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爭》系當代英國史學家托馬斯·克里斯托弗·斯莫特（Thomas Christopher Smout,1933— ）的一部環境史著作，全名《自然之爭：1600年以來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地區的環境史》。對于這部著作問世的意義，蘇格蘭斯特靈大學歷史系的菲奧娜·沃森博士評論道：“如果有人致力于使同行信服環境史是值得史學家關注的一個重點，那么這個人就是T.C.斯莫特。”沃森之所以這樣有感而發，可能是因為斯莫特原本長期研究的是經濟史和社會史。如今，斯莫特則是作為蘇格蘭經濟史與社會史學家，同時作為蘇格蘭環境史奠基人為國際史學界所熟知。不過在我國，包括歷史學者在內的絕大多數讀者并不知曉這位成就斐然的英國史學家，尤其不清楚他為何會在長期深耕經濟史和社會史之后走進環境史領域。為此，我們試圖借《自然之爭》中譯本問世之機，系統梳理斯莫特的生平，介紹其學術成就，并探究其走進環境史領域的原委，以便更好地理解《自然之爭》的內容、觀點主張及其價值或意義。

《自然之爭：1600年以來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地區的環境史》

斯莫特的生平及學術之旅

1933年12月，斯莫特出生于伯明翰。父親阿瑟·斯莫特是一個工廠職員的兒子，后來升任伯明翰基諾克斯軍工廠經理。在斯莫特的孩提時代，“二戰”爆發。戰爭期間，其父應丘吉爾首相之請，擔任英國國防部輕武器彈藥局局長，戰后因此被封為爵士。

戰時，為躲避納粹德國戰機的轟炸，斯莫特和四個哥哥隨父母疏散到距伯明翰10英里之外的拉普沃思，在那里差點被炸彈擊中，但也讓他第一次體驗到鄉村生活并愛上鄉村。戰爭結束后，他父親在伯明翰以南20英里的伊夫舍姆附近的謝里弗思-倫奇買了一座農場，他們一家人在此住了多年。他熱愛這里，在這里了解了許多有關鳥類的知識，并養成了觀鳥的喜好。總之，兒時的農場生活深深地影響了他，讓他對環境產生了興趣，尤其使他明白了在特定環境中人類如何與自然互動的道理。

因遵奉衛理公會教派信仰，1946年斯莫特隨幾個兄弟一起入讀由衛理公會于1875年創辦的原為男子寄宿學校的雷斯中學，1953年中學畢業后進入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專業是歷史學。斯莫特的本科導師是新入職克萊爾學院的杰弗里·埃爾頓，后者長于英國政治史，后來成為英國憲政史大家。不過，在斯莫特看來，埃爾頓過于強勢，他為了躲避埃爾頓的指導，便有意選擇了埃爾頓所知無幾的一個蘇格蘭課題來學習、研究。讀研究生的時候，斯莫特名義上的導師是劍橋大學基督學院的貿易史專家、長于荷蘭研究的查爾斯·威爾遜。由于埃爾頓和威爾遜對蘇格蘭都不夠了解，他們就安排鄧迪大學的悉妮·萊思教授為斯莫特的外部導師。萊思教授的研究專長是蘇格蘭貿易史，著有《1550—1620年的蘇格蘭貿易》。受萊思教授的指導和影響，斯莫特撰寫了題為《1660—1707年蘇格蘭與波羅的海的貿易》的博士論文，他的第一部著作即是在該論文的基礎上擴充完成的。

1959年，斯莫特以優異成績從劍橋大學博士畢業，入職愛丁堡大學經濟史系，在那里執教20年，從助教、講師一路升到經濟史教授。他講授英國、歐洲、蘇格蘭和殖民地美洲的經濟和社會歷史，選課和指導的學生多達數百人，包括后來成為英國首相的戈登·布朗。由于他想要有所改變并迎接新的挑戰，因此他在1980年轉到圣安德魯斯大學，任蘇格蘭史講席教授，1991年從這一工作崗位上提前退休。之后，他又出任“圣安德魯斯高級歷史研究中心”主任、思克萊德大學客座教授，并先后前往北美、澳洲和東亞講學。

