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一份來自中國多所頂尖高校與智庫的專家學者聯合撰寫的聚焦中歐關系的權威報告將舉行發布會。屆時還將舉行“中國歐洲研究智庫網絡”成立儀式。

這份研究報告由來自中國多所頂尖高校與智庫的專家學者聯合撰寫。北京外國語大學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教授在為報告撰寫的前言中指出，在當下這個充滿劇烈變化的世界中，人類社會所面臨的知識斷層和認知斷裂，使得現有知識體系已難以解釋當前的復雜變化。中國和歐洲都迫切需要找到重新認識世界、自己和彼此的正確方式。這份報告希望在“百年變局”和“時代轉折”的關鍵節點上，為當前的中歐關系勾勒出一個基本輪廓，并引發對中歐關系所處環境、獨有的性質、發展動力以及變化規律等問題的深入思考。

明年中歐將迎來建交50周年紀念，然而，近一個時期來的中歐關系因歐方“去風險”的論調和措施而被蒙上陰影。尤其是近日歐盟最終決定對中國的電動汽車加征高額關稅，使得中歐經貿分歧有滑向貿易戰的風險。這也反映出，當下的確需要重新思考“經貿聯系是中歐關系‘壓艙石’”這一認知了。

2024年5月25日8時40分，西安市，X8157次中歐班列（西安—馬拉舍維奇）從西安國際港站開出。視覺中國 圖

時代巨變如何影響了歐洲對自身、對中國乃至對世界的認識，在此背景下中歐之間該如何通過各層面的交流達成一些共識，并重新審視彼此的合作空間，剛剛塵埃落定的美國大選又會給未來的歐美關系和中歐關系帶來怎樣的變數？

在報告發布之際，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邀請五位參與報告撰寫的專家，圍繞上述問題，結合報告內容展開討論，共同探索中歐如何在大變局中尋找新的共識、構建新的利益格局，并發展出新的相處模式。

以下為討論內容的精選部分。

專家簡介（按姓氏拼音順序排名）：

陳旸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執行所長、研究員

丁純 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上海歐洲學會會長

簡軍波 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

忻華 上海外國語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

趙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斷裂”的歐洲

丁純：總體來說，歐洲正處在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內憂外患交織。歐洲必須應對一體化、地緣政治、地緣經濟以及非傳統安全等多方面的沖擊。這種內外部的挑戰，使歐洲原有的理念、分析方法和話語體系受到沖擊。無論是馬克龍還是其他歐盟領導人都提出了這種危機，認為傳統的研究方式、話語體系以及思維模式已無法應對當前的問題。

從經濟角度看，顯而易見的是，歐洲原有的理論方式和思維模式已無法適應當前的變化，正在尋找新的應對方式。在國際關系領域，從容克委員會后期到馮德萊恩第一任委員會，歐盟多次強調“地緣政治”的概念。從政治上來看，歐洲面臨著地緣政治壓力，尤其是中美競爭帶來的壓力，以及俄羅斯對安全和秩序的威脅。歐盟正在努力尋求能夠應對這些挑戰的新路徑，以重新找到適配當前現實的理論和理念。

此外，面對民粹主義等內部挑戰，歐盟在話語體系、思維方式和戰略制定上都經歷了轉折，甚至某種程度上的“失語”。當前的理念和原有的體系出現了錯配現象，但我們也看到歐洲在這種挑戰和沖擊之下，正努力尋找新的適應路徑。

忻華：知識斷層與認知斷裂在歐盟主要體現在政治精英、領導層與戰略研究界。領導層在面對層層危機時逐漸意識到其嚴重性，而歐洲的學術界和草根階層早已在全球化退潮的過程中感受到種種沖擊。草根階層對這種變化的感知更為敏銳，且痛苦更深。

在過去15年中，歐洲的政治精英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文化多元主義等意識形態所束縛，限制了想象力，使其難以察覺世界的復雜性與危險。直到烏克蘭危機、能源危機和產業空心化等問題接踵而至，才令歐洲精英層逐漸清醒。

