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文化》，[英]艾倫·麥克法蘭著，康子興、周小薇、馬猛猛譯，商務印書館，2024年8月出版，360頁，116.00元

然而，正如歷史上所發生的那樣，無敵艦隊被打敗了，查理一世被砍了頭，通過一系列奇妙的連續變化，英格蘭仍然是一片頗為獨特的地域。它之所以變成一種改變世界的革命性力量，不是因為它經歷了一場革命，恰恰是因為它沒有經歷革命。（225頁）

2011年3至4月，應清華大學國學院邀請，艾倫·麥克法蘭以“現代世界的誕生”為題，在清華發表了一系列講座。一年后，他將講義擴展成書，并為此書撰寫了前言《致中國讀者》。他聲稱，“這本書是專為中國讀者而寫”（[英]艾倫·麥克法蘭：《現代世界的誕生》，管可秾、劉北成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頁）。盡管如此，在這本書中，他仍在努力闡述一個他曾經反復申明的“老問題”：現代社會并非發端于經典社會理論家所謂的“革命”；通過回溯英格蘭古老的社會結構與習俗，我們可以解開“現代世界之謎”。因為“我們全都降生在一個英格蘭制造的世界；而我們的曾孫將在其中長大成人并進入耄耋之年的未來世界也仍將充滿英格蘭性，猶如希臘化世界充滿希臘性”（同前，357頁）。

麥克法蘭著《現代世界的誕生》

在麥克法蘭筆下，英格蘭仿佛現代世界的諾亞方舟。它從遠古帶來“現代”的火種，通過商船與帝國傳播到全世界?！霸浻幸欢?，全世界海量發明中的大多數都是以一個小小島國為漏斗而流傳下來的，然后又通過它的帝國，尤其通過北美，傳播到了全球各地。”（同前）這段話描述了英格蘭在古今文明傳承與商品流通中的樞紐作用。但是，英國不只是現代技術與商品的中轉站，更是現代社會理念與制度，以及現代生活方式的傳播者。“英格蘭（以及后來的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成為了‘現代社會’的主要源頭。這件事情的發生，既是通過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強大影響，也是由于一個新文明的誕生，這個新文明最初通過照搬英格蘭方式而形成了自己的大部分性格，以后又擴大了影響——它就是美國。”（[英]艾倫·麥克法蘭：《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管可秾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頁）自然，這一制度傳播過程也是一段帝國征服與擴張的歷史，它伴隨著野蠻入侵與暴力沖突。英帝國用它強大的力量重新塑造了世界。時至今日，它仍被看作“一個靈驗的指南，可以為那些渴望也能夠工業化的第三世界國家導向”（同前，13頁）。對于許多期待效仿英國，實現“現代化”的民族與國家來說，它的制度與習俗仿佛蘊含了“現代”的奧秘。對這些國家來說，“現代”是一個有待實現的未來。但在英國，“現代”卻是一個古老的傳統。

在麥克法蘭講述的故事里，“現代”意味著一種特定的社會結構與性格，它不關乎時間?；蜓灾溈朔ㄌm特意剝離“現代”的時間內涵，因為他要糾正一些被廣泛接受的觀點，重講現代起源的故事。

英格蘭與現代

《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首版于1988年，它的封面是一幅版畫：魯賓遜穿著用獸皮做成的衣服，背著一個用藤條編成的背簍，腰間別著大刀，左肩扛著步槍，右手舉著獸皮大傘，孤獨地在荒島上巡行。

在這本書的扉頁，麥克法蘭也引用了兩段關于魯賓遜的論述。一段源自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它是這樣說的：

既然政治經濟學喜歡魯賓遜的故事，那么就先來看看孤島上的魯賓遜吧。不管他生來怎樣儉樸，他終究要滿足各種需要，因而要從事各種有用的勞動，如做工具、制家具、養羊駝、捕魚、打獵等等?！枰旧砥仁顾_地分配自己執行各種職能的時間。在他的全部活動中，這種或那種職能所占的比重的大小，取決于他為取得預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難的大小。經驗告訴他這些，而我們這位從破船上搶救出表、賬簿、墨水和筆的魯賓遜，馬上就作為一個道地的英國人開始記起賬來。……現在，讓我們離開魯賓遜的明朗的孤島，轉到歐洲昏暗的中世紀去吧。（同前，第3頁）