斯莫特作為英國當代著名史學家，很長時間一直主攻經濟史和社會史，在人口史和經濟史的許多方面著述頗豐。他的第一部著作、出版于1963年的《英蘇聯合前夕的蘇格蘭貿易（1660—1707）》，即著力考察導致蘇格蘭人默許與英格蘭聯合的經濟因素。其他的經濟史和社會史著述，包括與他人合著、合編的作品還有多部，主要是《從17世紀到20世紀30年代的蘇格蘭人口史》《蘇格蘭和愛爾蘭經濟-社會史比較（1600—1900）》《蘇格蘭人民史（1560—1830）》《社會史論文集》《對財富與穩定的追求：經濟-社會史論文集》《一個世紀的蘇格蘭人（1830—1950）》《蘇格蘭人之聲（1745—1960）》《1843年蘇格蘭工人階級狀況》《蘇格蘭物價、工資和食品（1550—1780）》等。這些作品涉及蘇格蘭經濟和社會歷史的方方面面，對于人們認識蘇格蘭尤其是它與英格蘭聯合之后的歷史變遷和社會變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斯莫特開始致力于環境史研究。據他自己所言，他是在圣安德魯斯大學作為蘇格蘭社會史和經濟史學家生涯的后期成為一位環境史學家的。而他對自己作為一位環境史學家的界定是：“一個既從人的角度又以人們與之共享這個地球空間的其他生物的角度出發，研究人與自然之間不斷變化的關系的人”。對于這位環境史學家的貢獻，國外學界的認知與定位是“英國環境史發展的關鍵人物”，“蘇格蘭環境史的創建者和一位主要的歐洲環境史實踐者”；國內學界對他的環境史研究成就也有所介紹，認為他是“英國環境史研究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這樣的贊譽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他所做的許多工作而生發的。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他在圣安德魯斯大學創辦了環境史研究所并開展系列活動。

上文提到，1991年斯莫特已從蘇格蘭教授崗位上提前退休。盡管如此，他仍想要做一些新的事情。其時，他對環境史的興趣日益濃厚，因此他向圣安德魯斯大學提出建立環境史研究所的申請，很快就得到了學校的許可，從而創辦了當時西歐唯一的環境史研究機構。從1992年到2001年，斯莫特擔任該研究所所長。這期間，該研究所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內容主要涉及科學、醫學、技術和環境歷史。1999年，該研究所獲得“蘇格蘭高等教育基金會”的資助，隨后與斯特靈大學聯合成立“環境史與政策研究中心”。不久之后，斯莫特作為該中心的環境史學家，參與策劃和組織了2001年9月在圣安德魯斯大學主辦的歐洲環境史學會第一屆雙年會，題為“環境史：問題與潛力”。

在斯莫特及其合作者斯特靈大學歷史系的菲奧娜·沃森博士的指導下，圣安德魯斯大學環境史研究所以及“環境史與政策研究中心”承擔了許多項目，選題涵蓋林地史、沿海考古、環境污染史、土地利用和文化景觀、自然保護和鄉村休閑以及物種史等領域，這使得來自歷史學、社會學、自然科學等許多學科的研究人員可以在一個大致規定的范圍內做自己最有興趣的研究。2002年以來，斯莫特還出任“蘇格蘭海岸考古與侵蝕問題信托組織”主席，引領圣安德魯斯大學環境史研究所積極參與題為“海岸觀察”的沿海考古項目，通過鼓勵當地志愿者進行沿海考古遺址的調查和挖掘，防止這些遺址因侵蝕或堆積而遭到破壞。

這樣，在斯莫特的創設和引領下，圣安德魯斯大學環境史研究所通過跨學科合作和多樣化的項目研究，以及廣泛的國際合作與學術網絡的建立，在環境史學術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成為英國乃至國際環境史研究的重要中心，為后繼者進一步研究和交流環境史提供了合適的平臺。因此，英國廣播公司的歷史雜志評論說，該研究所“在推動英國環境史事業方面掌握了主動權”。斯莫特本人則通過這類學術組織及項目研究工作，得以逐步深入環境史，不斷開拓進取。

