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道醫生（Dr. Otto）先后任珠江頤養院留醫院長、廣州市紅十字會醫院院長，參與開發從化溫泉，醫術高明，深受國人信任，抗戰勝利后因“納粹”嫌疑被捕，經上海盟軍法庭審訊后宣判無罪。柯道拜商人陳俊民為義父，行大禮為其送終，在近代入華西人中十分罕見。淪陷期間，柯道保護廣州市紅十字會醫院，居功至偉。

柯道醫生

入華行醫

陳垣先生有《元西域人華化考》之作，不過“華化”一詞并不流行，今人多用“漢化”指稱中國境內歷史非漢民族接受漢文化的過程。近代入華西人融入中國社會的人物十分罕見，柯道的作風若用“中國化”來形容，差堪近之。

這位德國醫生原名Johann H.F. Otto，按粵語發音將Otto譯為柯道（柯島）。據劉澤生《抗日戰爭時期德國醫生柯島在廣州》一文，可知柯道畢業于柏林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劉澤生此文可謂研究柯道的先聲，提供了不少珍貴資料與線索。遺憾的是，該文稱柯道1936年才到廣州，是梁培基之子留學德國引導到中國，恐怕不確。據旅德女作家海嬈提供的德文資料，柯道在海外行醫37年，假設這37年都在中國，那么可能1910年代已經入華，或者先在他國工作，1920年初到穗。據譚延闿日記，1924-1926譚延闿寓穗期間多次請柯道診病開藥。本文主要利用中文文獻撰成，筆者亦無能力搜集閱讀更多德文文獻，空闕尚多。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試圖侵占原德國殖民地青島，五四運動因此而爆發，國人對日本醫生無好感，同時認為日本的技術都是從德國學來的，故德國醫生在穗甚受歡迎。柯道來穗最初獨立執業，為政商名流診病。

梁培基為廣州著名藥商，曾就讀博濟醫院，清末參與創辦光華醫社（光華醫學院前身），后經營藥廠，以創制專治瘧疾的“梁培基發冷丸”馳名省港澳。某年，梁培基到香港，想入住山頂醫院，為英人所峻拒，發憤在廣州創辦自己的療養院。珠江頤養院位于江心二沙島，風景優美，便于保衛，機場就在一水之隔的大沙頭，可隨時溜號。開辦后，有許多軍政要人在此療養過，如胡漢民、陳銘樞、蔡廷鍇、余漢謀等。孫中山曾兩次到頤養院探望住院政要。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陸海軍大元帥府大本營在頤養園開會商定領導體制，決定改采委員制，代帥胡漢民任委員長，委員楊希閔、劉震寰、許崇智、程潛、伍朝樞、古應芬、林森。嶺南畫派著名畫家高奇峰在二沙頭筑別墅“天風樓”，為的是就近請柯道診病。

梁培基

淪陷期間，柯道在門口掛德國國旗，日軍不敢進內搜查，柯道成為抗日地下工作的護符。梁培基子女有十多人先后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其中8人還加入中共。他們將頤養院變成了中共北江特委的秘密活動據點，通過這個據點在廣州發展黨員，同時為抗日武裝籌集資金、購買藥品、護送途經廣州的黨員干部到游擊區。頤養園成為了當時中共廣州市委地下組織的秘密據點，已列入文物保護單位。

珠江頤養院

古應芬之死

古應芬（1872-1931），字勷勤（湘芹），廣東番禺人，1904年參加同盟會成立大會，與胡漢民等長期隨侍孫中山身邊，為國民黨“元老派”中堅人物之一。辛亥廣東光復，胡漢民為廣東都督，任古應芬為軍政府秘書長。1931年，因對約法問題意見不合，蔣介石將立法院長胡漢民囚禁于南京湯山。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由此南下反蔣，扶持陳濟棠，為“南天王”最重要的智囊。