盡管目前尚難判斷未來歐洲的政治精英將采取何種方向，但在“斷裂”之下，他們正努力適應世界的變化。可以看到，歐洲的戰略認知在一定程度上會受美國影響甚至塑造。未來，歐洲在趕上世界變化的過程中仍難以避免被美國戰略認知所影響和塑造。

陳旸：歐洲目前正處于激烈的地緣沖擊震蕩之中，其原有的認知和理念都受到巨大的挑戰。歐洲人的整體思想觀念發生了結構性轉變，不只是看待中國，歐盟看待整個世界的方式都發生了變化，認為之前的理論不管用了，之前追求的秩序是一廂情愿。這種強烈的轉變，正是歐洲人近來常說的“地緣政治的回歸”。正如馮德萊恩說“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地緣政治敵對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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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對整個世界的認識在周邊地緣環境變化的強烈沖擊下正走向另一個極端，對中國的發展道路產生了更強烈的批判態度，我認為歐盟這一觀點比較偏頗。但同處當前的世界局勢，歐盟又不得不與中國共存。歐盟對中國提出了“合作伙伴、經濟上的競爭者、制度性對手”的三重定位，甚至愈發側重后兩重定位，將雙方可以合作的空間壓縮得相對較小。

這樣的變化，正需要學者、智庫觀察者及時地梳理總結。即使不能提供新的非常宏大的理論工具，但若能及時梳理，也是我們作為學者能為增進彼此交流做出的貢獻。

簡軍波：“知識斷層”和“認知斷裂”概念，實際上反映了全球在應對內部和外部問題時，理念的變化與適應性存在不足。這種理念的轉變在應對當前挑戰時效果不盡理想，甚至存在問題。

對于歐洲來說，俄烏沖突之后，他們的認知從“規范性權力”轉向了“地緣政治力量”，然而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歐洲并未完全厘清地緣政治力量的角色是手段還是目標。它是要保護自身利益，還是要推動其規范性力量在全球范圍內的推廣？這種意識形態顯得混亂。

在內部，這種轉向也導致極右翼政黨崛起，社會矛盾激化。同時，我認為歐洲過分強調“地緣政治”概念，而這一概念源自納粹德國，重新提倡可能帶來危險的后果。如果歐洲過度強調這一概念，邏輯上可能會滑向極端權力斗爭，甚至軍事擴張的道路。

我認為中國應提醒歐洲，不應盲目鼓吹地緣政治競爭，即使將其作為一種手段，也要避免過度依賴，以免走向不歸路。

何為“風險”？

陳旸：在歐洲目前的觀念之下，類似對電動車加征關稅的爭端可能會越來越多，而不是單一地體現在電動汽車補貼方面。歐盟在調整過程中，將這一經濟議題放在政治背景下去考量，提出對中國產電動汽車征收高額關稅的應對策略。這一路徑是錯誤的，只會進一步加深與潮流趨勢的矛盾，放大自身的焦慮。在近段時間的談判中，中國表現出很大的誠意，但若想同歐方從技術層面就事論事解決這一問題，或許比較困難。這首先需要歐盟從政治層面改變對中國的認知，糾正偏見，雙方才能心平氣和地解決這一問題。

忻華：關于中國電動汽車是不是對歐洲構成一定的威脅。歐洲方面提出的論據是說中國在這個產業上有所謂的“政府補貼”。但另一方面，其實不管是法國還是德國，在它們的數字轉型和綠色轉型當中，一定程度上面對本國特定產業也有這種扶持的政策，其實也是帶有補貼性質的。雙方可以相互把自己對對方的看法說出來，彼此之間有通暢的溝通，可以避免形成誤解，是有助于改善彼此的認知的。我們的報告應該比較坦誠地把中國學者對于歐洲的認知明白、系統地表達出來，并且讓歐洲的同行知道我們的認知。同時雙方能夠坦誠交流相互的認知。在知己知彼的情況下，大家找出彼此紛爭的焦點進行碰撞，在這種程度上可以化解彼此的矛盾。

