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真男的時代：大學·知識人·輿論界》，[日]竹內洋著，中央公論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352頁，1012日元

手中這本竹內洋教授的《丸山真男的時代：大學·知識人·輿論界》（中央公論出版社2005年版，中譯本將于2025年1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首頁上記有“2015年3月鞍馬口驛”幾個字，大概是我購買此書的時間與地點。當時我還是一個在京都念書的學生。大概是看到“丸山真男”的標題，再加上信賴中公新書的學術品質，我毫不猶豫買了下來。當時的我并不了解竹內洋教授的研究思路，讀完后只覺得和其他的丸山論非常不一樣。我此前理解的丸山論屬于傳統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例如從戰前學術脈絡對丸山思想的構造進行分析與批判（比如“近代主義”批判），或者將丸山與他同時代知識人做對比研究（比如與大塚久雄、竹內好、吉本隆明、鶴見俊輔等人），或者像后現代主義者熱衷于解構丸山的“國民國家論”（“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或者做某些概念史的研究（比如“超國家”、法西斯主義、徂徠學）等等。

但竹內的丸山論不是這樣。他從同時代的輿論氛圍把握丸山的思想之形成，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通過解讀丸山的言論的知識社會學，或從社會史的方法來寫戰后日本論”。因此，竹內的丸山論的特點是，它沒有將丸山經典化或者偶像化，具有極為客觀的分析視角。例如，在對知識人的分析中，竹內非常重視其家庭出身與成長軌跡。戰前右翼法西斯主義宣傳家蓑田胸喜就出身于貧寒的家庭，雖然通過努力考入了東京帝大，但他一直比同級學生大一兩歲，很難合群，造成了他孤傲的性格，容易走極端。此外，身高只有一米五的蓑田，皮膚黝黑，來自鄉村，被東京的同學看不起，“蓑田的家鄉口音特別重，他的趣味言行給人一副土包子的感覺”。在蓑田這樣的人看來，丸山這種出身于大城市中產階級，從小接受德語英語教育，喜歡古典音樂與曲棍球，動不動就把黑格爾、康德擺出來的精英主義者不論怎么看，都是他敵視的目標。

蓑田胸喜與吉本隆明

戰前右翼的蓑田如此，戰后左翼的吉本隆明亦然。自詡代表人民的吉本也出身于一個底層的修船匠家庭，通過自學成才，此后在學生運動中趨于激進化，獲得了新一代知識人的名望。但竹內認為，戰后吉本的崛起其實是日本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結果。他用詳實的數據分析表明，1960年代末期開始，在父母親非大學學歷的“第一代大學生”畢業后，由于學歷貶值，在社會上的成長并未達到預期，使得他們的思想走向了激進化。他們所抨擊的，其實也包括“在大學馬克思主義和大學進步主義講壇上參與運動”的“知識貴族階級”。1969年，丸山自己也被激進的左翼學生組織綁架和審問。這一幕，其實與丸山在1939年親身經歷的右翼學生綁架與審問津田左右吉事件如出一轍。對此，丸山激動地喊道：“連激進的右翼學生也沒有這么做！”彼時的津田六十歲，此時的丸山五十五歲。在丸山眼里，這些戰前的右翼與戰后的左翼學生應該是同一類人。如果歷史有規律的話，它不是在“進步”，而是在“反復”（與那霸潤，《“日本”の起源》）。

竹內嚴格地區分了“事實”與“價值”，從相互對立的觀點中看到了其本質的一致。這或許是得益于其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論。相對于思想史研究對“文字”“概念”“理論”的著迷，竹內使用了很多調查問卷、統計表、樹狀圖等等。這種方法可以撇開那種無聊的“文字游戲”，直截了當地揭示問題的核心。例如，丸山認為戰前日本知識人并不熱衷于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盡管勇敢抵抗軍國主義的知識人很少，但可以說，知識人追隨狂熱的皇道意識形態的程度比納粹德國低很多。……那與其說是一種對意識形態的狂熱，不如說是對一般國民的‘輿論’和感情的追求及同化”。