古應芬常年有牙病。1931年10月7日，古應芬病情加劇，請德國醫生診視，柯道也參加了醫療組。醫療組為古應芬檢查了血液，發現了連珠狀微菌，他們認為這是由于拔牙而使細菌進入血液，隨后幾位醫生檢查了古的唾液，亦發現有這種細菌的存在，幾為醫生經過商議后為古應芬制定了治療的方法，即將該細菌加以培養以制作菌苗，然后把菌苗注入古氏病體，第一次為他注入兩方生的藥劑，發現古氏并沒有反應，于是加大了藥劑量，還是沒有任何反應，醫療組為他注射金屬液劑，古應芬出現了劇烈反應，身體出現劇痛，醫生見此，不敢為之治療。8日下午，古應芬再次陷入昏迷狀，陳濟棠等人前來探視時主張繼續用西醫治療，但古應芬決定改用中醫，家人只好為他找到了當時廣東著名的中醫黃省三、傅星垣，古氏于下午六點零五分服下中藥后，與世長辭。應該說醫患關系十分復雜，醫療組已盡力了，然而悲劇仍然發生。隨后，國民政府為古應芬舉行了“國葬”。為紀念古應芬，陳濟棠特在廣州創辦勷勤大學，其師范學院為華南師范大學前身。

古應芬

“洋孝子”

清末民初，廣州府地區出口土產以生絲為大宗，草蓆（花蓆）緊隨其后。草蓆主要產地在東莞，多通過廣州出口，由此涌現出一批“蓆莊”。大蓆莊老板都是隱形富豪，不引人注目，但實力雄厚，來自廣州河南五鳳村的陳俊民為其中之一。

女詩人、學者冼玉清撰有《何維柏與天山草堂》長文，文末談到，光緒三十二年梁鼎芬劾慶親王、袁世凱罷官，“以何維柏劾嚴嵩自況，遂倡修天山草堂，番禺盛景璿、陳俊民資助之。”（《嶺南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何維柏，廣東南海人，明朝理學名儒，因劾嚴嵩罷官，隱居廣州河南，于小港筑“天山草堂”。盛景璿為清末民初有名的藏書家。

陳俊民經營蓆莊日久，與洋行頻繁打交道。柯道初到廣州，或是通過洋行關系結識陳俊民，得到高度信任。陳俊民稍有不適，都請柯道診治。柯道親自注射，侍奉服藥，極其細心周到，陳俊民十分滿意，進而認柯道為“契仔”（義子）。陳俊民妻妾成群，已有18個兒子，柯道自愿屈居末位，每寫信，輒尊稱陳俊民為“父親大人”，自署“十九子柯道”。

1932年春，陳俊民年老多病，柯道盡力醫治，仍無力回天。易幘時，柯道與其親生子女同樣拈香跪送，自成殮到舉祭，柯道都穿孝服跪拜。擬訃告時，柯道署名于親生子之后，稱“義子柯道泣血稽顙”。親友前來弔唁，柯道均以孝子身份還禮。陳俊民遺囑贈柯道四萬元，若在中國去世則須葬墓旁，若在外國去世則兄弟派二人前往治喪，遺言“世世永為兄弟”。柯道請人撰挽聯云：

一飯且鳴恩，況扶植提攜，尚有馀資數萬；

寸心難報德，就人情物理，也應纏紗三年。

律師、收藏家陳大年挽聯云：

五鳳已齊飛，念膝前義結殊方，人類大同思創舉；

九牛悲莫挽，縱海外醫傳妙術，神仙終古亦歸真。

（抱道堂《念劬集》）

陳大年此聯，除“五鳳”點出陳俊民為五鳳村人外，所述多義子柯道事，可謂挽聯中的異類。因粵語“民”“文”同音，劉斯翰《海綃詞箋注》寫作“陳俊文”。大約其人起家寒微，早年被人叫做“A Man”，用哪個字并不講究，故有此異寫，不可拘泥對錯，或以俊民、俊文為兩個人。

陳俊民在“天山草堂”南面建“息耕園”，又名“木本園”，常招集文人墨客在此宴飲。“息耕園”已毀，地面建成民居、廠房、菜市場。（《廣州河南名園記》）據1938年廣州地圖推測，息耕園（木本園）位置為今天曉港中馬路、泰寧市場一帶。《海綃詞箋注》將“息耕園”寫作“識耕園”，“息”“識”粵音相近而致誤。“息耕園”意謂年老歸耕田園，“識耕”則太過自吹自擂，即使陳俊民文化不高，他結交文人雅士多年，不會不懂自謙的道理。