2024年4月19日，蘇州港太倉港區國際集裝箱碼頭，大批新能源汽車整齊排列，正在裝運前往世界各地。視覺中國 圖

趙晨：中歐為電動車爭端問題還留下了一扇窗口，不能說為期5年的關稅就一定會實施下去，也存在臨時撤銷的可能。這取決于談判的情況，所謂中國主動限制出口配額的情況。這種貿易談判屬于“低政治”領域，中歐之間還是存在著避免貿易戰的可能性。

丁純：近一段時期，中歐關系經歷了“冷”“熱”交替，復雜性不斷增加。盡管有經濟安全方面的擔憂和“脫鉤”論調，但事實證明完全“脫鉤”既不現實，也有害無益，因此更多的討論逐漸轉向了“去風險”。

關于“去風險”，歐盟內部對其的定義和實施還在探索中。這個概念看似比“脫鉤”更加客觀、理性，因為人們往往厭惡風險。但在現實中，我們需要考察“去風險”提出的背景、驅動力及其對雙邊關系的影響。從原來的全面戰略合作伙伴到經濟競爭對手甚至制度對手，這種關系變化帶來的認知調整是“去風險”概念的本質驅動。

我們與歐洲學者探討時，經常討論“去風險”與“脫鉤”的邊界，尤其在關鍵原材料和高新產業方面，“去風險”可能實際上帶來“脫鉤”的效果。比如，我在文章中指出，在高端產業鏈和關鍵原材料領域，“去風險”實質上就是“脫鉤”。

因此，雙方智庫學者的持續溝通可以幫助雙方更好地理解“去風險”帶來的利弊，增進共識。這對雙邊關系的健康發展有積極作用。我們與歐洲學者的合作中就包括對“脫鉤”和“去風險”對雙邊經濟損失的模擬研究，以科學的分析工具和數據支撐得出共識性結論，對“脫鉤”和“去風險”的影響作出清醒判斷，有助于推動雙邊關系向前發展。雖然雙方觀點可能不一致，但通過交流至少可以理解對方的關鍵關切，明確哪些措施有利于雙方，哪些會造成兩敗俱傷。這種共識能為雙邊政策制定、民眾生活帶來積極作用。

總之，我認為應加強中歐學者和智庫間的溝通，觀點不一致或結論不同不成問題，重要的是通過溝通增進理解，明確彼此的核心利益與潛在風險，避免雙輸局面。

陳旸：單純的“去風險”這個詞，我認為無可厚非。但歐盟是將其放在特定背景下去討論這一問題。歐盟把對中國的“去風險”同之前的對俄羅斯能源“脫鉤”做類比，將中國的投資合作視作“風險”。這其實是沒有很好把握風險邊界的體現。歐盟內部沒有非常明確的“風險”概念，背后暗含著價值判斷和操弄空間，導致在很多方面容易產生摩擦。這也致使我們在談論“去風險”概念時容易走向泛化，形成對抗。

中國更認可接受的是，雙方通過合作去減少風險、解決問題，而不是通過減少合作來“去風險”。在這方面中歐雙方還可以更多地去尋找共同點，把彼此的認識拉近。

簡軍波：“去風險”按原則上、字面上講是有道理的。每個國家都要“去風險”，維護自身安全無可厚非，從經濟角度講也是為世貿組織所允許的。但問題在哪？第一，丁老師講得非常清楚，“邊界”不清楚，歐方到現在講了半天也沒分清楚“去風險”和“脫鉤”的邊界到底在哪。有些“去風險”本身就是“脫鉤”，那就是產業鏈斷裂，這和“去風險”就不是一回事了，這不是為了安全。

