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6日至8日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北京召開，本次大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教育部、中國文化和旅游部、希臘文化部、希臘雅典科學院共同主辦，主題為“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第三分論壇“古典語文與古典學傳統”由西南大學、中希文明互鑒中心承辦，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協辦，參會中外專家60余人，黃德寬教授做主旨報告《關于中國古典學構建的幾點認識》。

黃德寬教授現為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并擔任教育部、國家語委“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首席專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語言文學學部委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評審委員會語言學科召集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咨詢委員，中國文字學會會長，中國文字博物館館長，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

一、“古典學”與“中國古典學”

我國學者關于“古典學”的討論，實際上涉及兩個不同的學術領域：一是世界古代史和西方古典學研究領域，這個領域的學者關注的主要是我國開展西方古典學的研究和學科建設問題，可稱之為中國的“西方古典學”；二是中國古代典籍、古文字和出土文獻以及中國歷史文化研究領域，這個領域的學者則主要是根據自身學科發展需要，提出開展我國古典學研究和學科建設問題，可稱之為“中國古典學”。近年來，“中國古典學”的構建越來越受到重視，成為我國學術界關注的熱門話題之一。“中國古典學”的提出以及“古典學”這個概念的運用，顯然受到“西方古典學”的影響。盡管如此，中、西古典學卻各有自身的歷史淵源，二者研究的對象和關注的問題則有明顯的不同。我們所討論的只是“中國古典學”的構建問題。

中國古典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對建設我國人文學科體系是很有意義的。但是，由于參與討論的學者立足于不同的學科背景和學術取向，在中國古典學學科內涵、建設目標以及如何建設等基本問題上，還存在著較大的認識分歧，有必要將相關研究和討論持續下去并引向深入，盡可能地在學術界形成共識，以推進中國古典學的建設和發展。

二、古典研究傳統與中國古典學的構建

中國古典學與西方古典學有著不同的學術傳統，其研究的對象、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已有的知識體系和研究目的、方法等方面的差異，決定了中、西方古典學具有各自不盡相同的學科內涵。通過梳理中國古典研究的歷史，與西方古典學進行比較分析，進一步明確中國古典學的學科內涵、建設重點和發展方向，是構建中國古典學的基礎性工作。

目前，學術界對中國古典學的認識已形成一定的共識，比如：就研究對象而言，將中國古典學之“古典”限定在先秦或先秦秦漢典籍（經典），認為中國古典學以整理研究先秦典籍為主要對象，這逐漸成為學術界的主流看法；就研究內容而言，強調古典學應以典籍文本的整理為基礎，進而開展文本深度闡釋和相關問題的研究，也是大多數學者所認同的觀點。

我們認為，中國古典學應以先秦時期元典性文獻和上古文明為主要研究對象和基本任務，這與西方古典學以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文獻和古典文明研究為根本任務頗為相似。我們所謂的“先秦時期元典性文獻”，指的是先秦時期原創的作為中華文明源頭的基礎文獻，不僅指歷代公認的儒家經典、諸子百家，還包括先秦時期所有與中華文明有關的文字記錄。同時，兩漢以降，先秦元典性文獻的傳承傳播以及歷代整理研究和闡釋成果，體現了先秦元典性文獻對中華歷史文明傳承、演進的深遠影響，也應作為中國古典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先秦是中華文明形成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古典學以產生于這一時期的元典性文獻為主要研究對象就抓住了根本。我們所說的“上古文明”，主要指處于中華文明發展史上關鍵時期的先秦文明。中國古典學的主要任務是探索從中華文明曙光初現的傳說時代到有文字記錄的夏、商、周（西周、東周）時代的文明。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是一個含義廣泛的學術研究領域，作為中國古典學基本任務的“上古文明”研究，指著重于以先秦元典性文獻為基礎、結合考古發現所開展的先秦文明研究，與一般意義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既密切相關又有所區別。

