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7日，樊樹志教授的五卷本《重寫晚明史》在上海書展與讀者見面，反響熱烈，不少外地讀者特意為此趕來書展；2024年11月3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與中華書局合作舉行“樊樹志《重寫晚明史》新書發布暨學術座談會”，來自全國的三十余位嘉賓云集，熱烈討論樊樹志教授的學術研究及《重寫晚明史》的出版價值。作為樊樹志教授的學生和《重寫晚明史》的責任編輯，感動和震撼之余，再度對樊樹志先生及其研究表示最大的敬意！

上海書展《重寫晚明史》讀者見面活動

新書發布暨學術座談會

一、 學術三變，曲折中實現發展

樊樹志教授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歷史學家。從1962年留校任教起至今，可以說，他六十余年的治學經歷同步體現了國家七十余年曲折但輝煌的發展歷程。

從留校任教到1990年代的經濟史研究。樊樹志教授本科畢業論文以漕運為題，1962年他發表在《學術月刊》的論文《明清漕運述略》是他本科論文的一部分，也是他得到陳守時教授認可的學術“學步之作”。但1950年代到1970年代前期，政治運動不斷，學者投入到研究的時間也極其有限。1977年恢復高考后，他為給本科生開設“中國土地關系史”課程，寫了詳細的講稿，后又花了幾年時間修改充實成五十萬字的《中國封建土地關系發展史》。同時，隨著國門打開，對經濟發展，尤其明清江南經濟的研究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點，夙有經濟史研究積累的他，在1981年投入對明清江南市鎮的研究之中，并在大量文獻資料和實地調研基礎上，通過多個市鎮的個案研究，敏銳地觀察到明清江南市鎮經濟發展背后的人力、技術、貿易與社會經濟變遷，著成《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其后充實完善成五十余萬字的《江南市鎮：傳統的變革》。

樊樹志教授曾說，他“真正談得上做學問，確實是在五十歲以后了”。這是他的謙辭，他指的是做學問漸入佳境。出生于1937年的樊樹志教授，五十歲以后也就是進入1990年代之后。此時的他，以《萬歷傳》和《崇禎傳》的撰寫為標志，開始轉入晚明政治史的研究和寫作之中。這一時期，他學術研究的成果高峰即是2003年出版的《晚明史（1573-1644）》。在世紀之交的前后二三十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與世界交往的日益頻繁，學術界也同步呈現出空前的繁榮和思想的活躍。彼時，諸如伊懋可、黃宗智、黃仁宇等學者的研究，及西方以年鑒學派為代表的各歷史研究著作紛紛被國內引入、翻譯出版，這讓國內學者在放開眼界的同時，深深被新的研究視角所啟發，開始醞釀建立在自我學術背景之上的、立足全球發展的中國歷史研究。可以說，這個時期，既是樊樹志教授此階段的研究背景，也是他的豐實、成熟自我研究體系的現實基礎——他一方面在江南經濟史研究方向上實現自我突破，完成《江南市鎮：傳統的變革》的撰寫，另一方面完成了八十萬字的《晚明史（1573-1644）》。

從2004年6月28日他在《解放日報》撰文，第一次公開提出“晚明歷史大變局”之說，到2015年《晚明大變局》的出版，是他學術上再一次的突破和格局的整體提升。正如唐力行教授所評價，樊樹志教授“始終是學術前沿的引領者”。無論是他2004年就提出“晚明歷史大變局”這一新的學術論斷，還是2005年在對江南市鎮的研究中看到了傳統的變革，他深厚的學術功底、廣闊的學術眼界和關注社會民生的學人意識，讓他一直保有一種學者的敏銳性和前瞻性。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二十年，是我國經濟高速起飛、社會超車發展的二十年，也是國人文化自信高漲成熟、科技人文提升到與國際高水平比肩的二十年。2024年，在人類社會徘徊于世界歷史變局的十字路口時，樊樹志教授以五卷本《重寫晚明史》呈現晚明時期中國曾經面臨的歷史機遇和錯失發展的歷史教訓，相信讀者見仁見智，會借歷史之光照亮我們的前進之路，會在風云變幻的世界歷史變局中鉚定屬于我們的成功之路。

