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清楚地記得交響樂死去的那一天。那是1975年8月，當時的我坐在某家電視臺的新聞編輯室里，看到電傳打字機吐出了一條來自莫斯科的新聞。“新聞簡訊稍等一下！肖斯塔科維奇去世了。”我大聲喊道。

我看到的是一張張如白墻般毫無表情的面孔。我試著問：“柴可夫斯基之后俄國最偉大的作曲家？”他們聽說過柴可夫斯基。“《列寧格勒交響曲》？”毫無反應。

我那時的同事都是周游世界的記者和編輯，對現代史的閱讀量都不是問題。然而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會去聽交響音樂會，也沒有一個人對這種與美國同樣歲數的藝術形式感興趣。美國主導著我們持續的專業關注。交響樂則在邊緣游走。在五十年前的那個夏天，我意識到交響樂已死。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

事實證明，我沒有錯。在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嘆出最后一口氣之后，還未有哪部交響曲能夠改變世界或擴展音樂會的常備曲目。亨利克·戈雷茨基筆下波蘭風格的《悲歌交響曲》和約翰·科里利亞諾為艾滋病患者拼湊而成的交響曲曾登上新聞頭條，但當年的贊美之詞都轉瞬即逝。這兩部當代作品都沒能列入那部自從1975年來就被封印的圣典。

有些知名作曲家也寫過不少交響曲——菲利普·格拉斯、阿沃·帕特——但都未能久留，哪怕格拉斯以大衛·鮑伊的專輯為基礎創作了三部交響曲，而帕特的音樂預言了蘇聯的解體。維托爾德·盧托斯拉夫斯基在格但斯克船廠工運期間創作的《第三交響曲》堪稱大師手筆，雖然未能獲得不朽聲名，但也是那個時代的印記。

交響曲這種藝術形式已經與現實脫鉤。一家人圍坐在客廳的無線電旁，等待肖斯塔科維奇先知般的《第七交響曲》、沃恩·威廉斯的《第五交響曲》、西貝柳斯預告已久卻從未問世的《第八交響曲》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肖斯塔科維奇在他的《第十五號交響曲》，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交響曲中，留下了一些幾乎是空白的頁面，仿佛那些音符只是從篩子里漏了出來。還未到七十歲的肖斯塔科維奇，已經精疲力竭，帶著交響樂的圣典走進了墳墓。

隨后發生的是一場騷動。1979年，記者所羅門·沃爾科夫（Solomon Volkov）在美國出版了一本書，據稱是肖斯塔科維奇的回憶錄。古斯塔夫·馬勒所發明的音樂中的模棱兩可，被肖斯塔科維奇重塑為政治評論。

所羅門·沃爾科夫《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 Testimony: The Memoirs of Dmitri Shostakovich）25周年紀念版封面

沃爾科夫所描述的這位作曲家，即使不是字字句句如實，也得到了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羅斯特羅波維奇的背書。作曲家的兒子馬克西姆·肖斯塔科維奇于1981年流亡西方，他證實他的父親將交響曲作為歷史的見證。

事情然后就發展得愈發丑陋。理查德·塔魯斯金（Richard Taruskin），這位氣勢洶洶的美國學者要求沃爾科夫交出手稿中寫著“DSCH”的幾頁，這個縮寫是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簽名。這簡直是??荒謬的。我稱塔魯斯金為大衛·艾文（David Irving）那樣的修正主義者，拒絕相信希特勒發起了猶太人大屠殺，除非有一份由希特勒本人簽署的命令放到他眼前。塔魯斯金和他的追隨者控制了各家大學出版社，而沃爾科夫則贏得了媒體辯論，并得到了弗拉基米爾·阿什肯納齊、魯道夫·巴爾沙伊、基里爾·康德拉辛和其他流亡者的支持。

第三條道路出現在音樂廳。作為最早看到肖斯塔科維奇交響曲的人，來自列寧格勒的指揮家葉夫根尼·穆拉文斯基和庫特·桑德林選擇了一條曲折的路線。桑德林曾對西方樂團透露，《第八交響曲》中的長號獨奏刻畫了一位因公出國的傲慢高官；短笛則描繪了一位與女友共度周末假期的年輕軍官。旁聽桑德林的排練，使我理解肖斯塔科維奇的交響曲就像是查爾斯·狄更斯充滿諷刺情節的小說，可謂蘇聯風格的《博茲札記》。

還有其他人，比如荷蘭指揮家伯納德·海汀克，以純粹的音樂手法接近肖斯塔科維奇，不添加任何背景。海廷克在BBC逍遙音樂節上對肖氏《第四交響曲》的宏大演繹既讓人感到救贖，又令人不安，表明音樂可以意味著任何你想要的事物，也可以什么都不是。肖斯塔科維奇引發的分裂混淆了公眾對交響曲應有的理解。它是一種抽象的建構、一種密碼交流，還是一種文化義務？由此而來的是困惑。

交響曲的本初是為了讓人們從日常現實中解脫出來。約瑟夫·海頓寫下了舞蹈動作，莫扎特加入了多元調性，貝多芬幾近成神，勃拉姆斯提供慰藉，柴可夫斯基尋求宣泄，布魯克納堅信神靈，馬勒自我分析，西貝柳斯冷酷明晰。他們的不朽成就將一直被世人珍視，只要社會愿意付錢雇用五十到一百五十名樂手來演奏它們。

但社會逐步加速，越來越少的聽眾愿意等待一個小時或更長時間，只為聆聽一部作品的再度演繹，而且不知是否符合他們各自的品味與需求。肖斯塔科維奇之后的交響曲在看不到出路的雷區泥足深陷。但是沒有交響曲，音樂會難以成功。音樂會是一份定價包含交響曲作為主菜的套餐。沒有交響曲，餐廳就得關門。更新菜式是關乎生死存亡的需求。

管弦樂團要想生存，就必須用未曾被光環籠罩的現代作品來刷新觀眾的味覺——例如亨策（Hans Werner Henze）的《第七交響曲》、潘德列茨基（Krzysztof Penderecki）的《第八交響曲》、馬克斯韋·戴維斯（Maxwell Davies）的《第九交響曲》、勞塔瓦拉（Einojuhani Rautavaara）的《第八交響曲》、施尼特凱（Alfred Schnittke）的最后三部交響曲——來吸引新一代人。有進取心的歌劇院已經在與新作家合作，音樂廳也需要這么做，去委約年輕的交響樂作曲家。交響樂可能已經消亡，但尚未到無法復活的地步。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份宣言，宣告對這種藝術形式的信念，從而再度引起公眾的關注。已經沒有其他選擇，也沒有時間可以浪費。沒有新的交響曲，管弦樂團就將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