地圖上的木本園

五五旅行團游廣西

1932年5月，廣東名流組織“五五旅行團”赴廣西旅游，名義上是紀念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實際含有聯絡廣西協調西南反蔣的目的。旅行團以外交家伍朝樞為團長，團員有舊交通系首領葉恭綽、外交家兼攝影家傅秉常、名畫家高奇峰、牙醫兼攝影家劉體志、軍界羅翼群等，柯道作為全科醫生列名其中，男女共25人，其中伍朝樞一家三口，羅翼群夫婦兩人，梁培基父女兩人，高奇峰帶著義女張坤儀。柯道孤身一人，可能家屬留在德國，或者不方便跟隨前往，或者就是一直未婚。無論如何，柯道參加這個旅行團，標志著他完全為中國人所接納，不把他當外人。

旅行團從三水河口出發，先坐船到梧州、桂平、貴縣，之后換乘汽車游覽南寧、柳州、桂林、陽朔、平樂，從梧州返回廣州，歷時14天，行程四千馀里。旅行團撰有《桂游辦月記》，所記廣西風景及交通、教育文化建設較為詳細。引人注目的是，廣西官員大都有苦干精神、作風儉樸，這是李、白新桂系屹立多年的基礎。1936年兩廣反蔣，陳濟棠下野而桂系獨存，原因頗多，其中不可忽視的是，粵省驕奢淫逸之風令蔣介石容易收買陳濟棠部將，而桂系因儉樸苦干而能上下一心。

五五旅行團合影

參與開發從化溫泉

陳俊民與胡漢民為多年老友。1936年，胡漢民作《三月二十三日從化雜詩》，第一首云：“挽強不用漢飛將，開道真煩謝客兒。南北溫泉齊頫首，恨無山水入人詩。”陪同游覽的有從化縣長李務滋，保定陸軍大學畢業，胡氏感慨他棄武從文。“客兒”指柯道，意謂當了陳俊民義子。193？年，從化籍飛行家劉沛泉在一次飛行中發現了從化溫泉，與梁培基、陳大年聯手推廣開發。經測量，第一泉溫度為43度，第二泉59度，第三泉58度。

1934年6月，柯道受邀親往試浴，并將溫泉水帶回給嶺南大學化學系化驗，隨后致函從化縣長李務滋：“泉水之溫度對于各種病能收良好之效果，風濕癥及尿酸性關節炎等類，亦能奏效，用泉水浴時，能興奮血液與纖維組織之交換，因能使全力血液運行故也，蓋所含物質，對于浴療各種內生皮膚病，極為適合。……可用浴療之病癥者如下：（一）慢性皮膚病，（二）骨節、筋肉及神經風濕病，（三）神經衰弱及失眠癥，（四）慢性婦科發炎。”（《從化溫泉之化驗》，1934年第2卷第4期《廣西衛生旬刊》）

柯道在溫泉建別墅曰“柯樹山房”。發起人之外，陳濟棠等軍政大佬均筑別墅于此，從化溫泉名動天下。1958年，經周恩來提議，從化溫泉供中央首長冬天避寒療養。1950年至1976年，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小平、陳毅、葉劍英等，多次在從化溫泉療養并從事國事活動。

從化溫泉

廣州紅十字會醫院

1938年，日軍飛機對廣州實施狂轟濫炸，無數市民死傷，廣州市紅十字會醫院積極參加救護工作，當年8月宋慶齡特地從香港抵廣州，在紅十字會操場（今海珠區同福中路紅會醫院院內）檢閱救護隊。預見到廣州即將陷落，但院內仍有大量傷病員無法轉移，紅會領導作出一個富有智慧的決定，請柯道出任紅會醫院院長，利用德日同盟關系，以柯道為護符，保護紅會醫院。柯道毅然同意此一安排，積極配合護院計劃。

柯道為保護醫院，在醫院門口右側油漆了一個大紅十字，左側油漆有一面德國國旗，全院員工每人發一布制臂章，臂章上印有與醫院門口完全相同的標志，因此，醫院和醫護人員未受到日軍騷擾。

