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訴訟案件經歷了22年的“懸掛”后，在忐忑不安中煎熬的當事人及其親人，終于迎來了一張無罪判決書。

2019年1月29日，河南省夏邑縣人民法院第一審判庭里，審判長宣布“張玉璽無罪”。該院隨后在情況說明中表示，“該案被長期擱置，作為審判部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將深刻汲取教訓，查明原因，分清責任”，“對相關責任人員按有關規定進行嚴肅處理”。 

平心而論，當地法院在冤案平反之后，第一時間站出來說明情況，并啟動追責問責，值得肯定。畢竟，一個審判部門出現了冤案，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情，本身就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承擔著不少的壓力。況且，這么多年過去了，不僅推翻了原判決，還展開調查問責，這可能牽涉不少人員和關系，沒有一定勇氣是不行的。這樣的正面回應，體現了司法機關實事求是、有錯即改的態度，有利于恢復公眾對司法的信心，維護法治尊嚴。 

不過，客觀而論，審判部門的確應對該案“久拖不決”承擔責任。關于案件審理時限，我國刑訴法有明確規定，如“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后二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三個月”，“第二審人民法院受理上訴、抗訴案件，應當在二個月以內審結”，“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應當在作出提審、再審決定之日起三個月以內審結，需要延長期限的，不得超過六個月”，“因特殊情況還需要延長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具體到這起案件，恐怕還沒有什么需要驚動最高法的“特殊情況”，如何能拖延達二十余年？

其實，審判部門的責任，也不只是超過了審理期限。在刑事訴訟上，證據環環相扣、相互印證，形成證據鎖鏈，是定罪量刑的前提和依據。《法官法》也明確規定，法官“審判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在此起案件中，“沒有能夠證實張玉璽持鐵叉致死張超明的客觀證據”，部分證人證言“在張勝利、張葉歸案后發生了明顯變化，前后矛盾”，“張玉璽的供述內容前后矛盾，與在案的其他證據不能相互印證”，這些證據瑕疵如此明顯，被告人本人也有當庭翻供，為什么如此“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蹊蹺案件，也能一度以判刑11年“草草收尾”？ 

根據最高法《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法官應當對其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承擔責任，在職責范圍內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法官在審判工作中，故意違反法律法規的，或者因重大過失導致裁判錯誤并造成嚴重后果的，依法應當承擔違法審判責任”。就這起案件來說，雖然從一審至今，已經過去了22年，但責任并不能隨風而逝，如果調查發現有關人員“因重大過失導致裁判錯誤”，也應按照《法官法》等追究責任。

除了審判部門，還有其它錯誤鏈條。張玉璽案的奇詭之處，不僅在于擱置庭審多年，還有強制措施的不當使用。案件發回重審之后，張玉璽即被取保候審，但這一候就是18年。作為取保候審的執行部門，難道就沒有發現，法律上規定了取保候審不能超過12個月嗎？“重大嫌疑人”的身份，如同一根沉重的鐵索捆縛在身，給公民工作、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屬于“拖延履行法定職責造成嚴重后果”，理應根據《人民警察法》《公安機關人民警察執法過錯責任追究規定》追究責任。 

面對錯案，固然需要公平的判決來平復受害者的創傷，而跳出個案的窠臼，更需要追責反思，找出并剔除有害的“病根”。夏邑縣法院改判之后追責，顯然是更深刻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