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幾十年，世界承平日久，樂觀的人們以為，個人命運可以握在自己手中。回頭看來，在逝去的歲月里，個人命運是隨時代起伏的，個人命運與時代有極強的關聯。在跌宕起伏的大勢中，經濟學家群體經歷了怎樣的生活和個人選擇，他們的經歷和治學與國家時代命運又有著怎樣的交織？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經濟學家訪談”系列，講述中國經濟學家個人成長、治學故事，以及大時代背景下的家國情懷。

今天我們刊發的是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許成鋼自學經歷口述。

所謂自學，實際是自己發現問題，探索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在我還是幼兒，看見任何東西都要問為什么的時候，我們的父母就有意刺激我持續地問問題,尋找對問題的理解，而不僅是答案。我的父親是一位物理學史家、科學史學家，我的母親是一位歷史學家。

記得剛懂事的時候，北京天文館剛建成。父親帶我去天文館，給我講解宇宙、太陽系、地球的常識，為什么有白天、黑夜、日食、月食、鐘擺（引力）等自然現象。他的講解并不是專門給兒童做的粗淺說明，而是面對普通成年人的科普，所以當時會有很多成年人跟著聽。

在日常生活里，父親會不斷把我幼稚的問題引到基本的科學問題上。天底下的小孩都會提問題，我的父親有意識地認真對待我的問題，對我的幫助非常巨大。在幼兒園階段，我曾問過他，為什么開車的時候人會向后仰倒？為什么開車時，看到車外的東西都向后移動？他初步回答之后，告訴我這是物理學最基本的問題，以后會繼續給我解釋。

我之所以現在還能記得提過這樣的問題，是因為這以后他不斷根據我的理解力，繼續解釋這個問題。到念完小學，他還在給我解釋這個問題，使得我在小學階段已經知道這類問題與伽利略建立物理學的基礎直接相關。這些刺激和教育是啟發我自學的基礎。

我從小學三年級開始，自發地比較系統的自學。那時中國剛開始生產晶體管，晶體管質量不穩定，就把劣等的產品放到市場上賣，許多小孩買回來組裝收音機。多半小孩只關心做一個會出聲的收音機。我因為很小的時候就關心許多為什么的問題，所以在這個愛好的基礎上，稍微進了一步，希望有更深入的理解，能自己設計電子設備。當時，我所在的清華附中有無線電實驗室。清華大學有些被打成右派的教師，不可以上大學講臺，被下放到清華附中的無線電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有興趣弄明白電子技術的原理，于是我就開始自學與電子線路相關的書籍，試圖設計簡單的電子設備。但在念初中一年級時，在電子技術方面遇到了不懂的數學。我的數學張老師（也是班主任）告訴我，那是高中才學的三角函數。出于對學習電子技術的迫切感，我那時已經自學了一點高中的數學。

我的另一部分自學是歷史。我母親是歷史學家。我真正對歷史感興趣不是直接因為父母說過什么，而是家庭環境讓我容易接觸到歷史書籍、文獻。記得小學高年級時看電影《甲午風云》，講中日海戰，非常轟動，孩子們都很感興趣。我在報紙上看到對這段歷史的討論，很關心這段歷史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在暑假，剛看完那個電影，就跑到母親所在的中科院近代史所（當時沒有中國社科院）的圖書館，查原始資料，而不是看教科書，希望弄明白這段歷史的史實。

這是我一生第一次自學：自己摸索著學會使用圖書館，查卡片，了解圖書館資料是怎么分類存放的，如何查到一個一個文獻或檔案，再接著順藤摸瓜地查下一個，等等。讀到了別人不知道的東西，講給院子里和班里的孩子聽，北京話叫吹牛，好不愉快。

這種自學沒有專門的目的，是純粹的好奇和好玩，好玩就是自學的最大動力。

當然，成長在歷史考古研究的環境，是個自學的有利條件。在兒童時期，媽媽沒有能力照看我，有時候就把我帶到辦公室，我在那兒胡亂寫寫畫畫，所里的同事全認識我，所以我才能夠去圖書館查資料。

在“文革”以前，我在無線電方面的自學，與中學同學比，已經走得挺遠了。除了學校的課程外，自己閱讀書籍和刊物，了解無線電的前沿動態，不斷地設計各種設備，有的設計實現了，多數只是空想而已。電子設計是需要計算的。有了想法，想要實現先要畫圖，把相關的數據計算出來。我那時候設計的東西都是電子線路，因為對音響感興趣，也學了一點聲學。