但竹內的統計數據證明，1939年9月末，“帝國大學和高等學校的學生加入的比例不比私立大學和專業學校少”，“每10人中也有1人加入國家主義學生社團”。像大川周明（第五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安岡正篤（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這樣的“學歷精英”都是法西斯主義的擁躉。此外，“內務省和司法省的高級官員幾乎都畢業于舊制高等學校與帝國大學”。這些“有高等教育學歷的人”不僅停留在紙面上，在實際行動中也大展身手。1932年，在暗殺首相犬養毅和若槻禮次郎的血盟團事件中，“有3名東京帝國大學學生，1名東京帝國大學輟學學生，3名京都大學學生和1名國學院大學學生”被處分。

竹內繼而引用一則1931年7月對東京帝國大學學生的調查，在被問到“對滿蒙行使武力是否正當”的問題時，受訪者回答“是”的占百分之八十八之多。不論怎么看，丸山所謂的“知識人追隨狂熱的皇道意識形態的程度比納粹德國低很多”的說法都不能成立。竹內進一步指出，這是丸山思想中“最大的盲點所在”，即“他缺乏將知識人和科學家這一客觀性的身份進行客觀化的意識，或者是以客觀的社會學視點對此進行分析的視角”。而這正是借助統計數據分析的社會學方法論的優勢所在。

大川周明與安岡正篤

本書另一個特點是，它非常精確地還原了戰前日本的時代氛圍。例如，在展示左翼思想盛行的時候，竹內引用了當年流行歌曲。1929年，西條八十在《東京行進曲》就寫道：“長發的馬克思男孩，今日也懷抱《赤戀》。”“馬克思男孩”是說當時熱衷于馬克思主義的男學生。而《赤戀》（1923年）是蘇維埃共產黨干部、女作家科倫泰（1872-1952）的小說。竹內解釋道，這是因為西條八十經常在街上看到留著長發，表情嚴肅的年輕人腋下夾著一本《赤戀》匆匆而過。這一時期，左翼文化的流行往往與年輕人憧憬西洋化的生活方式分不開，那些馬克思主義者“隨身攜帶西洋書或譯本，聽古典音樂，在咖啡館交談……兩者交相輝映”的形象對年輕人而言非常有吸引力。但竹內也指出，“他們以農村大眾的情緒落差為跳板，用獻身和陶醉的快樂來引誘他們”。在青年人看來，馬克思主義代表著都市、西洋、現代化。在同一時期流行的右翼歌曲有《愛國進行曲》《日之丸進行曲》，而城市小資產階級喜歡的是淡谷則子的《雨中布魯斯》《人生劇場》等等。竹內這樣的分析方式，仿佛是在邀請讀者走進大正、昭和初期的大街小巷，一起聆聽生機勃勃的交響曲。

科倫泰及其1927年《赤戀》日譯本初版

此外，在展示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前夕日本教育的右翼化時，竹內引用了當年《國史》科目的考題，“（一）簡述戰國時代皇室與國民的關系，且說明我國體之尊嚴；……（三）論述武士道精神于現代是否仍然適用；（四）舉出國史上崇拜的人物，并結合史實論述崇拜之理由”后，還附上了參考資料提供的“解題思路”，“可選楠木正成、乃木希典、和氣清麻呂、吉田松陰等適宜人物”。由此，讀者可以想象當年的學生為了升學不得不主動迎合國家主義價值觀的場面。

竹內對小說、電影、戲劇的引用也是信手拈來。例如展示戰后日本共產黨分裂后學生的迷茫時，竹內引用了柴田翔的小說《別了，我們的生活》，他借助主人公之口喊道“這段時間你們到底在干什么”“把青春還給我”，來說明左翼勢力退潮后給學生們帶來的巨大的心理沖擊。在展示戰后民主運動的娛樂性質時，竹內引用了石坂洋次郎的小說《那家伙和我》（后被改編為同名電影）。“我是一個政治白癡，但是，議會通過新安保條約的方式真讓人受不了……就憑這一點，就有資格參加游行隊伍。”換言之，其實示威抗議的參與者并不是對條約內容表示了異議，而是對批準條約的方式表達了不滿。

