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6日至8日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北京召開，本次大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教育部、中國文化和旅游部、希臘文化部、希臘雅典科學院共同主辦，主題為“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第三分論壇“古典語文與古典學傳統”由西南大學、中希文明互鑒中心承辦，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協辦，參會中外專家60余人，陳光宇教授做主旨報告《東西方古典文明萌芽時期的文字》。

陳光宇教授為美國新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杰出榮休化學教授暨羅格斯大學東亞學系兼任教授（1998年至今），現主要從事上古中國（Early China）領域研究，主要方向涉及甲骨文與商代文明研究、漢字起源與其他起源文字比較研究、漢字生態學理論構建、先秦朱砂與水銀工業、古文字海外教學（甲骨文、金文、簡帛）等。陳光宇教授既是杰出的化學家，也是知名的中國古典學研究學者，享譽海內外。

東西方古典文明萌芽時期的文字

首先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參加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能有機會在美麗的雁棲湖旁與來自四面八方世界各國許多領域的學者專家相互交流。眾所周知，古典學的空間源頭在東方是先秦中國，在西方是古希臘。而古典學的時間源頭就牽涉到東西兩大文明的探源問題。

文明探源首要要工作就是文字溯源， 研究文字起源的時間范圍、聚落地點、以及發明產生文字的條件，包括生態環境、地貌景觀、生產力，商業行為等等。特別是文字發明的關鍵動力。人類歷史上獨立發明形成文字系統的文字稱為自源文字或起源文字，目前所知，至少有四種：兩河流域的蘇美楔形文，尼羅河流域的埃及圣體文，中美洲的奧梅克-馬雅文以及黃河流域的漢字甲骨文。產生這四種自源文字的地域均在北緯30度左右，顯示文字發明與人類所處自然環境有一定關聯。目前漢字最早的考古證據是安陽出土十數萬片的商代甲骨。甲骨文的時間與蘇美文、埃及文的時間相距將近1500年。但是甲骨文是完全成熟的文字系統，因此漢字起源時間毫無疑問應該遠在商代 （1600-1046 BCE）之前，漢字溯源需要在新石器時期與商代之間探尋。

新石器時代將近一萬處的文化遺址遍布中華大地，多有刻符出土，知名的如賈湖、雙墩、大汶口、良渚、仰韶、龍山等遺址是文字考古探源的首選之地。同時漢字探源的視角也應該擴及到其他自源文字，除了可以收攻錯之益外，自源文字的對話比較也有助厘清人類文明文字產生的充分必要條件。

文字是含有特定音素，特定意涵與特定形體的符號。這個定義可以精確的表達為：G（文字） = G:{+P，+S}。 其中G 代表形，P代表音（phoneme）， S代表義（sense）。東漢許慎形容文字發明的過程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 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 新石器時代晚期，種種文化元素的累積醞釀，開始有需要將特定符號與特定的語音結合起來，于是產生由“符” 至“文” 的質變，有“依類象形”的“文” 出現，這是文字發明的第一階段，“文”可以記錄人名或地名，但還不足以記錄口語。“文“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初文”或“原始文字”。再經過一段時間的累積醞釀，部分的“文” 被用作專門表音的符號，于是產生由“文”至“字” 的第二階段文字發明，經過兩個階段的文字發明，文字才能發展為成熟系統，可以表示語氣、語法、記錄語言。就器物刻符而言，在“文”的第一階段，多以單符或雙符出現，而經過第二階段的“文字”才可能以成行或成列的串符出現。

目前國內出土的新石器時代刻符是否文字 還缺乏共識，主要原因是：（1）缺乏客觀精確的文字定義，往往將圖符、記號與文字混為一談。（2）忽視人種、語言信息。中國地域遼闊，區域景觀差異明顯，文化面貌多樣。大汶口、良渚等文化的人種與語言系統可能與陶寺、二里頭不同。在缺乏古基因檢測數據情況下，將大汶口或良渚刻符與漢語系統的甲骨文、金文只作形體比較，意義不大。（3）忽視刻符在考古發掘的出土信息，因此無法利用考古情境來推測刻符可能的意涵與功能，從而分析刻符是否代表文字。

考察兩河流域烏魯克（Uruk） 遺址出土的泥版刻符，從考古情境與泥版刻符的敘事情境，學者分析在許多泥版出現的兩個刻符代表人名，符合形音義的基本文字條件，從而論證蘇美爾人至少在公元前約3100年左右已經發明文字。同樣，考察埃及涅卡塔爾（Naqada）遺址出土的納瑪石板與石制令牌頭上的精細刻圖，可以確定其上有特定刻符代表法老王名，從而論證埃及人至少在在公元前約3100年左右已經發明文字。而新世界的中美洲奧梅克-瑪雅文明先以拉汶塔（La Venta）遺址附近出土的滾筒陶璽刻符有王名來論證瑪雅文字定點在公元前650年。其后瑪雅文學者對于喀斯卡石塊刻符的研究分析，從石塊實體，刻符排列，以及刻符形體在瑪雅文化具有特定文化意涵來論證它們代表文字，從而將中美洲文字發明時間上推到公元前900年。

參考比較境外自源文字的溯源研究，特別是如何結合考古情境分析與文字定義來論證器物刻符是否文字的文字考古例子。在境內龐大的新石器時代刻符材料之中，我們首先選擇山東大汶口文化時期的陶尊刻符，以及山東龍山時期的丁公村陶片刻符來考察這些刻符是否文字。