進一步思考斯莫特為何能在其學術生涯后期走進環境史并作出突出貢獻，我們認識到，除了前文提及的早年獨特經歷的深刻影響外，至少還有兩方面的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個人愛好和公共服務的促進。從個人愛好來說，上文述及，兒時的農場生活讓斯莫特養成了觀鳥的喜好。之后，這一喜好一直伴隨他，以至被譽為“一位敏銳的鳥類學家和觀察者”。從公共服務來看，或許是由于家庭出身、衛理公會信仰以及雷斯中學強調學生責任心的影響，斯莫特一直心懷社會，并被公共服務所吸引，成為眾多社會組織的成員，還在其中擔任過理事、副主席和主席等職務。這包括蘇格蘭古代和歷史遺跡皇家委員會、自然保護委員會蘇格蘭顧問會、蘇格蘭自然保護委員會、蘇格蘭自然遺產協會、蘇格蘭歷史博物館、皇家歷史遺跡委員會和國家與地區檔案咨詢委員會等。

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斯莫特應邀加入蘇格蘭自然保護委員會及其后繼者蘇格蘭自然遺產協會，還在1992—1997年間擔任蘇格蘭自然遺產協會副主席。這段經歷不僅為他贏得了廣泛的社會贊譽，還為他投入環境史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現實經驗。這期間，他曾以蘇格蘭自然遺產協會副主席的身份，著手處理過大量的現實爭端，他感受到心中洶涌澎湃的情感“是由面前這些充斥著激烈爭論的棘手案例及諸多問題本質上的歷史屬性傳遞出來的”。他意識到，在蘇格蘭自然保護委員會以及蘇格蘭自然遺產協會里，人們所討論的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有一段歷史，它們要么被忽略了，要么被搞錯了，但這往往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比如林地管理或山地欣賞等。因此他認為，新成立的環境史研究所應該積極提出新政策，批評舊政策，同時他自己也越來越被環境史所吸引。

這樣，正如有學者評論的，斯莫特在環境史學科中發現了一種方法，“可以將對人性和社會的深刻的專業理解與對自然，特別是鳥類的更個人的關注結合起來”。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參與蘇格蘭自然保護委員會、蘇格蘭自然遺產協會等組織的工作，使他對環境史研究如何在實踐中為政策提供信息有了親身體驗。

如果說，上述方面主要著眼于他個人和英國國內的一些情況，那么我們還需要跳脫這一范圍，在更大的層面去思考，這就需要論及可持續發展問題對斯莫特的影響。這是因為，斯莫特關注并開啟環境史研究的時候，正值可持續發展理念在國際社會日益弘揚之際。由于可持續發展問題是當代社會主要問題的一部分，它對斯莫特來說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推動力，因此我們看到，無論是在環境史著述中還是在環境史宣講中，他都會談及可持續發展理念以及從歷史角度思考相關問題的必要性。這一時代背景，無疑是促使他日益深入環境史的關鍵因素。

譬如，在與他人合著的《蘇格蘭本土林地史（1500—1920）》第一章“導論”中，斯莫特在針對“本土森林”做解釋和定義并論述蘇格蘭人對林木的利用時談及可持續性和可持續發展問題。他說道：“這里的核心問題是，我們的祖先是否明智地利用了蘇格蘭的森林：它們是否以一種可持續的方式被加以利用？提出這個問題也就引出另一個問題——人們所說的可持續性是什么意思？”為此，他著重論及可持續性概念的歷史變遷和當代蘊涵，以及理念上的共識和實際措施上的分歧等復雜情形。

又譬如，2006年11月斯莫特在北京師范大學講學時專門有一講談及可持續發展理念以及有關歷史問題，即“可持續性和英國的森林史”。在這一講中，他首先列舉了《布倫特蘭宣言》和里約熱內盧會議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剖析了它的內在矛盾，并指出歷史上幾乎不存在與里約的定義相一致的可持續發展的例子，必須承認，某種行為或制度是否可持續的問題，并不是某個時候的人們所關切的問題。當然，為了自己和家人能在某一地方生息繁衍，他們也是會關心這個地方在經濟上的可持續性的；而如果某一資源與己無關，他們可能就會漠不關心。所以，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實際情況往往與所定義的并不是一回事。