另一段則源自歐內斯特·蓋爾納的《思想與變革》，他說：

兩擇辦法之中的另一種——即個人收縮成一種堅硬的終極內核，它為一切事物提供存在基礎，至少提供試金石——值得討論。稱之為魯賓遜傳統或許恰如其分。馬克思已經注意到魯賓遜是經濟學家寵愛的角色，然而魯賓遜在哲學家的心底更受珍視，只是他們不常指名道姓地說起他而已。至于魯賓遜神話與一個個人主義時代吻合得多么貼切，那簡直是無需贅言的了。（同前）

這兩段引文當然具有內在聯系。蓋爾納不僅引用馬克思關于魯賓遜的評論，強調魯賓遜故事與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聯，而且更進一步，認為魯賓遜故事蘊含了哲學上的個人主義原理，從而成為理解現代社會的基礎神話。不過，我們還是應該追問麥克法蘭自己的意圖：魯賓遜與《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有何內在關聯？麥克法蘭無疑偏愛魯賓遜的故事，但他似乎認為，馬克思與蓋爾納都沒有完整地揭示這個故事的含義。因此，他將兩段引文并置，構成一幅思想拼圖，為讀者呈現他致力于討論的問題。政治經濟學當然是現代學問，也是個人主義的思想體系。蓋爾納說得很清楚，“魯賓遜漂流記”是個人主義時代的神話。他仿佛暗示，魯賓遜宣告了個人主義時代的來臨，個人主義則成為現代社會的基礎原則。當蓋爾納把個人主義稱為“魯賓遜傳統”時，他便在很大程度上把“魯賓遜”抽象化了：他不再屬于某個具體的國家，他成為了現代社會的符號與象征，變成了“神話”。馬克思則將之放回到歷史當中。馬克思注意到，孤島余生的魯賓遜雖然脫離了社會，但他并不是一個抽象的個人，他有自己的歷史和經驗。他的儉樸與勞作，他對時間與生活的安排都是道地的英國人做派。政治經濟學家鐘愛魯賓遜的故事，馬克思則強調這個故事以及政治經濟學的英國色彩。如果政治經濟學意味著一種個人主義的社會秩序，那么，這種學問并非憑空而來，而是植根于習俗與社會的土壤。政治經濟學的家鄉就是魯賓遜的故鄉。馬克思要告訴讀者，思想是社會的反映，政治經濟學則反映了英國的社會結構與習俗。所以，通過這兩段引文，麥克法蘭向讀者暗示：英國是個人主義的家鄉，也是現代社會的“母國”（motherland）。

封面上的木刻版畫更清晰地展現了這一點。魯賓遜是一個現代人，無論他的穿著與生產方式多么簡陋原始。他是一個英國人，他把英國的文明與習俗隨身攜帶，他努力在荒島重建英國人的生活。他還是一個殖民者，他視荒島為自己的王國，用勞動培育文明，為“臣民”立法，打造一個英國式的社會。所以，當他如國王一般在荒島巡行時，他就把英國的習俗，把一個現代社會帶到了這塊化外之地。

《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英文版封面

在這幅版畫中，魯賓遜儼然一幅戰士與開拓者的模樣。海島既是他的戰場，也是他的田野和牧場。他通過戰斗和勞動，建設、守護、經營著自己的海島王國。無論有意與否，這幅封面版畫都顯露出麥克法蘭的影子。在《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中，他也像魯賓遜一樣戰斗與勞作。他仿佛社會史學領域的戰士與開拓者，扛起史料之槍，佩戴思辨之刀，與前輩巨擘展開戰斗，鋪設新的解釋路徑，開辟出自己的學術領地。