構建以先秦時期元典性文獻和上古文明為主要研究對象和基本任務的中國古典學，既要充分發揚我國古典研究的傳統，也要重視借鑒西方古典學的理論和方法。通過中、西古典學的比較互鑒，進而探索中國古典學構建的基本路徑和主要方向。牛津大學羅伯特·恰德（Robert L. Chard）認為：“中國和西方在古代階段有很多相同之處，可以互通有無的領域遠比我們現在所探討的范圍要大。中國建立‘中國古典學’這一新學科的學術價值將會遠遠超過現有學科，它可以擴展學術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并且促使學者將中國古代文化和遺產方面的研究與當代教育相結合。而中國和西方的‘古典學’專業有很多相似之處，其中很多觀點值得互相借鑒。”羅伯特·恰德（Robert L. Chard）的看法頗為中肯。從現代學科建設的角度看，西方古典學在研究領域、研究方法、古典教育和學科建設等方面，對中國古典學的構建無疑具有啟迪意義。我們應該在堅持發揚古典研究學術傳統的同時，中、西互鑒，熔鑄新知，積極推進古典研究向具有現代學科屬性的中國古典學的轉型發展。

三、中國古典學構建的三個維度

中國古典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和基本任務，決定構建中國古典學的基本方法和可能路徑的選擇。在我們看來，可從“文字”“文本”“文化”三個維度，系統開展先秦典籍與上古文明的整體性研究，進而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古典學。

（一）關于“文字”維度。“文字”是文獻形成的基礎。我們這里所說的“文字”，指的是先秦古文字及其記錄的上古漢語。文字是中華文明最為重要的載體，先秦時期典籍的形成、傳承都依賴于文字的發明和運用。中國古典學研究必須從語言文字入手，只有藉助語言文字才能走進先秦典籍，進而探索上古文明。因此，從事中國古典學研究必須具備古文字、上古漢語的基本素養，這就如同西方古典學者必須通曉古希臘文、拉丁文一樣。中國古典學研究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記載上古文明的漢語言文字延續至今，而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值得注意的是，上古語言文字的古今演變，往往使后世對先秦典籍釋讀變得困難。因此，中國古典學研究既要充分發揮語言文字古今延續性的優勢，也要留意古今語言文字演進對典籍訓釋的影響，在充分挖掘和利用傳統古典文獻研究積累的訓釋成果的同時，充分重視運用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的成果，以新材料和新成果檢視傳世文獻和傳統典籍的訓釋，在“文字”這個維度上為構建中國古典學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關于“文本”維度。“文本”是古代典籍文獻的存在形式，由文本稽考以揭示其負載的歷史文化內涵是古典學的不二法門。西方古典學對古希臘—羅馬手稿、抄本、銘刻文獻的搜集、校勘、整理以及來源、流傳的研究，中國關于古代典籍文獻制作、傳承、整理、校勘、辨偽、輯佚和闡釋等研究，都可歸之于“文本”研究的范圍。“文本”研究是古典學研究的基本任務，也是構建中國古典學不可或缺的維度之一。我國古代典籍文本研究源遠流長，裘錫圭（2013）認為：春秋戰國時代孔子及其弟子的經學文獻整理和傳授、漢代對先秦以來典籍的全面整理都屬于傳統古典學的范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疑古派對古史、古書的質疑和辨偽，以及七十年代以來戰國秦漢出土文獻考古新發現所引發的關于古書真偽、年代、體例、源流、校勘、解讀等研究，是現代古典學的兩次“重建”。倡導古典學的重建，一方面，是基于對先秦典籍文本整理研究應歸屬于古典學的認識；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戰國、秦漢文獻抄本新發現帶來的巨大影響。因此，正如裘錫圭（2013）所言：“發展古典學已經成為時代的要求。我們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早已過時的傳統古典學，也不能接受那種疑古過了頭的古典學，必須進行古典學的重建。而古典學的重建是離不開出土文獻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繼長沙馬王堆帛書、 臨沂銀雀山漢簡等重要發現之后，戰國秦漢簡本文獻多批次問世，不僅有傳世的《詩》《書》《禮》《易》《老子》等先秦元典文獻，而且還有多種未能傳世的先秦典籍佚文。這些戰國秦漢出土文獻是考辨先秦古典文獻原貌及其傳承、流變的一手資料，為構建中國古典學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文獻支持。古代典籍研究優良傳統的繼承發揚、出土文獻文本研究價值的充分發掘，為當代中國古典學的構建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據。 