當時被打成右派的父親被迫在農村勞動改造。勞改之余，從事愛因斯坦研究和編譯愛因斯坦文集。與父親的大量通信，啟發我從初一開始自學物理和哲學。

“文革”使得我對政治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興趣。在“文革”期間，我的思想受到的一個巨大沖擊來自于一個辯論：什么是“文革”的性質？當時的官方說法是，“文革”是階級斗爭。但什么是階級斗爭？我被這個挑戰性的問題激勵得如醉如癡，希望要弄明白，為什么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會產生出新階級。從邏輯上，只有解決這個問題，才可能過渡到共產主義。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開始理論探索。在對政治經濟學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自學了大量的馬克思著作之后才意識到，在馬克思主義里面，研究階級和階級起源的領域是政治經濟學。這就是我自學政治經濟學的起點。這個自學，并不是因為我要自學這門學問，或有任何什么目的，只是因為我有問題想要解決。

為了理解為什么社會主義中國會產生新階級，除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探索，在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之前的一年，我主動去了農村，到了黑龍江的農場。但是，在“文革”那個時代，因為探索政治經濟學，我在農村被打成了“反革命”，被迫停止了政治經濟學的學習和探索。我以為大概一輩子要呆在那里，作為“反革命”接受勞改。

如果精神沒有寄托，作為“反革命”，活著還不如死。剩下的問題只是活著還是死去。如果活著，還能干什么對社會有意義的事？在求生的欲望和尋找精神寄托中，我找到了一個縫隙，就是回到過去曾經著迷的電子工程上去。因為不涉及政治，而且對農場的工作和人們都有用。這個努力得到了允許。

在那個殘酷的時代，自學，成了我精神寄托。數學物理中學到的規律美好而和諧，對我的精神像是一種宗教。同時，我的技術能力對我的處境起了很大的改善作用。

我所在的機械化農場，有大量的技術問題需要解決。我有一些想法，希望以技術發明來大幅度提高效率。但實現這些想法，需要堅實的工程設計能力。為了系統地自學工程，我自學了高中到大學的數學、物理，電子工程、自動控制。經過一段時間自學，我把中國大學的教科書都讀完了，自認為都掌握了。但是理解水平仍然很低，不能達到進行設計的要求，無法實現我的發明。

有一次，我跟當時在同一個連隊（村子）的同學王貞平提到這件事情，他建議我去讀國內影印的美國大學教科書。但我只念過初二，英文不行。他說，英文很容易，建議我讀已經懂得內容的英文的電子學教科書。因為已經知道內容，所以英文就變得很容易。之后，再去讀沒學過的電子學的教科書。我的第一本英文教科書是《現代電子學》（Morden Electronics），美國1948年出版的大學二年級教科書。這本教科書的內容對我來說很淺，所以這一本書讀完，我就可以用英文自學電子學了。除了自學《控制理論》、《模擬計算機》、《數字計算機》等之外，也依賴英文自學了數學、物理等。

那些英文書籍都是我母親從北京寄來的。在監督勞動下，所有寄過來的東西都要歷經檢查，確認無害再轉給我。我給母親的信，也需要交給他們讀過，然后由他們寄走。他們看寄來的書有很多數學公式、電路圖，等等，就不再限制。此外，我幫他們修理電子和電器設備，讓他們很高興。本來作為一個“反革命”被監督勞動是很殘酷的，但是能夠幫他們修理機器、解決難題，他們就放松了對我的管制。

“文革”結束我獲得平反。在恢復高考時，我自認為我已經自學了兩個不同領域的大學主要課程，不應該浪費時間讀大學，因此沒有參加高考。后來全國研究生考試也恢復了，我考了工程方面的研究生。我原本更有興趣考政治經濟學，但我不愿意死記硬背官方的政治經濟學標準解釋。所以我寧愿考工程，因為數學、物理、工程的考試，更側重的是分析能力。

在清華念工程研究生期間，我大量時間還是自學。我是第一個在清華大學機械系做計算機輔助設計（實際上是有限元分析加非線性規劃的組合）的研究生。而清華是國內最早做這方面工作的，所以沒有人做過這方面工作，也沒有相應的教學安排。我自己找來的最主要的文獻來自麻省理工學院，包括著作和刊物。當時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提出算法和把算法變成可以執行的軟件，用來計算結構力學的問題。

研究生畢業的時候，清華很希望我留下來做博士論文。1981-1982年，新成立幾年的中國社科院，組建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需要既懂政治經濟學又能操作計算機的研究人員。我決定畢業后去中國社科院。雖然我對工程仍然有很大興趣，但是興趣遠沒有對經濟學那么強。中國社科院新組建的這個研究所，一個研究室來自于經濟所，是以前研究投入產出的學者。代表人物烏家培，是這個新組建所的第一任所長。另一個研究室來自工業經濟研究所，朱镕基就是那個研究室的，是從工經所過來的。后來他被調到經委（注：國家經濟委員會）去了，但他一直帶研究生。他在我們所的研究生是樓繼偉。還有一個研究室是從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會過來的。在組建期間，楊小凱曾經是我們所的同事。