這樣，斯莫特以其深厚的學養，以及一個史學家的強烈的現實關懷，在年近花甲之時深入環境史領域，努力探索、耕耘，從而得以在晚年結出環境史碩果。在20世紀90年代，斯莫特主編并出版多部關于蘇格蘭人與自然關系變化歷程的論文集，它們分別是《蘇格蘭與海》《史前以來的蘇格蘭：自然變化與人類影響》《土壤與田地制度的歷史》《蘇格蘭林地史》和《若斯默丘斯：一座高地莊園上的自然與人（1500—2000）》。新世紀伊始，斯莫特又有多部環境史著作出版，它們分別是專著《自然之爭》和《環境史探索文選》、編著《蘇格蘭人與林地的歷史》以及合著《蘇格蘭本土林地史（1500—1920）》和《福斯灣環境史》。通讀這些著作可以知曉，斯莫特對環境史主題有著廣泛的探索、研究，并突顯了特色，這里聚焦于《自然之爭》略加分析與總結。

《自然之爭》的成書背景

《自然之爭》基于1999年1—2月斯莫特在牛津大學福特講座的講稿整理成書。進一步討論其成書背景，可以從該選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兩方面加以思考。

就必要性而言，一方面，斯莫特在教學研究和擔任公共職務期間意識到，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地區的現代環境爭議皆有其不容忽視的歷史根源，“然而，在沖突中，雙方都傾向于將這些矛盾視為僅具有當代和當下意義的問題”。這種思想傾向和文化氛圍有可能會阻礙現實環境問題的解決。因此，歷史學家有必要揭示這些環境問題的歷史起源，為公共討論和公共決策提供更多的歷史參考。回到歷史中，我們“將發現人類過去加諸自然的種種做法，并非想象中那般仁慈；無論我們追溯到多久以前，浪費、自私與短視始終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同時，歷史上也沒有可供借鑒的黃金時代，它既不存在于前資本主義時期，也不存在于前基督教時期，更不存在于史前時期”。因此，在斯莫特看來，與其利用想象中的黃金時代為自己的審美品味或政策傾向辯護，不如回到真實的歷史語境中探尋解決現實爭端的策略。

另一方面，斯莫特意識到了環境史作為新興學科范式的潛力，它能夠突破過去農業史只關注土地利用中的社會動因的局限，同時也能夠超越社會史在研究不列顛北部地區時將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地區劃分開來的限制。他就此說道：“對這一項范式的應用（主要以論文形式呈現），能夠使我以全新的視角思考土地利用問題，并能夠使我的研究跨越蘇格蘭的南部邊界，因為環境自身很難體現政治邊界。”如果要揭示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地區現代環境爭議的歷史根源，從土地利用的角度探討就是必要的。因為現代環境爭議的實質在于，人們對相同自然資源的管理方式和利用理念存在沖突。然而，如果從傳統經濟史和社會史的視角來分析不列顛北部地區的土地利用問題，就會不自覺地將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地區分割開來。這種以文化視角割裂兩地的做法，并不利于人們認識這兩個擁有相同環境屬性、面對相同歷史和現實環境問題的地區，也不利于人們理解不列顛北部地區土地利用史中的環境動因。

就可行性而言，一方面，斯莫特在公共事務方面的經驗賦予了他捕捉現實熱點和提出關鍵問題的能力。因此，他承認自己“在（英國）自然保護委員會和蘇格蘭自然遺產協會董事會任職的那些年，我確實萌生了寫作蘇格蘭啟蒙運動所稱的‘有用之歷史’的想法”。同時，他也意識到在分析用地方式的差異時，尤其需要考察人們所秉持的一組自然觀，這組自然觀可以被恰當地概括為“利用與怡情”。而這組自然觀并非在今天才出現并主導著當前環境爭端的解決，它們產生于不列顛北部地區的現代歷史之中，并在400余年間不斷碰撞和影響著人們的環境品味和政策選擇。恰如斯莫特所言，自現代以來，“利用與怡情間的關聯與沖突是如此真實。一方眼中的圖騰恰是另一方眼中的害蟲，且并非所有有力證據都掌握在一方手里”。