西條八十與《東京行進曲》唱片

在歷史寫作的過程中，還原時代氛圍極為重要。一件具體的事情，脫離了具體的時空環境，會扭曲其意義。丸山自己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英文版序言中也強調了這一點。他在1940年寫論文的時候，不小心將“應仁天皇”寫成了“應神天皇”（在日語中“仁”與“神”發音相同），不得不在下一期加入訂正表，且恭敬地寫上“謹作以下訂正”的字樣。他的老師岡村典嗣提醒他，井上哲次郎也犯過同樣的錯誤，遭到右翼分子的攻擊。此外，丸山在論文中原本寫到“對宣長學來說，徂徠學的思維方法是倒立的真理。宣長學是依靠把這一倒立的真理又顛倒過來來繼承徂徠學的”。他想“明確地把徂徠學和宣長學在思想結構上的關聯，比喻為黑格爾和馬克思之間的那種關系”。但他被導師南原繁提醒后，改為了“一邊承繼徂徠學的思維方法，同時又把它完全加以轉換的宣長學”，以此來規避思想審查的麻煩。

戰后的丸山同樣如此。1961年，在刊行《日本的思想》時，丸山特意使用了“國體”這兩個舊體漢字。他認為戰后日本通常使用的“國體”這個詞不能夠“完全表現昭和初期那種令人敬畏與恐怖的感覺”。此外，在1946年發表成名作《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時，其文末使用的是公元紀年“1946年3月22日”，代表作者與天皇制訣別的態度（苅部直，《丸山真男》）。

事實上，丸山與竹內都強調了“時代氛圍”。不過，丸山是從非常專業的角度談及思想史工作，而竹內強調的是通過普通人看得到、聽得到、接觸得到的身體經驗、日常經驗。然而，這不是說竹內就拒絕了理論分析的必要性。只不過，與通常丸山論所見的馬克斯·韋伯、施密特、卡爾·曼海姆、施特勞斯的現代性理論相比，竹內引用較多的是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例如在分析論文的修辭時，竹內認為丸山完美地兼顧了學術性與通俗性。這就像布爾迪厄在《學術人》中指出的一樣，“（學者）如果寫得太好，雖然能夠得到文學的利益，但會危及其科學性。如果寫得不好，可能會讓人留下嚴密性和深刻性（與哲學的情況相同）的印象，但是，這不得不犧牲世俗意義上的成功”。

薩特與布爾迪厄

又比如，在分析東京大學法學部與文學部的差異時，竹內從布爾迪厄的《國家精英》中獲得了靈感。東京大學的法學部就像法國高級官吏輩出的國立行政學院（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它是培養管理人員（官僚和企業的管理干部）的技術官僚主義（Technocrat）學校。而文學部就像是因讓-保羅·薩特和米歇爾·福柯，以及皮埃爾·布爾迪厄等大放異彩的畢業生而出名的高等師范學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一樣，是知識人的學校，與學術界聯系緊密。前者重視資本價值（功能和專業），后者重視教育價值（創造性和批判性）。而日本的法學部并非完全對應歐美的法學院制度，其教授的課程和科目不僅限于民法、刑法、商法等實在法，也包含政治思想和外交史等文學部的講座和教授科目。這就為丸山介入政治活動提供了方便。

丸山活躍的輿論界是一個布爾迪爾所謂的“文化領域”，它分為狹義文化生產場域和廣義的文化生產場域，分別對應著純文化和大眾文化空間。所謂“狹義”也就是說，純文化場就像數學一樣，以生產者（數學家）自身為顧客，比起經濟利益，更傾向于象征價值。這是一個為科學而科學、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化空間。與外部相比，其獨立性高，是一個以純粹性和抽象性、隱秘性、生產周期的長期性（獲得物質和象征性利益的時間及其保證期限）為特征的文化空間。學術界與藝術學院就是這樣的例子。所謂“廣義”是指大眾的文化空間，以非生產性的大眾為顧客，追求商業成功和人氣。這是一個將文化價值視為經濟財產而非象征性價值的文化空間。與純文化空間相比，其特點為獨立性低、大眾化、具體化、通俗性和生產周期短。商業新聞和商業戲劇就是這樣的例子（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丸山的政治活動，在二者之間起著一個橋梁的作用。