第二，歐盟“去風險”采取的是一種政治性手段，不是市場性的解決方法。它采取的是單邊主義。有些貿易爭端應該在多邊或雙邊層面解決。而歐盟的“去風險”手段是一個政治性決定，不符合世貿組織的定義，這就變成地緣政治競爭，而不是市場競爭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安全是相互的，你安全了，我不安全，我的經濟不穩定、市場出現問題、對你的依賴變強了，這是不對的。依賴要相互依賴，你光想擺脫我的依賴，讓我來依賴你的市場、你的產品，這樣就有問題，這是自私自利。

現在面臨根本性的問題、癥結在哪里？就是中歐之間的經貿關系本來是一個深刻的相互依賴，你現在偏要“去風險”，而且是沒有邊界地、用政治性手段“去風險”，對中國造成了很大的傷害，我怎么能認同你這個東西。所以最終還是要回到協調協商，去討論、分析對雙方不要造成過分傷害的問題。

“50周年”之后向何處去？

趙晨：電動車爭端是中歐貿易以及經濟關系中的一個案例，其實是從馮德萊恩領導的上一屆歐委會開始，就已經出臺了關鍵原材料法案，加強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出臺經濟安全法案，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和針對“去風險”的意涵日益增多。當然，歐盟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不僅針對中國，也有針對美國方面的，比如其《數字市場法案》和《數字服務法案》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美國互聯網巨頭。

現在特朗普當選下一任美國總統，可能將給歐美、中美、中歐關系都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如果特朗普上臺后信守他所謂的競選承諾，將會重演2017年的“關稅戰”場景，那么外界普遍認為歐美關系將出現一定程度的倒退，甚至回到2017年。這種情況下，中歐關系可能反而會出現一定好轉，呈現一種更加積極的態勢，因為畢竟在維持經濟全球化、自由貿易領域，中歐底線是一致的。

特朗普當選下一任美國總統。 視覺中國 圖

但是，畢竟歐洲相比8年前要更弱，歐盟委員會反而還會表現得更加強勢，尤其是面臨俄烏沖突的問題。所以也不能排除，歐盟利用特朗普將矛頭針對中國，以犧牲更多中國利益為代價去和美國達成更加妥協性的安排。當然這么做難度很大，因為特朗普個人更喜歡和國家政府打交道，而不太愿意和歐盟這樣的地區性組織打交道。

忻華：無論誰當選，中美戰略競爭的基本態勢不會變，美歐在戰略安全領域的相互協調還會進一步持續，甚至還可能有所增強。

在經濟領域，特朗普上臺后對中國會有與2018年相似的比較強硬的措施和政策出臺。這種情況下歐洲也可能“唱紅臉”，表現出某種程度比較友好的姿態，但同時歐洲和歐盟也可能會有“搭便車”的心態，利用美國對中國的強硬壓力，逼迫中國來做出某種程度的讓步。

由于特朗普對戰略安全領域的考慮可能缺乏系統性和長遠性，在烏克蘭危機上，美歐之間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分歧或摩擦，這就會導致烏克蘭危機還會進一步延宕下去，態勢可能更加多變。這會導致歐洲周邊的戰略安全環境進一步碎片化，變得更加動蕩和危險，這是歐洲人不愿意看到的。可以想見，特朗普上臺，歐盟會在戰略自主領域提出新的敘事、新的話語和某種程度的理論概念體系。

丁純：“特朗普2.0”再來，對歐洲來講比較現實、比較緊張的一個可能就是烏克蘭問題。美國會不會停止對烏克蘭的援助，跟俄羅斯談和？第二個更加引起歐洲關注或者說更擔心的是經貿問題。特朗普非常重商主義的那一套做法，和歐盟主張自由貿易、支持全球化、遵守規則，肯定是談不到一塊去的。

無論誰當選美國總統，美國轉向亞太也好，或者是對中國打壓也好，都不完全是歐洲人希望看到的，中歐之間還是有一些共同語言并展開一些工作的。

簡軍波：從經濟角度講，特朗普再次上臺后會不會打貿易戰，我們不確定，只是假設。如果他上臺后又對歐洲、中國揮舞關稅大棒，歐盟聯合美國共同對中國進行經濟打壓的能力是會下降的。政治層面來講，特朗普的意識形態不強，所以拜登現在搞的“威權-民主”兩分化那一套會弱化。