另一方面，由于多年從事社會史和經濟史教學與研究，并且掌握了環境史研究方法，因此斯莫特具有深厚的學養基礎，得以完成該書的撰寫工作。具體而言，蘇格蘭社會史與經濟史的研究經驗，使斯莫特關注到不同社群在用地方式上的不同選擇及其自然觀念的沖突。例如對19世紀蘇格蘭的改良者們而言，安德魯·斯蒂爾對高沼地景觀的批評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們的用地觀念：“無邊的荒原……是美景中的瑕疵，是不列顛農業風光的嘲諷對象。”但對威廉·華茲華斯那樣的浪漫主義者來說，他們既厭惡農業改良觀念，又身體力行地投入捍衛自然景觀的斗爭之中。因此，斯莫特稱現代以來“歡愉是對詩人、夢想家和女性而言的，利用則是對實干家而言。”究其原因，這是由于現代人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不斷加強，因此他們打破了古代那種兼具實用性與娛樂性的靜態自然觀。

這樣，基于必要性和可行性，就可以很好地理解斯莫特何以能宣講并寫出《自然之爭》。

《自然之爭》的敘事內容與洞見

如果說，不同社會群體所代表的不同自然觀念及用地方式是社會史和經濟史關注的重點，那么環境史視角就使斯莫特關注到不同環境事務中人與自然的多重關系。因此，斯莫特以林地養護、土壤培植、水域管理、山地保育、鄉村保護五大環境事務為主題，確定了該書的敘事內容，并借此凸顯其洞見。

具體來說，該書在第一章直陳“利用與怡情”主題，厘清1600年以來人們對自然的不同態度之后，第二章即通過解構現代英國廣為流傳的“卡列登大森林”迷思，考察不列顛北部地區自17世紀以來半天然林和人工林的發展狀況。斯莫特指出，林木的經濟用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不列顛北部地區的生產者在16世紀便開始養護森林。“當人們將林木用于冶鐵、煉鉛、制革、車工工藝和（為紡織貿易）制造草堿時，需求量的擴大才最終引發了森林拯救行動。”然而，出于經濟目的養護森林的行為與同時期及以后出于怡情目的養護森林的行為還是有所不同的，這主要體現在他們所保護的樹種及林地景觀的差異上。正如斯莫特所言：“當國家在植樹造林中的作用逐漸減弱時，私營林業部門的相關作用則逐漸增強，后者再度點燃了環保主義者的怒火；雙方的矛盾主要集中于‘以針葉林取代半天然林’的問題上……但我們并不能就此認為，林業委員會和森林產業部門曾全部秉持‘利用高于怡情’的價值立場。”因此，在不列顛北部地區的林地養護問題上，斯莫特認為“利用與怡情”的斗爭已逐漸緩和。

在第三章，斯莫特同樣指出，現代以來不列顛北部地區為經濟目的而改變土壤成分和結構的行為，也引發了“利用與怡情”的沖突。尤其當那些培植土壤的行為損害了該地區的生

物多樣性和鄉村美景時，這種沖突變得更為突出。在斯莫特看來：“老一代人總認為，這個世界，尤其是農業世界正變得越來越糟糕；這似乎已是老生常談了。在這種情況下，對眾多年逾五十的農民而言，悲涼之處莫過于他們能夠清楚地記得比現今更為迷人的鄉村景象。”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被視為農業活動對當地人怡情需求的侵犯，自20世紀以來化學農藥在農業生產中廣泛應用之后情況尤其如此。斯莫特知曉，“1962年，蕾切爾·卡森在美國寫作了《寂靜的春天》一書，該書引發了歐洲公眾對農藥濫用的焦慮”。但他也清醒地指出：“即便在今日，鳥類衰亡的原因也遠比農藥的使用更為復雜；”且“在1964年和1969年兩個階段，絕大多數的農業常規化生產，已避免使用主要品類的持久性有機氯農藥”。正如數個世紀以來不列顛北部地區的農民通過改良土壤來進行農業活動那樣，他們不僅用汗水澆灌這片土地，還對其傾注了深厚的熱愛。因此，盡管化學農業和轉基因技術仍對生物多樣性和鄉村美景構成威脅，但不列顛北部地區的土地利用者們，正如他們的先輩那般，逐漸找到了弱化現代農業負外部效應的路徑。