高等師范學校

法國國立行政學院

正是由于這些理論的鋪陳，竹內分析的丸山在其時代的獨特性才被揭示了出來。1970年代以后，丸山開始遭到攻擊，這是因為“東大教授一直是輿論界和高級批評界的主要作者。作為職業記者和批評家的競爭對手，因而成為他們敵對的目標”。“大學代表學術界，是正統文化的審查部門。……因此，綜合雜志的卷首論文往往是由這些大學學者撰寫的。雖然丸山冷靜而犀利地分析大眾，但他對自己所處的知識人圈子和知識界觀察很遲鈍。……他沒有意識到，就像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進行霸權游戲一樣，知識人不僅要在文化領域中解釋真理，而且還為了解釋真理而進行爭奪霸權的游戲。”換言之，丸山的文化精英（貴族）主義態度引發了由高等教育大眾化產生的“大眾知識人”（用丸山自己的話來說是“在野知識人”）的集體憤慨。然而，面對他們的指責，丸山保持沉默，不置一詞，以此來表達冷漠與蔑視，認為他們不過是“對‘寫文章’的大學學者有一種自卑情節”。

丸山的同道大多是和他一樣舊帝國大學出身的精英學者。在他們面前，丸山其實是個滔滔不絕、喜歡辯論的“話癆”。根據苅部直的研究，丸山經常去找竹內好閑談，兩家都在東京吉祥寺附近，相距不過三四分鐘路程。丸山只要“學問思考”成熟后，就急忙沖出門，步行來到竹內家，“敘述并論證他的思考”。在場的埴谷雄高記錄了這一幕：

丸山真男分享的思考內容，宛如裝著長及數英里的子彈夾的機關槍一樣一直在發射，中間沒有停歇，偶爾停下來試著想讓聽眾也參與進來，在旁邊的我想現在要停了吧，要停了吧，但還是沒有停下來。丸山奔出家門時，以及在不長的步行時間里，一定是想好了核心與核心之間的內在關系，一到竹內家剛一說幾句話，這個世界的地水火風，人生的人情奧秘，階級社會的結構，有關系的就扯進來，滔滔不絕。他在內心里已經進入恍惚狀態了，即使丸山真男想要停下來，變成了精神自動化機械的原始語言也在運轉，這在宗教當中時有存在，就如一旦運筆就無法停下來一樣。一直說個不停，終于中途喘口氣，竹內這時會回應：“是吧”，而這種千篇一律的回應是在丸山講了“數十分鐘以后”的事。當然，講話并未就此打住，聽到了竹內插話后，丸山“又重新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來”。

竹內好與丸山真男

因此，有人將丸山真男、桑原武夫、森有正并稱“日本三大話癆”。丸山的“話癆”習慣甚至不分場合。鶴見俊輔曾回憶，“（1977年）在竹內好的葬禮上，增田涉在我前面讀悼詞，但他年事已高，讀著讀著同一句話念了兩遍。我正覺得奇怪，他心肌梗塞發作，一下子倒下去了。當時丸山僵住了，動也不能動。當時埴谷雄高很麻利地跑上來，給增田服了硝酸甘油。然后馬上把他送到慶應醫院，但幾天后他還是去世了。可是丸山就那么站著，喃喃自語。我以為他在說什么，他在說‘武田（泰淳）叫走了竹內，竹內叫走了增田’什么的。就連這種時候說的話都是思想史的”（《戰爭留下了什么？》）。

