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年份看去，《收獲》五十五年總目錄幾近于一部共和國的歷史，而頗具意味的是，一九六六年第三期之后，直至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總共十二年六個月空白，最直接的解釋是停刊，然后復刊，但其中卻暗含一個潛在的事實，就是文學與歷史的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或許貫穿在所有的文學史中，既包含了個體經驗和集體經驗的差異，也包含先知先覺與后知后覺的差異，但我相信沒有一種情形是如《收獲》表現得如此徹底。十二年六個月里，全都缺席表達，陷入無語。這樣說來，我們又不能單純將《收獲》當成歷史來認識，由于文學總是企圖重建生活狀態，它就帶有很大程度的虛擬性質，沉默可能是虛擬的最極端表現了。連貫的時間在此凹陷，形成黑洞，無論多少墜落都沒有回聲。

從《收獲》編年選的目錄追循，停刊前入選的最后一部作品為一九六五年第四期上金敬邁所著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歐陽海是那個時代家喻戶曉的英雄士兵，為保護鐵路安全，從車輪下推出受驚的戰馬獻出年輕的生命。共和國在它的草創時期，涌現無數英烈，他們大多有著貧窮與卑屈的童年，社會變革給他們展現了嶄新的前途，為奴為仆的命運一躍而成天下主人，于是摒棄一己之心，走向廣闊的人類理想。為英雄立傳也是那個時代里普遍的文學愿望，而《歐陽海之歌》不同以往，無論描寫鄉村還是軍旅，都洋溢生活氣息，使人物脫出概念的窠臼而獲得性格。這常情常性并沒有減損高尚的觀念，而是升華了人性。這是一個升華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特別合乎文學的性格，文學關心的總是生活應該是什么樣，而非本來是什么樣。上世紀初的美國作家格特魯德·斯泰因，就是她對海明威作出“迷惘的一代”的評語，從此成為一個集體性的命名，專指二戰后失落人生價值的虛無主義。她的名言是：“個人主義是人性，而共產主義是人類的精神。”文學不就是探尋精神的深度和廣度的嗎？

再向前追溯，直至編年選起首，一九五七年創刊號第一期上，老舍先生劇本《茶館》。這一個開篇又有一番意味，那茶館經歷晚清民初，再到日本入侵北京，國運式微，人事變遷，最后一幕里，三個老人自己為自己的身后出殯，紙錢漫天撒開，實是在替一個舊文明送葬。這文明實在太悠久，太深邃，太精致，不免傷于纖巧，熟到爛熟，于是盛極而衰。我想，老舍先生，還有《收獲》的創始人巴金先生，都是由衷地歡迎新時代的到來。他們身處社會的更替，比誰都了解破天荒里的原始性，簡單、粗陋、生硬，可是生機勃勃。他們寧肯屈抑著自己，約束性格，克服溫情，學習新的文學，將期望寄予未來理想國的誕生。事實上，希望真的在閃爍光芒，無論成熟的作家，如郭沫若，李劼人，周而復，柳青，周立波，還是年輕的寫作者浩然、金敬邁，都在努力工作，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學。單從這時期篇目的名字，就可看見一個朗朗乾坤：“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風斗古城”，“創業史”，“迎春花”，“山鄉巨變”，“艷陽天”，“歐陽海之歌”，等等，等等。可是，世事難料，熱情的謳歌在寒噤中黯然收尾。

《收獲》創刊號目錄

越過岑寂的十二年零六個月，編年選所收錄第一篇為一九七九年復刊后的第二期上，從維熙中篇小說《大墻下的紅玉蘭》，就此，在激烈的歷史批判中，《收獲》拉開新時期的帷幕。這一個文學世代，以怎樣的繁榮作描繪都不為過，壓抑了那么久的思想、感情、經驗，還有創造的才華，在這一時刻噴薄而出，奔騰之勢不可阻擋。文學的批判是一種神奇的力量，它以破除而實現建設，以取消而收獲果實，從政治社會意識形態，到人生價值，再到文明檢討，以至文學觀念，敘述形式，步步犁鏵，步步生花，又是一個新世界。然而，此新不是彼新，前一個“新”里，將個體作犧牲為文學獻祭，借用斯泰因的說法，企圖將人性提升到人類精神，結果事與愿違，陷入巨大的虛無。于是，就在這一個“新”里，失語的個體一并發聲，剎那間眾聲喧嘩。