斯莫特還將邏輯一致的思考延伸至水域管理和山地保育問題上。他說道：“在400年的歷史進程中，不列顛北部居民調整了水源的分布格局，這是最令人驚嘆的。”由于此種改變既排干了部分沼澤水域，又制造了新的濕地水域，當前的情況是“人們很難記起多少土地曾浸泡在水中。尤其在英格蘭北部地區，當前的數千公頃良田在17世紀時就是沼澤和泥地”。與此同時，“水利工程師的勝利是（人類）轄制水源最偉大的成就……他們完善了農田的排水系統，并改變了英國每處農田的微觀生態”。20世紀以來，“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地區持續興建水庫并開展引水工程”。雖然很難準確估算人們排干沼澤所造成的生態損失是否能被水庫工程創造的生態價值所抵消，但不列顛北部地區民眾針對水域管理問題的斗爭，逐漸演變為針對鄉村保護問題、污水治理問題以及水利工程破壞自然美景問題的斗爭。在這些問題中，除了相對復雜的鄉村保護問題外，后兩個問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決。“大約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種真正的范式轉變出現在我們對自然的建構與理解之中，這足以觸動政治家們和法律制度。”此后，不僅與公眾健康息息相關的污水處理問題得到了重視，“曾經不證自明的蓄水、發電和引水計劃（也）開始不再能夠輕松地通過（議會裁決）”。

相較之下，山地保育問題的綜合性更強，因為山地環境包含林木、土壤、水域和生物等多重環境要素。斯莫特指出，不列顛北部山地既為人廣泛利用，也為人駐足欣賞；那里既難找到無人涉足的地方，又是不列顛群島最富野性氣息的地方。因此，“利用與怡情”的斗爭在山地保育問題上尤為激烈。現今，人們從怡情觀念出發，“對高沼地和山區棲息地表現出普遍擔憂……這些生態棲息地能供養的生物數量越來越少，且物種越來越貧乏”。為了探究該現象的成因，斯莫特便從大型牧羊場的興起取代農戶牧牛經濟、狩獵莊園的興起以及空氣污染的擴大等三個方面，剖析了經濟活動對山地生態系統造成的威脅。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秉持怡情觀念的不列顛北部居民已察覺到這種危機并積極找尋補救方案。譬如，斯莫特指出：“如果補助金能以牧羊人（為標準）發放，而非以綿羊（為標準），再如果農戶須為牧場英畝數付費，而非為牲畜數量付費，那么一種收效更佳且愈發傳統的畜牧體系便生成了，同時畜牧者會將數量適中的優質牲畜從一地趕至另一地，確保過度放牧永遠不會發生。”再譬如，“極少數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及其朋友……會積極抵御公地畜群的侵擾”。

誠然，斯莫特察覺到自19世紀中期以來，具有怡情訴求的群體不斷壯大，從少數富有的地產者擴展至大多數不列顛北部居民。這一變化不僅使他們根據自身的怡情觀念贏得了“準入權”斗爭的勝利，也使他們在人數龐大和需求旺盛的情況下成為鄉村環境的新利用者，因為其活動同樣對鄉村美景和自然構成了威脅。正如斯莫特所言：“最后一章的論述圍繞鄉村在地產權及其限度方面的問題展開；從19世紀關于準入權方面的爭論，拓展至20世紀關于景觀保護和自然保護的爭論。”但不列顛北部居民關于“鄉村保護”問題的爭論，如同他們對于“林地養護”“土壤培植”“水域管理”和“山地保育”問題的爭論一樣，能夠在用地者和怡情者之間達成階段性妥協。其破解之道在于：“鄉村必須認可城鎮具有完全合法的鄉村利益……其次，城鎮——在該語境下，既指廣義上的公眾，又指狹義上的環境運動——必須尊重農民需要利用土地的事實。”