英國是現代文明的傳播者，社會史學家們對此并無爭議。只不過，對于一種主流的雄踞思想高地的歷史觀點而言，“現代”一詞既有文化上的意義，也有時間上的意義。這種觀點認為，由于某些革命性的事件與變化，“現代”降生于歷史上的某個時刻。自此以后，世界就開啟了所謂的現代化進程。當然，英國率先經歷了這一大轉型，是現代化進程的先行者。 依據這樣一種歷史敘述，現代化進程擁有一個共同的框架：無論是英國還是步其后塵世界各國（乃至有待實現工業化的第三世界國家），它們都經歷了（或將要經歷）從農民社會向城市—工業社會的巨變。在《資本主義的文化》中，麥克法蘭頗為簡練地描述了這一歷史范式：

約1450年以前，英格蘭還是一個“傳統的”“農民的”“封建的”社會。之后，大概在十六到十八世紀，英格蘭發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彼此關聯的變革。這些變革同時改變了法律、政治、宗教、文化、經濟、人口統計與社會體系。通過變革，英格蘭逐漸告別了“傳統的”“農民的”“封建的”社會。大約在1800年之后，一個“現代”“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英國得以完全確立。借用托尼（R. H. Tawney）的比喻，“分水嶺”為十六世紀。從那時起，變革之河開始流往另一個方向。與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相比，這一主要轉型的起始與完成都要領先數個世紀，它也為一種新的工業與城市文明提供了基礎。換一個比喻，英格蘭先于它的競爭者數個梯級（荷蘭除外），它因此最先抵達“現代世界”。它們大體上從同一位置出發，但不知何故，英格蘭壓倒競爭者，贏得了比賽。（第viii頁）

在《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中，麥克法蘭將此歷史觀點溯源至十九世紀中葉，并且認為：麥考萊、馬克思和韋伯是最具代表性的三位思想家，他們“無與倫比地奠定了理論框架”，他們塑造的理論傳統也一直影響至今（《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49頁）。麥考萊的史著體現了典型的輝格史觀。在他的筆下，在1685至1848年這一百多年間里，斗轉星移，天翻地覆，英格蘭從貧窮無知的蠻邦蛻變成“最偉大最文明的民族”（同前）。馬克思則認為，在十五世紀最后三十年及十六世紀，英格蘭發生了一場“保有權革命”，封建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所有權走向瓦解，現代私人財產權發展起來。英格蘭也率先走上“其他國家將要效仿的一條經濟道路”，從封建主義社會變革為全然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同前，52-58頁）。韋伯將積累的、貨幣化的經濟和資本主義倫理擺放在“農民勉強糊口的生存狀態”的尖銳對立面。韋伯發現，資本主義精神取代傳統經濟倫理的轉折點是十六世紀。在著力闡述經濟倫理之革新時，韋伯也確立了兩種社會經濟體系之分歧：一個體系貫穿于十五世紀以前的一切大型農業文明，另一個獨特的體系于十五世紀末出現在西北歐一角，并逐漸發展為工業化的進程（同前，64頁）。由于島國的地理位置、政治法律傳統，以及宗教因素，英格蘭從十五世紀開始顯得特殊起來，并在十六世紀成為“資本主義的故鄉”，最先完成從“農民”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同前，61-68頁）。

馬克思與韋伯都持有一種“革命”的社會史觀。只不過，馬克思強調生產方式的革命性發展對社會關系的塑造，而韋伯更看重精神文化因素（或“重大的宗教變革”）對經濟秩序與社會結構的影響。盡管麥考萊堅定地認為，歷史是漸次進步的；但是，在他的筆下，經歷漫長歷史演化的英格蘭也變得煥然一新，呈現出一種革命性的效果。所以，我們完全可以將麥考萊對英格蘭前工業社會的描繪揉進馬克思與韋伯的理論框架。實際上，二十世紀和當代的許多社會史學家都繼承了他們的理論框架，形成一個影響深遠的理論傳統。這一傳統也都認為：英格蘭的社會變遷是最經典的現代化案例，而且，十五世紀以前的英格蘭也是一個典型的農民社會。

麥克法蘭自陳，他一度接受了這一史觀。但是，在研究都鐸和斯圖亞特時代英格蘭的巫術問題時，他發現了英格蘭與歐陸在巫術信仰上的根本差異，開始心生疑惑。后來，當他在撰寫碩士論文時，又進一步確證了中世紀英格蘭在兩性和婚姻關系方面的獨特性。與此同時，他又接觸了一批十七世紀的日記，以及十四至十八世紀英格蘭兩個教區的幸存史料。隨著研究的深入，一幅獨特的中世紀英格蘭圖景在其心中浮現。這幅社會風情畫與所謂的農民社會大相徑庭，無處不在彰顯著“現代”的情思、風尚，乃至制度特征。這些思考在其“腦海中產生了爆炸性影響”，促使他向革命史觀和社會理論大師們發起挑戰，并在1977年完成《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