《收獲》1979年第1期

人性，可能是八十年代使用頻率最稠密、討論最熱情的概念。經歷過那一個無我的時代，“人性”就具有了革命的意義。中國固然有著自己的敘事傳統，但我們的近代小說也許更得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與西方啟蒙思想接近血緣。在此時刻，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本主義、理性主義、現代主義，先后幾百年的思潮，一并來充實與豐富我們的人性觀念，我相信，這一時期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人性論，遠遠超越字面本義。好比生產關系沖擊生產力，詞匯已經不夠用了，新的又來不及產生，于是字詞的倉儲無限膨脹，增擴容積量。生長激素繼續加劇活躍度，單是西方的思想養料也不夠用了，需要開發新的資源，于是取道拉丁美洲文學大爆炸，返回本土，溯時間而上，追文明源頭，我以為這可算作尋根文學的成因之一種。我們的五千年歷史，熟到不能再熟，在老北京的茶館里，被前朝遺民撒著冥幣送走的文明，忽然被發現殿堂之外，尚有更廣闊的民間，在長久的閑置中，熟土又成生土，將養將息，地力足得很哪！編年選中，一九八五年六期上張承志的中篇小說《黃泥小屋》，普遍認為當屬于這一文學浪潮的代表，這一代寫作者在完成知青文學的使命之后，繼而擔任了尋根運動的排頭兵。然而，當我審視編年選的目錄，卻有了新發現。在《黃泥小屋》之前，一九八四年一期上鄧友梅的《煙壺》，再前面，一九八三年陸文夫的《美食家》，可不是早開始重新虛構舊文明了！開拓者更可能是他們。在轟轟烈烈的旗鼓大張之下，已經有先行者悄然蹚下路徑。

我們時常懷念八十年代，張承志，就是寫《黃泥小屋》的那個人這樣描繪：開明的文化官員，編輯是我們的老師，出版與發表的嚴格選擇，既堅持標準，又鼓勵實驗，同行間的正當競爭，還有前輩——是的，前輩，供我們承繼，也供我們背叛。九十年代初，在一個頒獎會上，張賢亮，編年選中所收錄的作品為一九八四年五期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他走到我們這堆人里，對我說：據說你的《叔叔的故事》里的“叔叔”是我，那么我就告訴你，我可不像“叔叔”那么軟弱，你還不知道我的厲害！他的話里攜帶了一股子威嚇的狠勁，令人駭怕和生氣，可如今想起來，那景象確實有一種象征，象征什么？前輩！前輩就是叫你們駭怕和生氣，然后企圖反抗，這反抗挺艱巨，難有勝算，不定能打個平手。有強悍的前輩是我們的好運氣！

許多事情在同時發生。被遮蔽的歷史繼續揭露出來，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張一弓《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仔細回顧，小說描寫的事件，正嵌在《創業史》和《艷陽天》兩個時間段之間，那如火如荼的農村建設景象之下的陰郁突起在眼前，可謂驚心動魄。歷史批判越來越深入，不止是簡單的憤怒，與《大墻下的紅玉蘭》一年里發表的，還有馮驥才的《啊！》。這一聲“啊”，可說別開生面，還有那個驚嘆號，流露出驚愕的表情，于是，悲劇便預示了荒誕的喜劇感。之后，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上，王蒙的《雜色》，以抒情的格調重新認識被否定的歷史中，具體人生的價值。我以為意義重大無可估量，它使個體超出了全體性的政治遭際領悟生存本質的美學，從而改變命運。再回去一九八〇年第一期，諶容的著名小說《人到中年》，在我看來，這一個文本有著雙重含義。小說中那一對醫生夫婦，度著柴米油鹽的瑣碎生計，可是我們很難忽略“醫生”這一職業里救贖的隱喻。我不以為這是作者出于無心為人物作的選擇，無心也沒關系，事實上，他們就是醫生，治病救人是他們的工作。一個百廢待興的人間社會，生活、事業、養兒育女，身體精神可說千瘡百孔，捉襟見肘，要以一己之力補天，最后落得心力交瘁。即使放棄隱喻，回到小說描繪的故事表面，革命也正潛在地發生，政治意識形態在日常狀態中解構，也許更接近著事情的核心部分。現實主義漸漸脫出社會批判的窠臼，走向更廣闊的空間。接著，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張潔的《方舟》，階級社會裸露出男性中心的真面目。這一代作家，人稱“右派作家”，并不完全有“右派”的遭遇，但都是人格獨立，敢于懷疑，從這點上說，稱“右派”也沒錯，果真是銳利。總是他們，一層一層破開硬土，墾出新田，種植新天地。路遙的《人生》接踵而來，那高加林其實就是《創業史》中的梁生寶、《艷陽天》里的蕭長春，以及犯人李銅鐘，都是傳統農村的挑戰者，但所接受教育的來源不同，不是在土改革命和軍旅生涯開拓眼界，而是現代學校。于是，這一個農村英雄便染上小資產階級的憂郁病，和前輩們不同，他的奮斗充滿個人主義的利己性。這一個嶄新的農民人格，應當說是“五四”知識分子開啟民智的思想果實，自我意識覺醒，終于在半個世紀以后，新時期文學的歷史批判中誕生形象。