事實上，竹內洋教授也親自聆聽過丸山的教誨。1983年5月，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包括我在內的大約十個參會的日本人，有機會在一個草坪上圍在丸山先生身邊，聆聽他的講話。幾乎都是他一個人在說。我再次確認了坊間關于他口才甚好的形象。還有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或許是丸山用英語演講的余興未消，他繼續用英語與我們交談”。丸山是“話癆”，果然名不虛傳。

日本政治史學家三谷太一郎曾將精神生活受到了丸山的著作及人格影響極大的一代人稱為“丸山體驗造就的丸山一代”，他們“集中在自戰后以來的大約30年，作為學生的一代人之中”。竹內洋教授是在安保斗爭后的1961年上的大學，正好處于三谷所說的“丸山一代”的正中間，其學術生涯也是從研讀丸山開始的。“我被丸山理論的運用方式和抽象思維，以及他那可以稱得上優美的文體所吸引。我在大學的報告中也模仿過丸山的文體及其寫作手法，即在文中巧妙地插入托馬斯·曼、卡爾·施密特等人的著作和夏目漱石的小說。我認為讀過丸山的書才能稱得上是知識人，沒讀過丸山真男的大學生毫無價值”。這可能是“丸山一代”中的非常普遍感受吧。“丸山一代”并未隨著1996年丸山的逝世而消逝，還出現了學術界罕見的長時期的“丸山論”的學術繁榮景觀。竹內執筆本書期間，僅2003年一年內就有九本出版關于丸山的專著出版，其他的論文、隨筆等就難計其數了。

日本國內自不必說，丸山的《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自1963年英文版問世以來，也獲得了世界性的矚目。比如，1966年9月，薩特在訪日時拜訪了丸山。薩特與羅馬、莫斯科和紐約的知識人都缺乏交流，但他說，“在東京有這種交流”，“是丸山教授”。臨別，薩特還邀請丸山為他主編的雜志《現代》撰稿。1978年4月，福柯訪問日本時也與丸山見面，他談及感佩于丸山的研究，并邀請丸山去法蘭西學院做講座（前揭苅部直）。隨著丸山作品被翻譯為法語、德語、意大利語、韓語，丸山也逐漸獲得了世界性的名望。

1978年，丸山真男與福柯會談

中文學界對丸山的翻譯始于1990年代，此后陸續有區建英、王中江、劉岳兵、劉曙野、唐永亮、陳力衛、路平、唐利國等人的譯作出現。2021年，學術界比較知名的雜志《知識分子論叢》刊出了《丸山真男：在普遍與特殊之間的現代性》的研究特輯，在大眾閱讀方面，《新京報·書評周刊》在2022年12月16日也有《從開國到戰后：丸山真男與近代日本的起落》專題報道。中文學界的“丸山真男熱”已然成型。就這個意義而言，《丸山真男的時代》的翻譯出版也是其中之一吧。以下談談我在翻譯過程中的思考。

日語的翻譯者都知道，日語學術寫作比較饒舌，既要保留日文的原味，又要維持中文的閱讀體驗感并不容易。因此，筆者在翻譯時，專業名詞盡量以加注解釋的方式保留日語原文，體現其時代感覺，但語法上盡量順從現代中文的表達習慣。例如，“指導教官”未被翻譯成“導師”，是為了體現近代日本大學教育制度模仿德國，屬于公務員編制，是名副其實的“官”，比“老師或者教師”具有更強的威嚴感。“高等學校”并未被翻譯成“高中”，這是因為在戰前日本，能考入舊制高等學校的人不足4%，在社會上算是精英人物了。在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1926年）中，作為“一高”的學生主人公“我”去鄉間旅行，就會被圍觀議論，正是這種時代的感覺。順便說一句，丸山自己考“一高”也考了兩次才合格。作為“高等學校”的學生，在戰前其實大部分都已經具備了“天降大任”的精英主義的政治意識，與戰后在消費主義盛行的中產階級家庭中成長起來的“高中生”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竹內洋教授的另一部作品《教養主義的沒落：精英學生文化的變遷史》正是對此群體的詳細分析。