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這個名字是從蘇聯來的。所謂數量經濟，是為計劃經濟服務的，所謂的投入產出，是從計劃經濟里衍生出來的一個學科。所謂技術經濟，也是蘇聯的概念。在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度下，任何大的工程項目，在計劃期間，都要進行成本效益分析。蘇聯把成本效益分析叫技術經濟學。所以，組建這個研究所時，所里學術比較強的人，很多是留蘇背景的。即便不是留蘇，使用的方法和思考的角度也是從蘇聯學來的。

這個研究所里能讀英文文獻的人很少，我是那里極少能主要依賴英文文獻工作的人，實際這也是個自學過程。

1984年，哈佛燕京學社來國內挑選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國內的候選人來自中國社科院、北大、復旦、山東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我被所和中國社科院選為候選人。哈佛燕京學社通過面試，平均從每三四個候選人中挑一人，資助去哈佛訪問。那年的面試官是哈佛燕京學社的副社長貝克（Edward Becker）。他對我的經歷很感興趣。到美國以后，他們對我說，你還年輕，如果愿意念博士學位，他們提供獎學金。哈佛燕京學社是個獨立的基金會，需要我自己申請，申請到任何頂尖學校他們都出錢。我申請了六所學校，得到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的錄取。我最后決定到哈佛。

在申請進入博士班的時候，我計劃的研究題目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技術創新。計劃使用的研究方法與格瑞里克斯（Zvi Griliches）的工作密切相關。我已經做了些工作，發表在數量所的雜志上。在申請博士的時候，我說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創新面臨很大的挑戰。因為制度不同，許多在市場制度下發展的理論模型不能簡單應用。我并不知道，當時哈佛經濟系的系主任正是格瑞里克斯。我的申請得到了他本人的回信，他說非常高興我到哈佛從事這個研究。格瑞里克斯是創新經濟學最重要的奠基人，人們都認定他要得諾貝爾獎，很多他的學生都得了諾貝爾獎，但是他去世早了一點，沒有得到諾獎。

我原來想從經濟計量學的角度，研究為什么計劃經濟在創新方面很差。進入哈佛后，聽了馬斯金（Eric Maskin）（2007年諾貝爾獎得主）討論激勵機制的課程改變了我的興趣。我發現研究與激勵機制相關的制度問題，是我真正從來都想干的事，只是過去沒有找到理論的切入點。

一方面，我的興趣似乎不斷改變。另一方面，我興趣的最基本的內涵一直沒變。不斷在變的是具體內容，但骨子里的基本問題一直沒變。創新與制度的問題我關心了一輩子，現在仍然是我的興趣所在。我在長江商學院講課還講這個。

我對很多東西有興趣，我現在研究人工智能，我不可能成為人工智能的專家，但我的知識背景和我的興趣，決定了我樂于比較扎實地掌握人工智能一些最基本的內容，知道它是怎么樣發展過來的，用什么辦法，能解決什么問題。我現在和這方面的專家在合作，做實際的人工智能應用工作。我們不光討論人工智能的影響，還用人工智能技術做一點技術研究工作。

在多數人的概念中，學生應該是學校教出來的，自學是很少的人能做好的。但如果我們討論的不僅僅是學生，還包括研究工作者，那么，所有好的研究工作者的研究能力都來自于自學。因為任何研究都包括自學的過程。一個人能不能自學，決定了這個人能不能做研究。任何必須有人教的人永遠不會做研究。

做研究一點不稀奇，也不少見，小孩子都可以做，任何人都可以做。專業的，業余的，都可以做。大量的發現、發明、創造是業余的人做的。當然，作為職業，現在通常是通過上課學習、考試，直到拿到了博士資格之后，才開始研究。但人完全不需要局限于這個形式和階段。要創造機會，讓孩子從小就自學，但國內教育方式是灌輸式的，可以很早就訓練一些技巧，但許多最重要的能力，遠遠超出訓練得到的技巧。而且，幾乎所有可以訓練的技巧，早晚一天會被人工智能超過。但是，任何人，掌握了超出訓練得到的能力，人工智能就追不上了。

猶太人可能是出人才最多的族群。他們的教育是要孩子從小就要學會挑戰，甚至連念經書都要挑戰。他們父子之間，師生之間都不是服從的關系。小孩子從學校回家，父親往往會問，今天你問了老師什么問題？你挑戰老師了沒有？他們從小教的是挑戰。如果強調服從，人不可能有什么創造力。這種問問題、挑戰的精神，是自學和探索的起點，也是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