（三）關于“文化”維度。“文化”之所以作為古典學研究的維度之一，一方面，由于任何古典文獻的產生和流傳都與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密切相關，“文化”對古典文獻的釋讀具有決定性影響，“文字”的辨識、“文本”的釋讀都要盡可能地契合其產生和傳播的歷史文化場景；另一方面，古典學研究古典的目的，是為了復現那個時代的歷史與文化。在西方古典學者維拉莫威茲（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看來，古典學的本質是“希臘-羅馬文明研究”，“該學科的任務就是利用科學的方法來復活那已逝的世界”。他認為“由于我們要努力探詢的生活是渾然一體的，所以我們的科學方法也是渾然一體的。”盡管古典研究要完全做到與歷史場景的契合并“復活那已逝的世界”，幾乎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終極目標，但維拉莫威茲對古典學本質和學科任務的闡述，啟發我們在古典研究中應該將“文化”確立為一個重要的維度。中國古典學要從“文化”這個維度出發，考索先秦典籍產生和流傳的歷史文化背景，并最終落實到對上古文明的形成、演進歷程及其發展規律的揭示和闡釋。為此，在“文化”這個維度上，中國古典學研究必然要充分利用現代考古新發現以及歷史學、語言學、文獻學等多學科知識、方法和成果，并以整體意識來闡釋古代典籍的文化內涵，努力揭示我國上古文明的形成歷史和發展情狀。

從“文字”“文本” “文化”三個維度研究先秦典籍，是我國歷代典籍研究的悠久傳統，前人所謂“說字解經義”、“由小學而經學”之類的表述，實際上已蘊含了類似的思想。需要強調的是，古代典籍研究并非從“文字”到“文本”再到“文化”的簡單遞進過程，“文字”是“文本”產生的基礎，“文本”是“文字”的存在形態，典籍的整理研究總是將“文字”“文本”統觀，而并非將二者截然分開；“文化”要素則始終貫穿于古典研究的全過程，為“文字”“文本”的分析研究確定可信的歷史背景以及闡釋依據，并將古典研究導向最終目標的實現。因此，古典學的“文字”“文本”研究，與文字學、語言學、古典文獻學等學科密切相關，但也有著自身不同任務和學科屬性；“文化”雖然關涉古代史、考古學、藝術史、文化人類學等相關學科，但古典研究只是對相關學科知識、方法和成果綜合運用的整體性研究，而不是將相關學科都納入古典學的范圍。我們認為，從“文字”“文本”“文化”三個維度來闡釋古典學的要義，有助于將古典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區別開來。

“文字”“文本”“文化”三個維度相結合，可為構建當代中國古典學提供一種基本方法和可能路徑。在構建中國古典學這一新興學科的過程中，一是要重視發掘傳統“小學”積累的豐厚成果，與古文字學、上古漢語研究結合起來， 在“文字”這個維度上實現古今語言文字研究的貫通；二是要重視發揚古代文獻研究傳統并利用歷代形成的成果，與新發現的出土文獻研究結合起來，在“文本”這個維度上實現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研究的融通；三是要重視將先秦文獻的整理研究與上古文明的探索結合起來，在“文化”這個維度上，揭示先秦典籍與上古歷史文化的深層關系，探尋上古文明的歷史面貌、演進軌跡和發展規律，為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和人類文明進步開拓思想源泉。  

黃德寬教授

黃德寬教授

（本文系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第三分論壇“古典語文與古典學傳統”主旨報告，由西南大學、中希文明互鑒中心供稿、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