1974年電影版《伊豆的舞女》劇照；竹內洋《教養主義的沒落：精英學生文化的變遷史》

最后，與本書主題相關，也是最重要的是，我用了日語原文“知識人”而非中文中更流行的“知識分子”一詞。中文學界較早提倡將intellectual翻譯成“知識人”而非“知識分子”的是余英時先生。“原來我也用‘知識分子’，那是隨俗，因為語言應該隨俗。但我現在覺得這是一個問題，過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極端分子、壞分子，什么都在里頭”。“把‘人’變成‘分子’會有意想不到的災難性的后果。所以我近來極力避免‘知識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識人’。我想盡量恢復intellectual的‘人’的尊嚴”（《士與中國文化》）。

早在1930年代，葛蘭西從社會結構性功能出發，將知識人分為“傳統知識人”與“有機知識人”。“前者的自我理解通常是獨立的、自治的，超越于一切社會利益和集團之上，代表著社會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正義和理想，而有后者則是與階級一起創造出來，與一定的社會體制或利益集團存在著某種有機的思想聯系，他們自覺地代表著某一個階級，作為階級或階層的代言人出現。”“前者是指作為體制內有機組成部分的那些知識人，他們為體制制造意識形態。而后者是指社會中那些游離于體制外的知識人，包括那些自由文人、作家、藝術家等。”就這個意義而言，“知識分子”更接近于“有機知識人”，而“知識人”更接近于“傳統知識人”。

“知識分子”與“知識人”，看似只是一詞之差，背后體現的世界觀是截然不同的。當然，知識人關注的內容也不一樣。福柯認為葛蘭西所謂的不論是“有機知識人”，還是“傳統知識人”其實都是“普遍型知識人”，他們“相信有一種普遍的真理和知識的存在，并且熱衷于扮演先知般的預言家，指導人民往什么方向走。而特殊型知識人剛好與之相反，他并不預言、承諾某種社會目標，只是從自己所處的特殊位置，通過專業分析的方式，揭示所謂的真理與權力的不可分割，拆解社會隱蔽的權力關系，因而批判、而且是具體的批判，而不是建構尤其是整體的建構”。“如果說普遍型知識人是一些喜好談大問題的文人、作家的話，那么特殊型知識人只是一些專家、學者，他們關心的是在具體的領域中如何解構整體的權力”（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

就此分類而言，丸山是一個“普遍型知識人”，他反對將知識專業化與工具化。一個真正的知識人應該“為了思想，而非靠了思想而生活”（路易斯·科賽）。丸山告誡自己，“對一切都有所知曉，對一物都盡其所知”，體現的是福柯所謂的一種“不屈不撓地博學”（a relentless erudition）精神。當然，丸山所處的時代是從普遍型轉向特殊型知識人的時代。娛樂化成了知識人的新趨勢。以至于丸山在晚年表示，“看不到一個重量級的知識人或知識精英了”。電視取代雜志成為知識人群體獲得影響力的新工具。“采訪者以公眾輿論的名義，根據自己的想法向政治家和知識人嘉賓進行提問。采訪的安排和鏡頭的視角將記者置于中心位置，而不是輔助角色。嘉賓們被命令在短短的幾十秒內發言。”觀眾們“比起論點，更重視博弈及其表演者”。這當然是丸山所厭惡的事情。

丸山真男在巖波書店編輯部

但是，竹內卻從丸山的生涯中得出了一個悖論式的結論。“丸山在大眾努力向知識人化邁進的大眾知識人時代，在活字新聞業以學術力量為基礎轉型為以大眾知識人為媒介的時代，以及法學部和文學部的知識體系交叉的時代中，取得了霸權。究竟是身兼知識人、記者、藝人身份的諧星式的知識人的活躍，是丸山所厭惡的文化人的藝人化和藝人的文化人化呢？還是以上跨界的知識人或媒體型知識人的原型正是丸山本人呢？”不必說，丸山自己才是戰后這種趨勢和潮流的代表性人物。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竹內將丸山稱為戰后日本“最后一位知識人”。這樣一位多姿多彩的知識人，怎么會不人人都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