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轉向：戰后美國選舉政治變遷研究

鐘智鋒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2年11月

本文節選自該書結語/一核心發展

筆者發現，二戰以降，階級因素影響力的顯著下降，種族與宗教等認同因素的影響力的持續上升是美國選舉政治變遷一個基本的趨勢。這與工人階級的下降和福音派的轉向有很大的關系。與階級因素相比，種族和宗教因素越來越成為社會分裂、議題分野和政黨差異的主要來源。這促成了保守信徒與共和黨的結盟，制造了紅藍州的對峙，并導致了美國政治的極化。經濟的波動，貧富差距的加大使得階級政治有所升溫，但新政時代仍未復興。未來的選舉政治的走向將主要取決于階級、種族和宗教因素的互動。

盡管2000年、2004年和2008年的大選在經濟、戰爭形勢、在任總統狀況、候選人狀況和突出議題方面均存在較大的不同，但是選民的投票模式和選舉地理并沒有發生顯著的改變。種族/宗教投票模型比階級投票模型能更好地解釋這三次選舉的投票模式和選舉地理狀況。

筆者發現，戰后美國的社會，民主、共和兩黨的政策與形象，以及選舉地理與投票模式方面均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首先，美國社會在階層、種族和文化方面已變得日益多元化。戰后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轉型一方面加大了貧富分化，改變了原有的階層結構；另一方面則加大了兩黨在政府稅收和福利政策方面的分歧。1964年《公民權利法案》的通過，1965年《選舉權利法案》和《移民與國籍法》的頒布，使得少數族裔選民的比例迅速提高，而共和黨的南方戰略和奧巴馬的當選，使得種族投票日益顯著。世俗化趨勢的推進，由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推動的女權運動和同性戀運動，由保守宗教(主要由福音派、保守天主教和摩門教等宗派組成)聯合而成的新宗教右翼的形成，以及由這個聯盟發起的對抗性運動，導致人們逐漸分化成自由與保守兩大陣營，并使墮胎、同性戀等社會議題成為選舉的關鍵議題。

其次，社會的變遷也推動了政黨的調適，使兩黨在政策與形象方面均出現了顯著變化。民主黨逐漸變成一個增稅、增支(主要是福利性支出)、在婚姻家庭方面推動自由化的政黨，共和黨則變成減稅、減支(主要是福利性支出)、在婚姻家庭方面維護傳統觀念的政黨。兩黨的主要區別更多不是替富人代言還是為窮人伸張，而是倡導自由的議程還是維護保守的價值。

再次，社會變遷與政黨調適也推動了選舉政治的變遷。這既體現在選民的投票模式上，也體現在美國的政治地理上。在投票模式上，民主黨贏得了少數族裔、主流教派、世俗主義者、單身女性、年輕人、工人和專業人士、教育水平最低和最高的民眾的支持，共和黨則贏得了多數白人、福音派及其他保守教派、中產階級和大企業主、中老年人、已婚人士、教育程度居中等水平的民眾的支持，出現了一個人們更多依照身份認同和價值理念而非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投票的趨勢，筆者把它概括為從階級沖突到文化戰爭。在選舉地理方面，一統河山的格局已被紅藍對峙的局面所替代，獲勝的候選人往往只能贏得半數左右的州。除了獲勝格局的變化，區域的政黨忠誠也發生了轉向。東北部逐步由共和黨的大本營轉為民主黨的票倉，南部則由民主黨的票倉轉變成共和黨的根據地。

最后，戰后美國選舉政治的變遷也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政治影響。政治極化加劇了原有的社會分化，圍繞著階層、種族和宗教分界線而成的不同群體間的張力不斷增大，暴力沖突事件的數量急速上升。在政治極化的影響下，昔日以一黨長期主導和兩黨合作為特點的政治態勢已被兩黨頻繁更換和兩黨對抗的態勢所取代。兩黨對抗使政府常常陷入僵局，兩黨頻繁更替則使政策經常變動。美國內政與外交的不穩定性日益加增，中美關系的波動性與對抗性也隨之加大。政治極化使得兩黨政治家均按照黨派立場行動，這使得執政的政黨難以凝聚足夠的支持去解決單個政黨所無法解決的問題。歷史上，威爾遜因兩黨對抗而無法通過他的“十四點計劃”,這極大限制了美國在一戰后所扮演的角色。胡佛總統也因政治極化而沒有贏得民主黨的支持。這耽誤了美國政府對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的應對。直到羅斯福上臺之后，兩黨合作才被重啟。這為美國經濟的復蘇奠定了政治基礎。2020年當新冠肺炎疫情席卷美國，威脅著億萬民眾的生命財產時，因為兩黨在特朗普任內變得更加極化，而白宮和眾議院分別為共和黨與民主黨所掌握，這阻礙美國快速通過兩黨都支持的疫情應對和救援方案，使得美國陷入危機之中?？梢哉f，政治極化不僅會導致政治僵局，惡化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態，加深美國社會的裂痕；還會削弱西方國家之間的聯盟，加速美國的衰落，推動全球政治格局的轉換。

讓我們回到本書一開始指出的美國選舉研究的幾大爭論，即主導因素變遷爭論、政治極化爭論和再結盟爭論。對于美國是否存在一場文化戰，階級的影響力是否已經下降并被其他因素所取代?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戰后，工人階級比例的下降，工會組織的衰落，以及底層白人的部分轉向均使得階級影響下降。取代階級沖突的是以種族和宗教為核心推動力的文化戰爭。美國是否存在政治極化?極化的程度在最近的選舉中減少了還是增加了?我們的答案是美國存在政治極化，而且政治極化的程度正日益加大。政治極化不僅存在于政治精英之間，也存在民眾之間。從民主、共和兩黨選民在廣泛議題上截然不同的判斷，從候選人在競選時采取的極端立場，從紅藍州涇渭分明的對峙中，我們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極化的跡象。盡管克林頓作出有關修復美國社會的裂痕承諾，小布什倡導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以及奧巴馬亦主張建立一個不分膚色與政見的統一的合眾國，但是美國社會極化的程度沒有因此而減少，反而日益加劇。這既有結構性的原因，也有候選人的原因。政治極化的程度隨著負面競選的展開，分裂性政策的強推(如醫改、同性婚姻合法化和強行驅逐非法移民),以及好斗的特朗普上臺而不斷增大。

