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8日上午，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邀請臺灣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侯嘉星副教授作題為《從實驗室到生產線——人類世下的中國農業化學事業發展》的講座，主持人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皇甫秋實副教授。

侯嘉星副教授專攻近代中國經濟史、環境史與歷史GIS研究，此次講座圍繞侯教授于2023年11月出版之《從實驗室到生產線：近代中國農業化學事業中的國家權力（1900－1950）》一書展開，從知識轉譯、物種調查、國家權力、跨域流動等角度討論農業化學這一概念如何融入現代中國的生產秩序，并借此闡發在人類世背景下對于人與知識、環境關系的新思考。本文系演講整理稿，末附問答。

講座現場

引言

皇甫秋實（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侯嘉星老師博士畢業于臺灣政治大學，隨后進入“中研院”近史所進行博士后階段的研究，目前任教于臺灣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并且擔任系主任職務。侯老師的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經濟史、環境史以及數字人文研究，近年來在相關領域已積累了非常豐富的成果，今天很榮幸邀請侯嘉星老師作客復旦大學史學論壇，分享他近年來對于經濟史和環境史的前沿思考。

主講

侯嘉星（臺灣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今天為大家演講的內容主要從《從實驗室到生產線：近代中國農業化學事業中的國家權力（1900-1950）》一書延伸而來。主題大致可分為兩部分：第一是書中的議題，即農業化學事業的發展。農業化學作為現代農業最主要、核心的技術概念，如何進入現代中國的生產秩序當中；第二點則體現在本次講座的副標題之中，即“人類世”。在人類世的概念背景下，人的活動在改造環境空間的同時也深刻和各種變化交織在一起。和傳統經濟史不同，人類世不僅講述人如何影響環境，還涉及到環境、知識范疇對人行為的限制。這兩點是可以透過農業化學這一概念和大家探討的。

在討論這一概念的同時，會涉及到幾個主要的課題。例如傳統的經濟史和歷史學已經頗為關注的知識傳播問題。在社會與科技的概念下，誰來負責轉譯知識、誰來負責承接知識，知識轉譯者的行為會改變知識傳播的途徑；第二層則會討論知識傳播路徑是如何產生的。第三層則到了歷史學家很關心的問題——在知識傳播、物種認識的過程中，國家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和角色。在亞洲的經驗之中，國家是關鍵力量。今天我所做的演講似以“農業化學”為主體，但背后觸及的對象非常豐富。農業化學可以作為案例和窗口，讓我們看到暗含的知識流動過程。

一、作為新鮮事物的農業化學

19世紀歐洲出現了現代化學概念，人們開始用全新方式來理解、測定世界，這一變化延伸到了農業領域，“農業化學”隨之出現。19世紀末20世紀初，農業化學在中國落地生根，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主宰了現代農業這一內涵。

不過，我們需要更為謹慎地審視“農業化學”這一全新的知識形態。傳統知識中存在著一套認識世界的經驗法則，相較之下，新知識往往存在著局限?！盎瘜W”這一新測定世界的方式自身也在不斷完善之中。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新事物的農業化學與傳統農業呈新舊交疊之態勢。以肥料和農藥二者為例，傳統肥料豆餅和現代化學肥料之間并不存在根本的隔閡，兩者具有一樣的播撒方式，個體農民可在二者間自由選擇；然化學農藥的推廣伴隨著國家力量對基層的控制，和以往人力殺蟲所代表的農村集體力量有巨大差別。農藥作為農業化學進入現代社會生產結構中的標志，搭配著全新的系統、知識背景和引導手段發揮作用。在農藥進入亞洲前夕，19世紀中國的知識結構中對害蟲的防治依賴大量人力。相比之下，江戶末期的日本人發現了鯨魚油在防治蝗蟲中的功用，且用各種加工物混合制作除蟲藥劑，開始使用農業藥物。這一趨勢和19世紀末以降新式農業進入亞洲有密切關系。