柯道對紅會醫院建設傾注了很多心血。他帶德國醫生竇志德入院工作，與紅會留守的黃德光、余國華等醫生配合無間，不僅維持醫院各項日常工作，還贈添了服務設施。1939年增建結核病、室，1942年又新建病室，資金多出自柯道各方募捐。1940年，為照顧特殊病人，專設特別廚房，在護士長監督之下為糖尿病、腎病、傷寒病人配制專用食物，還為嬰孩配制小兒營養餐。為提升護理水平，柯道特在院內創設護士學校。

廣州市紅十字會醫院

納粹嫌疑一朝澄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廣州回到國人手里。9月9日，復員回穗的紅十字會領導人會長曾養甫、總干事長張宗象致函柯道：“溯自廣州淪陷，本人即將紅十字會醫院托付臺端管理，七年以來，臺端本服務社會精神，在艱難困苦中苦心經營，雖經敵偽重重壓迫、爭奪收取，不為所屈，不祗該院得以完整保存，且建設增加、設備完善，一躍而為本市富有聲譽之醫院，豈唯百粵民眾深叨厚澤，本會同人，拜賜實多。際茲戰爭結束，粵土重光，本會復員返市，歸復會務，用先修函道謝，聊表寸忱，并請繼續擔任名譽院長，不勝盼感之至。”（《七十二行商報》1946年4月1日）

為鏟除滋生法西斯的土壤，中國政府同意盟國的要求，將境內的納粹黨員交給上海盟軍軍事法庭審判。柯道被捕了。原來，淪陷期間，駐穗德國領事是個狂熱法西斯分子，他強制要求旅穗德國公民加入納粹黨，柯道無法硬頂，被迫履行了入黨手續。

1930年代德國廣州領事館

1947年，上海盟軍軍事法庭判決柯道“在中國境域犯嫌不足，判決無罪”，仍需遣送回德國法庭審理。（1947年7月15日《現象報》）柯道本人想留在廣州繼續行醫，他的廣州友人也向當局誠懇呼吁，可惜未能如愿。限于資料，筆者不清楚柯道回國后的境況。

1930年代初，柯道介紹德國女雕塑家Mrs Tina Haim Wentcher給畫家高奇峰塑像，高奇峰逝世后，義女張坤儀將塑像寄到德國翻鑄銅像，完成時恰值二戰爆發，銅像無法如常交付。1971年，柯道將銅像寄到香港給高奇峰弟子趙少昂，現藏于香港文物博物館。（翁真如：《棲霞山謁高奇峰先生墓》）如此，則1971年柯道仍然在世。

融入中國社會

近代入華西人除傳教士外，多居于租界，除少數漢學家外，都不學中文，交往圈子都以西方人為主。廣州沙面租界面積小，沙面外國人也常到香港活動。這是省港西人圈子，圈子里的西方人，除了業務關系外，很少與中國人打交道，充滿了西方人的“優越感”。

特殊的是，沙面為英法兩國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英法兩國將德國人趕出租界，德國被迫在東山梅花村另建領事館，旅穗德國人散處市區各地，與中國人有了緊密接觸。作為醫生，柯道主要給本地人看病，很快就學會了粵語，交了許多中國朋友。居住租界之外，讓柯道有了融入中國社會的客觀條件，但非常重要的是他主觀上愿意融入。

晚年柯道

柯道融入中國人圈子，拜陳俊民為義父，與高奇峰、陳大年等名流為友，與本地醫學界人士梁培基、張宗象、陸如磋、劉體志交往頻繁。當1938年淪陷前夕廣州市紅十字會機關準備撤退時，紅會領導覺得柯道值得信任、可以托付。正如史學家陳寅恪隨大流加入國民黨一樣，筆者理解柯道加入納粹黨是被時勢所挾裹，并非自愿。他沒有做過對不起中國人的事，而貢獻十分顯著。行醫之外，柯道仍勤奮做研究，據不完全檢索所得，他至少有5篇醫學論文發表于《中華醫學雜志》。至于柯道家室背景及成長從學經歷、晚年回國后遭際，暫時只能付諸闕如，博雅君子或有以教我。

（蒙旅德華人作家海嬈惠贈柯道照片，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