麥克法蘭著《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

英格蘭與農民社會

在《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里，他首先廓清了農民社會的概念，為后續論辯樹立一個明確的靶子。第一章開宗明義，題為“農民社會的性質”，道出他致力于探究的主題：在工業革命之前，英國是否為一個“農民社會”？這個問題是全書的樞軸。麥克法蘭也有意以此為立足點，進一步深究其他四個相互關聯的中心問題：工業革命為什么在英格蘭發軔？英格蘭從什么時候開始變得不同于歐洲其余地區？這種差異主要存在于那些方面？以及，英格蘭變革史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有用的類推手段，可以用來推論當代的第三世界各社會？實際上，這些問題又可以歸結為一個總問題：我們如何理解英國乃至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后來，在《現代世界的誕生》這部著作中，他就把這一核心關切凝練為書名。

那么，什么是農民社會呢？麥克法蘭與沙寧、索納、薩林斯等歷史學家與人類學家展開了廣泛的理論對話，在其研究基礎上提煉出農民社會作為分析性概念的核心特征。麥克法蘭強調，為了彰顯農民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對立，我們有必要把握它們之間的結構性差異。亦即，我們若能發現兩者在社會-經濟構成單位上的差異，我們也就把握了它們之間的關鍵分歧。因此，只要對照“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農民體系的性質，便能一目了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的基本單位是雇用著個人的公司或“企業”，財產權（包括土地所有權）也屬于個人；而在農民社會中，“家戶”則是生產、消費、財產持有、社會化、社交、道德支持和經濟互動的基本單位（同前，24頁）。

一言以蔽之，資本主義社會是個人主義社會，而農民社會則是以“家戶”為基礎單元的社會。社會結構差異決定了這兩種社會類型具有諸多截然不同的指征。首先，對傳統的農民階層來說，土地所有權歸屬于家庭而非個人，土地關系到家族延續，乃至門楣聲望之綿延。某一代人僅僅是一塊祖傳地產的暫時管理者，這塊地產必須盡可能原封不動地傳給后代。在農民社會中，人地關系十分密切，人們普遍具有深厚的戀地情結和土地留名渴望。于是，在農民社會中，土地交易罕見，土地市場欠缺。因為個人缺乏排他地擁有生產資源的資格，遺產繼承也了無痕跡，書面遺囑也毫無必要。此外，在農民社會中，由于家戶的基礎性地位，一系列其他社會指征也隨之衍生出來：家長擁有較大權威；婚姻多以生育為目的，而非以浪漫愛情為基礎；婚姻關系到家族綿延，基本上由親屬包辦，在社會中也具有普遍性，人們也多在較早的年歲結婚，獨身則受到歧視；此外，人口的地理流動性與社會流動性都維持在較低的水平……