本文作者（右一）與樊樹志教授（中間）

二、在開放中開拓，兼收并蓄鑄就國際學術大視野  

從改革開放到世紀之交，隨著國際學界日漸密切的交往和豐碩的國際學術成果爆炸性的涌入，國內學者們開始從問題意識、概念術語、方法邏輯、理論建設等層面反思學術研究，并以腳踏實地的求索和實事求是的精神，促就了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繁榮時代。完整且深度介入這個歷史過程的樊樹志教授，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自己“開放且開拓”的學術精神。

1980年代開始，作為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教授，樊樹志頻繁參與了同國際學者的互動、互訪，以及與之開展的合作研究。比如1980年代初期，他多次接待日本名古屋大學教授森正夫等到復旦大學的訪問；1983年在森正夫對復旦大學進行長期訪問的六個月內，他們與伍丹戈教授組織成三人研究會，定期討論明代江南官田與民田問題；1986年6月至12月，他作為交流學者至日本關西大學訪問，期間應邀至東京大學、大阪大學、名古屋大學、九州大學作學術講演，并參加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明清班”的研討活動等。

正是因為樊樹志教授從認真治學之初就有著開闊的學術視野，所以從1987年的《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一書開始，他的著作就以堅實史料功底和開放的國際視野為特色，享譽學界。誠如黃敬斌教授所評價，《明清江南市鎮探微》“較早跳出了生產關系更迭、‘發展或停滯’兩分的問題意識，以鄉村的都市化（城市化）、區域和國內市場網絡的結構與功能作為論證重心，從而真正實現了明清經濟史問題意識和研究思路的轉型”。“這與他積極學習和吸納國外中國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因此在研究中較早打開眼界、建立起國際化的學術視野是分不開的。”

2015年出版的《晚明大變局》是樊樹志教授國際化學術視野的代表著作。書中，他甄別借鑒、吸收融匯國際學界最新成果基礎，提出了全新的學術論斷。是書廣征博引近年歐美、日本學界的著述，檢討辨析，從六個方面論述證明了晚明時期出現的歷史大變局——“‘海禁—朝貢’體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貿易的浪潮”“江南市鎮：多層次商品市場的繁榮”“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學東漸與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新氣象：文人結社與言論”。該書以全球史的視野，將晚明社會置于世界歷史的進程中討論，激起學界和國人的一致關注和長期討論。

2024年10月，樊樹志教授就五卷本《重寫晚明史》接受媒體采訪時說：“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歐洲航海家發現了通往東方的新航路，發現了美洲新大陸，人類歷史進入了嶄新的時代，成為歐洲中世紀走向近代的轉折點——此前在歐洲人心目中，世界經濟史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與歐洲的近代化幾乎同步，或者可以說晚明是中國近代化的發端。”“16到17世紀的晚明，在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各方面發生了巨變，出現了新現象、新因素、新突破，一言以蔽之，近代化已初露端倪。” 米壽之年的樊樹志教授，把晚明的中國放入發展著的世界中加以考察，如數家珍地講述晚明在貿易、文化、思想方面出現的新景象。“中國的近代化起步，與歐洲幾乎同步，但由于種種原因步履維艱，夾雜著停滯乃至倒退，逐漸落伍”，他語重心長地說，盡量如實地呈現歷史，以之啟發后人的思考，“這可能就是歷史研究的意義所在”。