這樣，《自然之爭》聚焦于自然觀念主題，通過上述的敘事框架，將環境、經濟和社會維度的歷史有機地融合起來，凸顯了環境史視角下“利用與怡情”觀念研究的綜合性與復雜性。這是因為，要準確定義“利用與怡情”觀念，并區分它們各自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群體中所代表的多樣活動是極其困難的。由于“怡情”觀念本質上提倡破壞性較小的利用方式，而許多出于怡情動機但受制于外力的人類活動最終同樣導致了環境破壞，因此，斯莫特在環境史視角下考察“利用與怡情”觀念時，有意將行為目的與影響目的達成的人力與自然力因素結合起來，并將這兩個思考維度置于一個坐標系中加以理解（見圖1）。這個坐標系可以被劃分為四個象限，每一個象限代表著不列顛北部居民在400年來進行環境決策時更多是出于怡情還是利用的目的，以及基于該目的的行為在實踐中更多地受人力還是自然力的影響。

圖1  16—20世紀環境決策的影響因素

譬如，斯莫特在《自然之爭》第一章中談及：“20世紀70年代，捕殺海豹直接成為絕大多數英國公眾心中的禁忌——海豹被公眾定義為極討人喜愛的生物，故對它們的任何利用與捕殺都是非正義的。”對此，有批評者認為英國公眾保護海豹的初衷在于其能利用海豹獲得觀賞價值，這與漁民利用海豹獲得經濟價值的行為無異；此外，保護海豹還致使“不斷增加的海豹數量正對鮭魚、鱈魚及其他品種魚類的儲量造成嚴重威脅”。斯莫特卻指出，這種爭議既無助于人們理解事情真相，也無助于爭議雙方達成諒解。

將保護海豹定義為“怡情”之舉很難與捕撈海豹的漁民達成共識，當漁民認為“怡情”之舉并非理所當然地優于“利用”之舉時，情況更是這樣。與此同時，英國公眾保護海豹的良善動機也無法確保此舉不會導致其他環境問題。我們應當將20世紀70年代英國公眾保護海豹的行為置于坐標系的第三象限去理解（見圖1）：該舉動就英國公眾的決策目的而言更多地出于怡情需求，但在保護海豹的過程中，海豹的自然繁殖確實對周圍海域的魚群造成了影響；這更多是自然力的作用。因此，在斯莫特看來，倡導保護海豹的英國民眾應該與支持捕殺的英國漁民在理解上述事實的基礎上，共同尋找保護和捕殺之間的平衡。

同樣，如果要理解16—18世紀晚期不列顛北部地區的森林衰退問題，就不能簡單地將該問題定義為利用行為導致的林地破壞。盡管不列顛北部地區的林地利用者尤其看重林木資源的經濟價值，但他們同樣不愿看到林地毀壞的結果。此外，盡管本地居民過度使用林地資源、外來者參與采伐活動和領主法庭法規僵化等人為因素，是導致該時期森林衰退的主要原因，但氣候惡化之類的自然因素也在起作用。因此，比起簡單地判斷某種行為是完全出于利用或怡情的目的，以及判斷某種行為的后果是完全由人為因素或自然因素所致，更重要的是，要進一步厘清某種行為更多地是出于哪種目的，以及某種行為的后果更多地是由哪種因素所致。

上述主張，恰恰體現了斯莫特在融合環境與經濟和社會維度之后，就具體歷史問題加以探討和分析時所得出的不同于一般成見的特色認識所在。不僅如此，《自然之爭》還具有諸多洞見，這里總結如下幾點：

1、將環境作為歷史的能動者看待

斯莫特強調，自然環境在人類的社會和經濟活動中始終扮演著能動者的角色。通過探討自然與人類社會活動及經濟活動的相互作用，可以更全面地揭示人類文明存在和發展的歷史

動因。

2、超越政治邊界的研究

斯莫特采用了將環境融入社會、經濟的研究視角，打破了傳統的政治界限，不再將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視為兩個獨立的區域，而是視為一個具有相同環境特征的整體。這種跨區域的視角有助于讀者更充分地理解現代環境問題的綜合性和復雜性。

3、歷史地考察環境問題

斯莫特努力通過歷史敘事加深社會對現實環境問題的理解，避免知識界對環境及現代環境問題的討論過于抽象和泛化。他揭示環境問題的歷史起源，為公共討論和公共決策提供更多的歷史參考。這既是對歷史中的自然環境本身的考察，也是對歷史中自然環境在人類社會及經濟事務中所扮演角色的考察。