然而，喬斯林牧師的日記，以及厄爾斯柯恩、科比朗斯代爾兩個教區的檔案資料都呈現出一個別樣的英格蘭。喬斯林雖然生活在鄉村，但其眼界與精神生活與農民迥異。他是艾塞克斯郡一個農業經營者的兒子，卻年少有大志，在十二歲時就發愿潛心讀史、征服王國，既要探求宇宙奧妙，也欲興建千萬廣廈、澤被世人（31頁）。喬斯林的家世展現了高度的社會流動性與地理流動性，他的子女也大都遠走他鄉，自謀生計（《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85頁）。不僅如此，他還多次威脅兒子，要剝奪其繼承權。這意味著他具有完全的支配家產的權力。亦即，在英國，土地所有權和財產權歸個人持有。不僅如此，他的經濟行為表現出高度的理性和市場導向；他的婚姻以及子女的婚姻都不由親屬包辦，而以個人選擇為基礎。麥克法蘭告訴我們，在閱讀喬斯林的日記時，他產生了一種熟悉而親切的感覺，仿佛面對著一個生活在現代的鄰人。喬斯林的日記能夠與教區檔案相互印證，展現出十六至十七世紀英國鄉村生活中濃厚的資本主義色彩。通過對檔案資料的梳理，麥克法蘭揭示出，英格蘭在許多關鍵指征上與典型的農民社會背道而馳。首先，英格蘭的土地保有權由個人持有，甚至婦女也享有完全的、排他性的土地和財產所有權。英格蘭擁有非常活躍的土地市場。遺囑繼承也十分常見。其次，教區戶籍變動頻繁，人口具有很高的地理流動性和社會流動性。并且，生產的基本單位是企業式的莊園，而非家戶；生產的目的也不是家庭的自給自足，多有很強的市場取向。不僅如此，在兩性與婚姻關系中，浪漫的愛情發揮著主導性的作用，晚婚和獨身在英國也頗為常見，并不會受到人們歧視。這一切都表明，從十四世紀到工業革命，英國社會保持著高度的連續性：它一直是一個個人主義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而非農民社會。

隨后，麥克法蘭展現多樣筆法，將英格蘭個人主義的源頭一直追溯到十三世紀。厄爾斯科恩與科比朗斯代爾兩教區的檔案資料為麥克法蘭提供了充足的炮火，讓他可以大膽質疑傳統定論。不過，兩教區的歷史材料只能呈現十四到十八世紀的歷史情形，揭示英格蘭自十四世紀以來在社會結構上的連續性，還不能完全動搖革命史觀?；袈沟葯嗤W者就假設：黑死病帶來了英格蘭社會結構的巨變；黑死病之前的英格蘭是一個經典的“農民”社會（同前，135頁）。因為相對缺少原始歷史證據，在討論1200至1349年英格蘭的財產所有權問題和經濟社會境況時，他明顯調整了策略。一方面，他與霍曼斯等人正面交鋒，分析其論證的缺陷與矛盾。另一方面，他利用了更多思想史資料（例如中世紀涉及養老問題的詩篇，同前，189頁），援引梅特蘭的權威論述，以展現英格蘭人在十三世紀時的財產權狀況與家庭結構。在第七章，他則借用孟德斯鳩、福蒂斯鳩、托克維爾、亨利·梅因等經典思想家的眼光，對英格蘭做一番歷史透視，比較英格蘭與法國等歐陸國家的差異，凸顯其獨特性。在這番多維且謹慎的考察辨析后，麥克法蘭得出結論：英格蘭法早在十三世紀就已經演變成一套個人權利體系和一種個人所有制了（同前，245頁）。

麥克法蘭著力證明：英格蘭的社會結構保持了罕見的穩定性與連續性，自十三世紀以來，它就是一個個人主義社會。所以，在英國，資本主義既不是生產力革命的結果，亦非宗教革命的產物，而是一種延續至今的古老習俗。英國的現代性非但不是工業革命的結果，恰恰相反，正是英國的古老習俗孕育了工業革命。在英格蘭，古老與現代奇妙地纏繞在一起。在《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中，關于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問題，麥克法蘭并未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但他動搖并破壞了社會發展的革命史觀，以及與此息息相關的進化論思維。這是一篇戰斗的宣言，也是呼吁我們重新理解歷史與文明的吶喊。

革命與歷史

《資本主義的文化》出版于1987年。在《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成書之后的十年里，麥克法蘭持續寫作了一系列文章，以回應這本書引發的熱烈爭論。這些文章要么更凝練也因此更清晰地復述了《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中的論題，要么在對批評的回應中更深入地拓展了它的論題，并試圖提出一個更富解釋力的分析框架?！顿Y本主義的文化》便是作者對這些文章加以精心編選形成的合集。所以，《資本主義的文化》與《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之間具有明顯的承繼關系，但又大大拓展了后者的研究，在一個更加廣泛的視域中凸顯了英格蘭的獨特性。例如，《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未曾涉及暴力論題，但麥克法蘭在1977至1981年間重點關注了英格蘭歷史上的社會治安問題，以期窺見英國政治與法律上的獨特之處，并在1981年出版了《正義與馬雷的啤酒：十七世紀英格蘭的法律與無序》。《資本主義的文化》的第三章“暴力”便凝結了他在這一階段取得的研究成果。 