三、身體力行，向宏大敘事致敬

對于樊樹志教授五卷本《重寫晚明史》，讀者最直觀的感受是波瀾浩蕩的宏大敘事——230余萬字、五卷篇幅，書寫了晚明自嘉靖中期到南明小朝廷覆滅間一百余年的歷史。

熟悉晚明史研究的讀者知道，與諸如李文治、謝國楨等研究晚明的學者不同，樊樹志教授對“晚明”的界定為1573-1644年，也就是萬歷元年至崇禎十七年。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樣選擇，一是便于研究，二是符合世界近代史發展的邏輯。但在《重寫晚明史》中，其涵蓋的歷史時段在原來定義的“晚明”基礎上前后各延伸了三十年——為了把萬歷初年張居正銳意進行的吏治和經濟改革的背景交待清楚，全文從嘉靖中期內閣爭斗和迭代講起，讓讀者對新政改革血雨腥風的政治背景和張居正如何從熱血青年轉變為工于謀略的政治家有一個全面的認識；而全書結尾以寫下“沖冠一怒為紅顏”名句的江南名士吳梅村的人生為切入點，循著他的際遇和視界看明末清初的世事更替和世道人心，以“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的悲涼余音作為全書收尾，啟發讀者對晚明歷史，乃至整個人類歷史的無盡思考。

“隨著學術的積累，學者應該不斷突破自我”，樊樹志教授如是說。從《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到《江南市鎮：傳統的變革》再到《江南市鎮的早期城市化》，從《晚明史》到《重寫晚明史》，樊樹志教授一直在不斷地實現突破自我，不斷地沖破“天花板”，將學術研究進行到最高處。

在不斷實現自我學術突破的同時，樊樹志教授心心念念的另一件事就是希望青年學者能突破碎片化研究的牢籠。他曾借用《歷史學宣言》所指出的當今研究者的通病——越來越限于專業化、碎片化的研究，視角日益狹隘而不自知，對長時段的宏大敘事不屑一顧——來表達他對當今碎片化研究的擔憂：由于碎片化研究過于瑣屑冷僻，逐漸流于自說自話，無法在學術平臺上引起爭鳴。他要以《重寫晚明史》向宏大敘事的歷史研究致敬。

《重寫晚明史》確實是一部宏大敘事的史學典范——全書在導論《晚明大變局》之下，按時代順序分四卷展現萬歷時期的新政改革（《新政與盛世》）、天啟一朝的黨爭之禍（《朝廷與黨爭》），以及崇禎朝從內憂外患到王朝覆滅(《內憂與外患》和《王朝的末路》)，歷史的縱深感和時代的延展足以撐起宏大的歷史場景；同時，全書容納了諸如經濟史、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學術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領域，涉及幾百種各類史書、文集、方志、筆記、研究著作等核心參考文獻，領域的寬廣和史料的豐厚，為宏大敘事填充了豐富的細節和鮮活的場景。

樊樹志教授在八十余高齡后，以一己之力完成二百余萬字的巨著《重寫晚明史》，他在治學上的不懈努力，他將學術融入生命，讓每一個認識他的人都對他肅然起敬；他八十余保持強大的腦力，持續的體力，讓每一個認識他的人都羨慕不已——“不斷突破自我”“人生不設限”，樊樹志教授做到了，這不也是他給我們的莫大激勵嗎？

最后，以一段小故事來結束本文。

在最近的專訪和學術討論會中，很多媒體注意到樊樹志教授曾經談到過的“工作就是最好的養生”這句話。這句話的出處是在2016年4月29日的秦淮河畔。當天，我和師妹陪樊老師到南京進行一場關于《晚明大變局》的學術講座，下午抵達南京后，忙里偷閑到夫子廟懷古，出來后在河畔小坐閑聊。談到很多讀者都在問樊老師的“養生”的秘訣。樊老師笑：我哪里有養生？！對我來說，工作就是最好的養生。我和師妹也大笑。我隨手拍了一張樊老師仍在笑著的照片，并發朋友圈：樊老師說，工作就是最好的養生。

樊樹志，復旦大學教授，致力于明史、明清經濟史的研究。代表著作有：《重寫晚明史》《江南市鎮的早期城市化》《明史十二講》《圖文中國史》《國史十六講》《崇禎傳》《萬歷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