在安全層面，如果特朗普減弱對烏克蘭的支持，或者尋求一種和平解決方法的話，歐盟壓力會特別大，它要用大量預算來填補美國撒手不管后的空缺，所以它的對外行動能力會下降，包括對中國在政治層面、安全層面的行動能力。所以特朗普上臺后，歐盟對華政策給中國帶來的壓力會減小。

而特朗普和哈里斯其實都不是“大西洋主義者”，這兩個人都是要“力量東移”，他們都是“印太主義者”，這對歐洲是個噩夢。

陳旸：中國、歐洲都是多極世界的擁護者，多邊主義也是雙方共同支持的理念。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與歐洲在應對美國大選后的變局問題上會有很多的共同話題。中國、歐盟、美國都是當今世界的重要力量，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政策軌跡，也不會很輕易尋求改變彼此間的關系。我個人認為，不排除一些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但“穩定”仍然是底色，總體還是會保持相對的穩定性。

2024年8月16日，江蘇連云港，中哈（連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大型機械正往中歐班列裝載集裝箱。 視覺中國 圖

趙晨：在此背景下，中歐關系也要適應一個新的時代。首先，雙方都要適應超級經濟全球化退潮的現實，大家都在強調安全和經濟的相互協調發展。第二，歐盟和中國現在也要適應一種變化——原來中歐關系的不對稱格局已經終結。現在的中歐無論是在產業鏈供應鏈方面，還是整體的經濟實力，都處于同一個層次水平。

在技術上，隨著中國近年來的追趕，我們在某些技術領域實現了從落后到并列跑再到領跑的過程。當然歐盟依然是我們最大的技術來源地，它在生物醫療、制藥、高端機械設備、機床、飛機制造等領域依然有獨特的優勢。雙方要在一個新的水平層次實現互補性發展，這也是中歐經貿關系未來的一個發展趨勢。

陳旸：明年是中歐建交50周年，展望下一階段的中歐關系，雙方可以開展合作的領域非常多。目前，在經貿領域，歐洲更多地把中國看成競爭者，認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正在往產業鏈上游邁進，勢必與歐盟產生競爭和摩擦。但實際上，即便是中國到達上游產業鏈，也可以進行很多分項合作。中歐雙方可以達到很多技術上的互嵌、經濟上的互補。如果深入到具體領域，我覺得可以找到很多新合作點。即便是在電動汽車問題上，中歐雙方仍然可以尋求合作。歐洲有自己的品牌，中國有技術，這是可以相互連接的，可以共同建設龐大的市場。中歐之間的經貿合作可以有非常光明的前景。

趙晨：歐盟所謂經濟安全的工具箱里的工具越來越多，這是超級全球化在歐洲終結的一個縮影。但經濟全球化新時代具有新特征，比如供應鏈上高度互嵌。雖然政治上越來越多地相互提防，但是經濟上有自我發展規律，這些是不可阻擋的。比如在產業領域，一輛汽車涉及到成千上萬的零部件，這些零部件有些是德國或其他歐洲國家生產的，有些是中國生產的，這種產業內貿易的互補性，是中歐難以“脫鉤”的共同利益保證。

陳旸：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來看，中歐同樣有很多可合作議題。除了氣變問題、難民問題、核不擴散問題，人工智能管理領域也可以成為中歐間保持溝通、尋找共同點的領域。還有在金融治理上，中歐也應該找到更多的共同點，努力就全球金融治理達成共識，形成機制化合作。

簡軍波：總而言之，我們作為學者，如果要對政策發揮影響的話，需要中歐之間的學術交流，中歐雙方都要努力去尋求共識。當然也可以“吵架”，但不能為吵架而吵架，而是以尋求共識為目標。所以我覺得中歐之間的智庫和學者可以以求同存異、尋求共識的為目標，發布一些共同的報告和文件，去影響我們的政策，這是值得去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