麥克法蘭著《正義與馬雷的啤酒：十七世紀英格蘭的法律與無序》

什么是資本主義的文化呢？實際上，這個書名暗示了，麥克法蘭在這十年間開拓出的新維度。麥克法蘭在“前言”中解釋了書名的來歷。他指出，“文化”具有兩個層面的內涵。首先，在人類學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文化定義為心智與身體反應及活動的總和”（14頁）。就此而言，“這本書分析了資本主義的文化體系，分析了它的心智、道德與情感結構”（同前）。文化的這層含義指向的是“自然”“邪惡”“愛情”三章。據作者自陳，在《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出版后，有評論指出，他應該聯系“心智、道德與情感”對此論題進行探討。他所受的人類學訓練也讓他對社會、經濟、法律的文化維度具有持久的興趣。在一些機緣之下，他就寫作了上述三篇文章，最終構成這本書的一個單元。另外，文化還有“生長、培育、發展”之意。所以，書名的另一重含義在于“資本主義的生長”。亦即，在這本書中，作者致力于闡明“它（資本主義）以何種方式跨越漫長的世紀，在這個島上定居、成長，并獲得繁榮與發展”（同前）。在《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中，麥克法蘭借書名提出了問題，但他最終未能對之做出解釋。麥克法蘭對此缺憾有充分的自覺。針對讀者提出的批評，在后續數年當中，他一直在努力追尋這一問題的答案?！案锩迸c“資本主義”這兩章就是他對部分答案的呈現。

“資本主義文化”的雙重含義似乎表明：在堅持拒絕革命史觀的同時，他也試圖與韋伯和馬克思實現一定程度的和解?；蜓灾?，相比起《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他開始在一個更加寬闊的視域中思考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不僅植根于一套個人主義的所有權體系和經濟社會秩序，還需要特定的文化土壤和政治法律制度。韋伯說得不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具有親緣性。但是，在英國，資本主義精神源于古老的文化傳統和倫理習俗，而非新教革命的創造?！扒褰讨髁x不是資本主義的原因，但它給予更加古老、更加深刻之趨勢一種必要的保護。它是一種提供可行性條件的力量?！?span style="color:#7f8c8d;">（245頁）我們可以認為：在“自然”“邪惡”“愛情”三個章節中，麥克法蘭試圖與韋伯展開對話，從英格蘭的文化與習俗中，從英格蘭人的“心智、道德與情感”中發掘資本主義精神。麥克法蘭將此文化傳統追溯至比宗教改革早得多的年代，甚至追溯至日耳曼人的古老習俗（147頁）。

另一方面，為了找到英國個人主義的源頭，他也調整了論辯策略，放棄了只具有批判和破壞力量的戰斗姿態。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與條件，他接受了韋伯與馬克思的相關論述，試圖以此為起點，分析英格蘭成為“資本主義家鄉”的原因。關于資本主義為何浮現，他梳理了馬克思與韋伯的分析，接受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生長出來”的觀點（244頁），以及韋伯“現代資本主義只有在理性國家才會變得繁榮”的觀點（247頁）。麥克法蘭著力證明：盡管如此，英格蘭依舊與眾不同。如果我們認可中世紀的英格蘭是一個封建主義社會，那么，英格蘭的封建主義也極其獨特，正是這種獨特性孕育了英格蘭的資本主義。

麥克法蘭援引梅特蘭關于封建社會的權威論述，以之作為“關于封建主義的最終描述”。這樣，他就有了思考英格蘭封建主義的準繩和尺度。梅特蘭認為，封建主義不只是一個土地持有體系，也是一個統治體系。封地、采邑（fief）或領地（fee）是“國王用自己的地產做成的土地禮物，是在一個特殊的效忠義務下出現的受讓方……為了表達因此創造的權利，人們就發展出了一系列技術性術語：受益人或封臣持有領主（授予者）的土地——A保有B的土地（A tenet terram de B）。如其表明的那樣，完整的土地所有權（dominium）就在A與B之間分裂開來；或者，再一次，封臣可能會同意，部分土地由另一人持有，土地所有權就在A、B和C之間分裂開來，如此以至無窮”（257頁）。