4、自然資源在人類觀念中的雙重屬性

斯莫特探討了人類利用自然資源創造物質財富和保留自然資源用于精神觀賞的矛盾態度。這種矛盾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沖突中表現尤為明顯，例如在林地養護、土壤培植、水域管理、山地保育和鄉村保護等具體問題上，斯莫特都揭示了“利用與怡情”的矛盾。

5、從坐標系上理解環境與社會和經濟的關系

斯莫特將人類的行為目的（利用或怡情）與影響此種目的達成的人力與自然力因素結合起來，并將這兩個思考維度放置在一個坐標系中加以理解。這種方法有助于理解某種行為更多地是出于（利用或怡情）哪種目的，以及某種行為的結果更多地是由（人力或自然力）哪種因素所致，因為任何行為本質上都不會出于單一的利用或怡情目的，也不會單一地受人力或自然力影響，用這種方法可以讓讀者更準確地解析環境與社會、經濟的關系。

通過這些方面，斯莫特在《自然之爭》中將環境與社會、經濟相融合，進而提供了新的歷史分析視角，為更好地探尋歷史的真相提供了可能，并昭示了經濟史和社會史拓展的方向。

《自然之爭》的廣泛意義

斯莫特學術生涯晚期的環境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們看到了環境史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發展。對于成就斐然的歷史學者來說，斯莫特在將環境史視角納入已有的史學領域，進而在歷史學中開拓創新這一方面，無疑起到了示范作用。對于這一示范效應，上文引述的沃森的評論值得重視。因此，我們希望借助《自然之爭》中譯本的問世，不僅增進中國史學界對斯莫特本人的學術成就尤其是環境史研究成果的了解，而且增進中國社會對環境史的歷史面向及其現實意義的認知。畢竟，即便絕大多數中國讀者并不熟悉斯莫特在英國環境史領域所作的貢獻，但也絕對不會對其所關注的環境史問題感到陌生。

正如斯莫特在《自然之爭》的序言和首章中談及的那般，自18世紀晚期以來人類在面對特定的自然環境時，總會呈現出既想利用這種環境資源創造物質財富，又想保留這種環境資源用于精神觀賞的矛盾態度。盡管古羅馬詩人賀拉斯早在公元前1世紀就提到了這種矛盾態度，但直至1848年，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密爾才以現代經濟學視角，將這種態度清晰地表述為人們在面對某種自然資源無法同時滿足多種用途時所產生的矛盾心態。此后，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馮·維塞爾在1889年出版的著作《自然價值》中，將這種矛盾心態產生的原因闡釋為“機會成本”理論，即人們在決定某種經濟資源的用途時，注定要為某項選擇放棄多項替代性選擇，從而陷入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心態之中。

但在斯莫特看來，歷史學家仍有必要研究上述問題。其主要原因是，通過厘清兩種自然觀念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的碰撞，可以避免知識界對歷史行動者的討論過于抽象、空疏和泛化。如前所述，當斯莫特以蘇格蘭自然遺產協會副主席的身份著手處理現實爭端時，他感受到心中洶涌澎湃的情感正“是由面前這些充斥著激烈爭論的棘手案例及諸多問題本質上的歷史屬性傳遞出來的。”因此，他提醒讀者關注現實問題背后的歷史動因。但他絕非要為某些特定的現實選擇提供歷史的證明，從而走上“輝格史學”的道路，而是要用歷史敘事加深人們對現實問題的理解，從而以突破“立場性辯護”的開放心態，投入對現實問題的討論之中。

此外，斯莫特還認為有必要借助環境史的研究方法，以實現對“利用與怡情”這組矛盾自然觀的歷史考察。其原因有以下兩點：首先，由于自然環境在人類參與歷史活動和形成歷史認知的過程中始終扮演著能動者角色，因此探討自然與人類的互動關系，可以更全面地揭示上述自然觀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動因；其次，環境史視角可以打破不列顛北部地區的政治界限，不再將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視為兩個獨立的區域，而是視為一個具有相同環境特征的整體。這樣，探討不列顛北部地區的環境史，可以更充分地理解現代環境問題的跨地區屬性。這兩點可能會超越《自然之爭》一書所限定的區域，因而具有更廣泛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