朱維錚先生跟他介紹過我，他就記住了。這讓我既驚訝又感動，離開復旦這么多年了，他仍然如此關心母系的情況。”

2023年8月因病住院前，金沖及仍完成了《喬冠華談周恩來和新中國外交》一書的編輯整理工作。“這本書由其公子也是歷史系系友的金以林贈送給我，我第一時間閱讀完畢，深受感動。”金光耀補充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金先生都沒有停止過對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研究。”

進入復旦的那一刻，金沖及或許并未想到今后的人生走向，但他始終記得身為一個復旦人、一個歷史學人的初心，為民族立志、為史學立心，為理想信念而奮斗終生。“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就像一場接力跑，前人到達的地方，就是后人繼續前進的出發點。”

金沖及先生千古！

（原題為：《著名歷史學家、杰出校友金沖及先生逝世，深切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