路遙的《人生》出現在《收獲》1982年第3期上

還是在此同時，小說的敘事模式破舊立新，氣勢十分張揚。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馬原的小說《虛構》，亮出小說的底牌，揭去了小說在現實前提之下進行的假定性，行為與口號多少是魯直的，卻可顯見得顛覆的決心，仿佛是說了再做，義無反顧。接下去的情形只看篇名就可略知一二：《信使之函》《迷舟》《一個謎語的幾種猜法》……這就是新時期文學史上所說的“先鋒文學”。在信息量流通的今天，與其學習的西方現代主義對照，無論發生的背景還是實踐的方式，也許有許多可疑之處，甚或至于，它對我們方才回歸不久的經典現實主義表示的不敬，一定程度破壞了循序漸進的自然過程，引起基因突變，結下催熟的果實。可是，我們不是封閉得太久了嗎？一旦開放，怎么擋得住八面來風，又怎么擋得住天地造化的時機！我原先以為，先鋒文學帶了一股子蠻勁，將到此為止分野明晰、目的清楚的文學潮流沖出堤壩，潰散了力量；多年以后，我似乎隱約意識到，就是這潰散，將各個運動的思想集合起來，或者說混淆起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還是那句話，文學以破除而實現創造，即使取消，一旦進入虛構便又成為存在，甚至比真實的歷史更要肯定，因為它脫離了時間的流逝，承載于另一種質地堅硬的載體，想象的記憶。

回首望去，那一段日子簡直炫目。我嘗試將事情一一排序，以因果為列，編年選顯然也是為此努力。但依然不免交替錯落，似乎能量在一瞬間爆發，已經不能確切納入某一個概念。一九八八年二期葉兆言《棗樹的故事》，下一年里蘇童的《妻妾成群》，題材與寫法都越出新時期文學的主流，倒是接近著更前代也更邊緣的民國小說。從“五四”繼承而來的新文學理論都難以為其命名，似乎無法解釋它的來源，因而無法推測預示著什么樣的趨勢。然而，它們的陌生和新鮮卻觸目地流連在視野，無法忽視。在這令人激動的困頓中，八十年代落下帷幕。

我想，下一個世代是接續和發展了上世代末的無名狀態。王朔出場了，有人將其標以“痞子文學”；可李曉《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又將痛楚從玩笑中打撈出來，恢復了嚴肅性；《老旦是一棵樹》里，幾千年不變的鄉土變形了，再度瓦解嚴肅性；余華來了，再將荒誕拉回正劇，卻推向地老天荒的遠景，詭異的是，《活著》的那名流浪歌手似乎來自《動物兇猛》；然后是《接近于無限透明》，幾乎沒有任何準備的，世界進入抽象，之前所有的具體性在此演化成自然法則……你不能說事情完全斷了連貫性，在紛繁的表面之下，一定有著某種潛在的關系，包含著更嚴密的邏輯。李銳，莫言，尤鳳偉，這些尋根運動的領軍人物此刻方在編年選中露面，卻已是新表現。池莉，韓東，被短暫地命名為“新寫實主義”，我猜測，多少有些勉力而行，大約企圖為他們筆下的市井圖畫作一個歸納。市民生活可說是“五四”以來文學的尷尬，或者成為新感覺派的頹廢景象，或者是做左翼作家批判對象，在這時候卻呈現出人生價值。“新感覺”這三個字其實不足為其定論，何況，寫作早已經超出任何范疇，寫作者也不愿馴服于概念的劃分，兀自活躍變化，比如說閻連科，遲子建，還有畢飛宇，你說他們歸誰？概念在積極修正和擴容，不時加進了東西，北村，李洱……依然無法概括漫生漫長的文學現象，于是，“新寫實”也半途而退。這景象，令我想起作家阿城的一篇小說題目：遍地風流！

從編年選目錄看，無論作品還是作家，都出現密集的狀態，不再有獨領風騷的人和事，取而代之的是四處揭竿。眾聲喧嘩之下，也是能量分散。洶涌澎湃之勢逐漸平息，激情和才華平均分配，可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大約就是文學的常態。不再有過度抑制之后的井噴；不再有一代人和幾代人的壓縮換來另一代人的膨脹；不再有封閉之后的泥沙俱下，而是依著萬物生長的規律，有四季更替，春種秋收，豐歉并蓄。大自然的運轉有著自己的周期，盛衰相易，好比尋根運動提出文化的概念，如今已成泛濫，后綴于各種名詞，又進一步演化成“國學”，促進外交戰略。八十年代人性觀，派生出利己，私欲，感官意識形態，陷入道德虛無，等待又一代憤怒青年起來反抗。分散的能量正在暗處聚集，認識也在醞釀之中，思想即便在那個禁錮的年代里都沒有停止工作，現在就更不會休息，只是需要時間。從人類史的長度來看，十年，二十年，以至六十年，距離我們都不算太遠，難免會有盲點，再等上一個十年，二十年，六十年，也許才能露出端倪。歷史中的虛構輪回地遞進，這也是虛構中的歷史，它不是忠實，而是誠懇地我在，我看，我思，然后我寫。《收獲》編年選就其親歷親為而記錄下了這些。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 上海 

本文原為《收獲》五十五周年編年選所作序言，收錄于新近出版的《史詩的罅漏里》一書中，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

《史詩的罅漏里》，王安憶/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2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