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美國是否經歷了一場政治的再結盟?參照政治再結盟的幾個指標——新議題出現，新選民被納入政治體系里，政黨的選民基礎出現重組，地區忠誠發生轉移，主導政黨的改變，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第一，60年代末以來，美國大選出現了新的議題。墮胎、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等社會文化議題開始成為影響競選的重要議題。第二，西班牙裔選民的快速增長，可以看作是新選民被納入政治體系里。這改變了昔日白人和非裔主導美國選民的局面。第三，兩黨的選民基礎也發生了重組。底層白人和天主教徒開始轉向共和黨，高學歷的專業人士則轉向民主黨。意識形態而非階級地位越發成為選民分化的關鍵因素。第四，兩黨的地區忠誠也發生了轉移。南方各州由民主黨的穩固基礎轉變成共和黨的基地。第五，有關主導政黨改變這個指標，我們需要分階段來看。筆者發現60年代以來的大選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共和黨主導白宮的時代(1968—1992年)和兩黨輪流坐莊的時代(1992年至今)。在第一個階段里，尼克松靠著南方戰略，里根憑借保守主義革命，確立了共和黨在白宮長達20年之久的主導地位。在選舉地理上，共和黨的候選人(特別是連任的時候)常常能在大選里贏得大多數州，形成一統河山的格局。這得益于新政聯盟的削弱，底層白人的轉向，以及保守宗教團體的支持。新政聯盟的動搖和保守主義聯盟的興起是共和黨能夠主導白宮的核心原因。尼克松借助種族議題，通過南方戰略，大大動搖了羅斯福建立的新政聯盟。里根通過構建宗教右翼和政治右翼的結盟，又進一步從宗教上削弱了新政聯盟。穩固南方的喪失，底層白人和天主教徒因種族和宗教原因而發生的轉向，推動了一次政治再結盟。這使得以進步主義為核心的民主黨主導的新政時代，逐步讓位給一個興起中的保守主義時代，選舉政治也逐步從階級政治轉向認同政治。但是由于缺乏全國性的危機，共和黨雖多次贏得選舉，卻仍未能建立壓倒性的多數。于是，雖然共和黨能贏得白宮，國會卻常常為民主黨所主導，導致了政府的分裂、兩黨均勢對峙的局面。在第二個階段，因著經濟的波動，民主黨多次在經濟衰退時憑著變革的口號擊敗執政的共和黨。這個階段除了延續昔日分裂政府、兩黨對峙的局面，還出現了以紅藍州對峙、白宮和國會頻繁易主的新特征。在這個階段里，新政聯盟已被大大地削弱，里根的保守主義聯盟也發生了動搖，美國進入了兩黨均勢階段。從1992年到2020年的8次大選里，共和黨贏得了3次，民主黨贏得了5次。但是，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贏得大選，獲勝的黨最多只能主導兩屆白宮，而且往往會在中期選舉時失去國會。

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政治再結盟，不同于美國歷史上以關鍵選年為標志、以主導政府為特征的再結盟。這是一次一般性的再結盟，選民基礎的重組不是在一個選年里便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一系列選舉才完成的。選民的重組始于尼克松，在里根任內有重大轉向(保守選民大范圍轉入共和黨),在特朗普任內也有新的變化(底層白人的部分轉向)。1992年至今，雖然民主黨多次贏得白宮，并對戰后政治再結盟所確立的共和黨的執政地位提出了挑戰，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已發生了新的政治再結盟，或者已進入了一個去結盟的階段。選民沒有發生顯著的政治轉向，地區也沒有發生較大的忠誠轉移。至于未來美國是否會出現一次新的再結盟，這取決于是否具有一個全國性的危機，是否存在地區性的轉向，以及新分裂性議題的出現。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會推動政治再結盟的形成，仍有待進一步的觀察。美國選舉政治的走向取決于民主、共和兩黨進一步的博弈，取決于新政聯盟與保守主義聯盟的力量對比。

以上便是本書的核心發現。在接下來的討論部分，筆者將重點討論一下本書所引出的一些學術問題。戰后美國選舉政治的變遷對學界提出了一系列理論和現實問題。例如，宗教的公共化將對美國的政教分離制度提出何種挑戰?種族沖突的加劇將對美國這個移民國家帶來何種沖擊?隨著階層、種族和宗教的多元化，美國這個合眾國能否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保持多元一體?在政治極化、兩黨對抗、紅藍對峙的條件下，美國以三權分立為核心特征的憲政民主制度能否有效運作?鑒于文化戰在全球范圍內均存在，那么有關美國選舉政治變遷的基本結論對于我們理解這些有著不同文明基礎和制度框架、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政治變遷有何幫助?筆者將嘗試簡要回答這些問題，并把論述的重點放在了現代化、社會分裂和政治秩序這個政治學的核心議題上。具體而言，也就是在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特別是由工業社會轉向后工業社會的階段),新舊社會分裂(以階級利益為基礎的分裂和以認同為基礎的分裂)會如何變遷?民主國家中的政黨制度會如何回應這種變遷?這又將對既有的政治制度帶來何種沖擊?美國選舉政治變遷分析成為了一扇觀看現代化與政治變遷辯證關系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