大藏永?！冻蠕洝扶L魚油介紹

新式農業帶來了知識結構和知識體系的巨大轉變。在中國，京師大學堂設立之初，就已經存在農學教育；在明治時代，日本就有了專門的農業化學系。我們可以觀察這份19世紀20年代北大農學院農業化學習的課表。其中，大一年級以基礎化學課程為主，高年級則偏應用，包括有機化學外、土壤分析、食品分析、飲料分析、釀造、制糖、罐頭、病蟲害藥劑學、肥料制造等課程，和日常生活、人的需求緊密相關。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機化學出現，人類開始對生物界采取化學分析的手段，加快了對世界探索的腳步，進行大范圍物種調查。以魚藤為例，可以為我們展現物種調查和知識傳播的過程：魚藤為華南地區常見植物，具有抗蟲之效，首先為華人所用；19世紀末，歐洲人和日本人先后注意到魚藤，并展開化學分析調查。魚藤之案例提示我們新知識的傳播未必全都依照先歐后亞之模式。

二、市場和產業競爭中的農業化學

那么，為何要開展大范圍的物種調查？背后的商業價值是主要動因?？茖W家進行化學分析是為了生產更有價值的商品。一些市面上的大牌子利用“干凈”這一文化概念促進了殺蟲劑等農業化學產品的流行。1930年代的日本，以魚藤、硫磺尼古丁、除蟲菊為原料的多種產品出現，三共制藥、理化學研究所等企業紛紛展開商業競爭。出于戰爭動員需要，到了1930年代末期，日本諸農業制造商被收束到兩家主要工廠，競爭范圍逐漸從國內拓展到東亞。由于1930年代的中國農村動員能力有限，農業化學商品率先出現在都市。蚊香等產品以除蟲菊為原料，伴隨著染色、包裝等宣傳策略，作為時髦產品進入人們的生活。

蚊香廣告

在缺少人際網絡的陌生城市之中，產品之好壞不再能夠通過個人經驗親身確證，新型的驗證形態隨之出現。消費者和農民無法辨別產品的有效性，因此需要企業通過購入檢驗機構之認證來為其背書，換取信用。信用也因此成為一種商品。這一點也可以對“黑盒子”理論有所回應。1940年代，上海農林部實驗室開始為企業開具產品證明，國家進入到這一過程中，將單純的市場商品轉變為國家監督機制下的商品。直到今天，各種征信事業也尚在延續。

三、國家權力下的農業化學

1930年代，出于備戰國策之考量，以及考慮到經濟大恐慌帶來的關稅壁壘和外匯管制，日本逐步放棄進口魚藤轉而在臺灣高雄一帶移植。國家的力量逐漸擴展到物種移植方面。1931年，中國成立了中央農業試驗所，開設病蟲防治實驗室并且逐步擴建，于1941年在重慶開辦農林部病蟲藥械制造實驗廠，并且得到國家的推廣支持。戰后其北平東北分廠則承接了日本的生產線，魚藤粉也因此完成了跨域流動。無論是整合農業化學事業、頒發證明書還是物種移植，都展現了國家力量的介入和干預；中國對于戰后工廠之接收也促進了生產設備和工業技術的跨國傳播。

圖4 高雄的魚藤農場

DDT是40年代全世界最熱門的農藥產品，美國人在南太平洋島嶼作戰時為了克服熱帶蚊蟲的干擾大規模使用DDT進行環境控制。而同樣面對南太平洋島嶼的蚊蟲，日本人卻采取了針對精細個體防治的做法，配發蚊帳、奎寧等個人防蟲物資。日、美兩國環境控制手段差異的背后是國家的不同產業結構。1944年，中國農林部病蟲藥械制造實驗廠仿制的綠十字殺蟲劑，融合了美國新式殺蟲劑DDT與除蟲菊殺蟲劑，形成了新舊技術交錯之特有產品。病蟲藥械制造實驗廠生產的產品也得到了國家公務預算的支持和農業增產委員會的推廣。以上種種都說明著農業化學與國家權力的密切聯系。

四、從實驗室到田間：農業化學產品的推廣

毫無疑問，農民是農業化學產品的目標對象。如何將這些產品推廣到田間，是重要的問題。以日本為例，新式農業的推廣在明治時期遭到了農民的抗拒。侯老師指出，農民對于新產品的抗拒與否與傳統小農心理無關，而在于是否存在實際的利益和價值。農業化學產品要符合傳統的商業利好才能為農民接受。