大汶口文化陶尊刻符集中出現在陵陽河與其相鄰的大朱家村及杭頭等三個遺址。陵陽河遺址在莒南縣陵陽鄉大寺村附近陵陽河南岸，發掘的45座墓葬中有25座集中在陵陽河南側，稱為河灘一組墓葬，墓坑大致為西北向，排列有序，明顯經過規劃。墓葬均屬大汶口文化晚期，可以再分為三個時段：早（3000-2800 BCE）、中（2800-2700 BCE）、晚（2700-2500 BCE）。其中陵陽河遺址有4件出土于墓葬，分別為M19、M25兩座中段墓及M7、M17兩座晚段墓。M19及M25的出土資料完全， M19墓主手持石鉞，腰掛陶制牛角形號角； M25墓主戴有石環、石管，顯然均為部族首領或貴族。二墓均有大口尊豎立于墓主腳端，大口尊各有一刻符，分別是菱形刻符與封字形刻符，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沒有例外，刻符均面向墓主。考慮刻符可能的作用，及刻符面向墓主的情境分析，刻符最有可能代表墓主的名字。語音呼喚人名，瞬間即逝。文字記錄人名，永遠長存。陵陽河刻符面向墓主，仿佛永遠呼喚墓主，象征墓主永遠存在。遠古蘇美文化視名字為實體，沒有名字就沒有實體存在。遠古埃及，人名刻于墓壁，以資他人呼喚，是雖死猶生的保證。結合蘇美、埃及對名字的敬畏崇拜，陵陽河刻符代表墓主人名是最為合理的選項。陵陽河刻符如果確為人名，表示具備了形、音、義三個文字基本元素，一如埃及的王名、蘇美的人名，應該視為文字，我們可以推定山東沂沭地區在公元前2800年已經有文字存在，可以稱之為大汶口文字。它們是否漢字的直接祖先，有待未來大汶口文化遺址的人種基因鑒定。

丁公陶片長4.6-7.7，寬3-3.2cm， 厚0.35厘米，面積約25方厘米， 來自直壁平底盆的底部， 平底盆的材料為泥質磨光灰陶，是典型的龍山文化陶器。現存5列11符。刻符筆劃有致，刻畫熟練，圓轉流暢，確有章法順序。多為連筆，也有圈筆、曲筆、弧筆、直筆，與目前所見古彝文極為相似，二者顯然使用相同的筆畫系統。 更令人驚異的是一些丁公刻符的形體與古彝文竟然高度相似。丁公村陶片出土于鄒平縣苑城鄉丁公村遺址，距莒縣不過百里。陵陽河大墓與丁公遺址址，時間相距700年。龍山文化晚期的個別古國應該有足夠的時間與客觀條件來進行完成第二階段的文字發明，產生成熟文字系統。丁公陶文出土于龍山城址的東墻發掘的灰坑H1235。該灰坑出土的全部文物均屬龍山文化晚期的偏早時段（2200-2100 BCE）。丁公陶文的連筆、曲筆刻劃可用龍山時代的骨針、骨錐、骨筓、在陶坯上復制，但難以在燒制的陶器表面復制，充分證明陶文為龍山時代的作品。就刻符排列而言，丁公陶文全篇有可認定的閱讀方向，可以順序而讀，符合可以成句的條件。而馮時教授早已指出陶文曲線形體可以與古彝文聯系。從考古信息、實體信息、刻符排列、刻符形體等各方面來看，丁公陶文已經符合作為遠古文字的條件。

數千年前的遠古文字還可以直接與現代文字作形體、意涵聯系的文字，目前所知，除了漢字之外，只有彝文。筆者曾經利用音素歸零法的數學模式間接推測境內漢字第二階段發明期在公元前2100 年左右。丁公村遺址正在龍山時代晚期正是公元前2100年。所以漢字前身與丁公陶文可能都在此時進入由文至字的第二階段文字發明期。以公元前2100年為關鍵時間點，未來文字考古一方面要從龍山晚期古國時代，上溯類似陵陽河刻符的“文”，一方面要從龍山晚期下探夏商之際王朝時代的“文字”。所以龍山丁公陶文在未來中國的文字考古占關鍵地位。

丁公陶文與古彝文的聯系，表示境內除漢字系統外，至少還有彝文也可以追溯到遠古新石器時代晚期。從面積、地理、人種、語言等種種因素來考慮，中國境內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很可能同時存在幾種包括丁公陶文以及甲骨文前身的文字，相互競爭、影響。筆者曾經提出漏斗型模式來描述這種現象，認為漢字的前身就是經過“漏斗過濾”的選擇形式而勝出，然后發展成為商代甲骨文形式的成熟漢字系統。

四種自源文字均為包括文與字的形音文字。其中以漏斗模式來描述的漢字從發明到發展至少有四千年，一脈相承連續。而拼音文字卻在公元前1000年完全與蘇美、埃及等形音文字切斷關系，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這個現象可能可以聯系到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上世紀以畢生考古研究心得比較東西文明，所提出的文明連續性與破裂性的說法。 

（本文系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第三分論壇“古典語文與古典學傳統”主旨報告，由西南大學、中希文明互鑒中心供稿、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