在一般情況下，封建社會存在一種“政治與法律的去中心化狀態”，軍事、政治、法律與經濟權力都熔鑄在同一個授權鐵鏈下。在這個意義上，封建社會是一個“前國家社會”，缺乏韋伯所謂的中央集權的“理性國家”。在一般情況下，封建社會也如馬克思所描述的那般，是一個缺乏流動的、大體自給自足的“農民”社會。然而，英格蘭在很早的時候就是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在英格蘭，所有土地最終都持有在國王手中，任何臣民都不能對之擁有完全的所有權（263頁）。在英格蘭，“人們只能向國王提供軍事服務”，私人的戰爭從來不合法。一個人如果為了領主與國王作戰，他就不是在恪盡封建義務，而是在謀逆叛亂。國王不僅有一支備選的軍隊，使之免于過度依賴封臣；而且，英格蘭的稅收也并非封建化，國王可以向國民征稅。另外，在決策建議方面，撒克遜國王顧問議事會的傳統從未喪失；國王也沒有被迫將司法權授予貴族，司法也從未徹底封建化。麥克法蘭以布洛赫的方式總結道：英格蘭是最完全的封建社會，因為一切土地的保有都是封建式的；但是，英格蘭并非普通的封建社會，而是一種高度中央集權化的，或是有缺陷的封建社會（264-265頁）。馬克思、韋伯將英格蘭視作資本主義的搖籃，這一獨特的政治經濟體系則很有可能是那躺在搖籃中的嬰兒。

通過分析中世紀英格蘭的封建主義特征，麥克法蘭進一步凸顯了英格蘭的獨特性和歷史的連續性。資本主義最先在英國誕生，這并非革命的結果，而是“具有變化之連續性”的體現。這就好像“一棵樹并未從小橡樹長成巨大的山毛櫸，所以它仍為一棵橡樹。但是，小橡樹和大橡樹在許多方面都頗為不同”（237頁）。在世界史的意義上，英格蘭之所以變成一種改變世界的革命性力量，不是因為它經歷了一場革命，恰恰是因為它沒有經歷革命。

資本主義與《人的墮落》

《資本主義的文化》英文版封面

《資本主義的文化》也有一幅封面畫。畫的名字叫《人的墮落》（Fall of Man），那是一幅選自《圣阿爾班詩歌集》（St Albans Psalter）的插圖。它描繪了亞當、夏娃受蛇的引誘，在伊甸園偷吃智慧果的場景。在麥克法蘭看來，這幅畫在很大程度上刻畫了英格蘭人的道德世界?！傲钊酥S刺的是，天堂奠基于地獄，地獄也奠基于天堂，欲望之蛇支撐起善與惡的知識樹?；蛘撸瑩Q種方式來說，蛇就是樹。通過那棵樹，它就導致了最高的混淆，從而無力區分善惡。當有人品嘗了它的果實，人們就會發現，與其說它包含了讓人明辨善惡的新知識，不如說它包含的是一種致死的知識，即人們不可能區分善惡?！?span style="color:#7f8c8d;">（180頁）英格蘭是一個貿易民族，英格蘭人秉持一種相對的和模糊的道德觀念，其道德世界是一個灰色的世界，“那里的善與惡可以互相轉換，那里不可能有確定性和絕對的道德標準，那里的事物并非黑白分明”（《現代世界的誕生》，310頁）。麥克法蘭對英國道德觀的論述仿佛凸顯了商業與道德之間的張力，似乎也暗示著某種隱憂、一種更深刻的文明關懷。

如果麥克法蘭所言非虛，現代化意味著英格蘭化；那么，對任何國家來說，無論它是主動追求現代化，還是被動接受現代化，它在享受富強的同時也要忍受文明的陣痛。因為，現代化不是進化，而是文明的替代與戰爭。在清華講座的最后，麥克法蘭說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坝⒏裉m和英國或許已成既往，然而它們也是未來”（同前，359頁）。無論我們對未來懷有何種構想，能夠做出何種選擇，在回顧這條通往現代世界的英格蘭道路時，我們都能有所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