在建立推廣體系，促進現代農業在中國落地生根的過程中，以《農學報》為代表的農業學院派一直未能將現代農業知識下滲到農村，直到1910年代金陵大學農學院學生到農村田間推廣才有所轉變。1940年之后，國家借助戰爭動員得以下滲到基層，真正在農村建立推廣銷售渠道，向農民販賣農業化學品。權力關系也蘊含在這樣的資源分配過程中。

五、農業化學事業的啟示

農業化學事業給予了我們怎樣的啟示？首先，農業化學事業的推廣是一個知識交換的過程，各類人群、不同國家作為中介串起了一個復雜的網絡體系。其次，隨著這類知識網絡的建立，技術官僚隨之誕生，在現代國家的管理當中發揮各種各樣的作用。同時，國家力量不可避免地增強。現代農業化學技術不斷下滲，隨之而來的是國家的監管和控制；新事物的出現也為國家分配資源帶來新的可能。 最后，需要特別強調“人類世”這一主題。關于人類世的討論非常豐富，有學者將1850年作為分界點定義“人類世”，因為1850年后工業革命普遍開展，在地質層中可以明顯觀察到碳排放的增加；也有學者將1962年美國在太平洋試爆原子彈作為分界，因為隨后的大氣層中存在了以往不曾存在的微量元素。作為歷史研究者，我認為這兩種說法都是成立的，而最重要的是觀察“人類世”這一名稱背后的意義。工業革命后，人類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改造能力，與環境之關系也發生劇烈轉變。農業化學的出現，是人類世重要的里程碑。但人類世之意義，并不是簡單指稱“人類主導的世代”，而是要讓我們在環境改造的同時，謹慎思考這些活動可能造成的深遠結果。我們對世界的知識積累越加豐富，隨之而來的社會結構、國家結構、生產形態、經濟形態變革也越加深刻。在今天，我們需要更謹慎思考人和環境之間的關系。

總結

皇甫秋實：非常感謝侯老師今天為我們帶來的講座。報告內容之豐富讓人感受不到時間的流逝。今天報告的題目為“近代農業化學”，初看難免讓人有晦澀艱難之感。然而今天的演講卻將這一命題拆解開來，讓我們能夠仔細看到從實驗室到生產線，一直到田間地頭的整個農業化學進入生產秩序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與物產生了復雜的流動網絡，給予人極大啟發。

講座現場

提問環節

提問1：如何理解農民在接受例如農藥之類新事物時的反彈、反對行為？

侯嘉星：關于這個問題，我首先想和大家強調，在研究的過程當中不要將農民群體過度刻板印象化。他們是一群有著豐富經驗的人，會聯合起來爭取對自己有利的項目。當農藥、機器使用效果不佳的時候，他們也會要求退錢退款，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僅是中國的農民會這樣做，日本的農民也會。我們在分析農民行為時要結合實際的案例，要將其當做有機的對象來分析，不能把他們抽象為概念。

提問2：您的研究涉及到歐洲、日本、中國等多國材料。您在處理多國材料的時候有怎樣的心得？

侯嘉星：跨國材料的處理和比較研究的首要問題就是克服語言文字的障礙。除此之外并無什么捷徑，需要多讀多看來積累。這樣的功夫積累下來，盡管會花費比較大的時間和力氣，但是也能形成自身的優勢。

提問3：侯老師的論點似乎認為中國的市場競爭要比日本更弱一些，但如果考慮到近代日貨和國貨之間的競爭的話，是否中國農業化學的市場競爭是否會呈現另外一種面貌？

侯嘉星：之所以中國市場競爭的規模較小，是由于中國在農業化學品的小非常并不是以整個大區塊加入消費市場的，而是局部、點狀、輻射狀加入市場。然而，在日本國內的市場競爭中，主體多為總部設置在東京大阪的大企業，面向整個東亞進行銷售，所以二者在企業組織化的規模上存在代差，企業經營的量級并不相同。

提問4：我對老師在演講中所舉的“蚊香”一例非常感興趣。蚊香因為其時髦商品的身份得到人們的追捧，在近代的中國市場中，還有什么其他的類似案例呢？

侯嘉星：味精，或者日本的“味之素”也是曾經在近代的中國市場中風靡一時的商品，在推出的時候采取各種宣傳形象且大受歡迎。然而，八九十年代后，在“健康”這一概念宣傳下，人們對味精的態度逐漸轉變，開始將其視作不健康的食品添加劑。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