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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渡大西洋》:寫作的誠實在于不去討好任何人
“My favorite book”重新啟動,我們邀請嘉賓談論他/她“最愛的書”。從普通讀者到明星作家,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時間,在節目中抒發情感、講述故事、表達思想。
這一期,作家郭爽帶著她喜歡的《橫渡大西洋》,和我們一起探討閱讀對一個寫作者的作用和影響。相比于和自身寫作風格極為相似的作家,她似乎更喜歡那些和自己不一樣的人,因為正是經由他們的作品,自己才得以更加誠實地面對寫作。
很多時候只要你開始寫作,就會覺得古今中外的那些作家,都是你的同行。這種感覺很像所有人坐在一個大圓桌上或是一起排一個長長的隊。當你這樣去看待和欣賞他們的作品時,一方面會帶來閱讀的快樂,另一方面也會讓你更加清晰地辨識自我。經常有人會問某個寫作者是受到了哪一個作家的影響。我一直覺得,并非總是風格最相近的作家才最有影響力,反倒是那些和自己不一樣的人,能讓你對自己的寫作有一種對照式的認識。于我而言,貢布羅維奇就是這樣的一位作家。
他的《橫渡大西洋》所寫的是一群身在拉美的波蘭僑民。二戰爆發后,他們滯留在阿根廷,相當于背棄了自己的祖國。其中的主角就叫貢布羅維奇。而他所面臨的問題就是,當這個國家離散滅亡之時,自己也背叛了作為青年男子該上戰場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怎么面對自己?這里面有兩個主題我會非常關切,一個是跟自己有緊密聯系的文明背景,另一個則是個體的身份選擇,即如何在祖國和異邦之間完成一種自我真實存在的叩問。

波蘭在近現代就是一個從輝煌走向破敗的文明。所以在貢布羅維奇作品里,那種看似戲謔和不討好任何人的態度背后都會有一個很沉痛的東西,這也讓他的作品有了一個穩定性。其實包括貢布羅維奇或者更知名的如米蘭·昆德拉這樣的作家,他們所處的東歐和中歐的文明背景,會對我們有很強的參照意義。20 世紀我們曾短暫地待在同一個文明的共同體下,所以我們能夠跟這些截然不同的國家一起共享某種經驗和記憶。這對于像我這樣出生在 80 年代的一輩人而言,影響還是非常大的。
《橫渡大西洋》節選
我感覺我必須向家人、親戚和朋友敘述我在阿根廷首都這已經延續了十年的經歷的起初情況。我不邀請任何一個人來品嘗我這些古老的面條(也許還有蘿卜),因為在我的錫制盤子里,這些面條又細又糟,而且,飄在我的罪惡、我的恥辱上面,令人羞愧。還有我這些厚重的麥片粥,摻上了黑色的稀飯,唉,最好不要送到嘴里,以免受到永恒的詛咒。在我沒有盡頭的人生道路上,我的恥辱就像一座大山,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我乘坐“勇士”號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從格登尼亞開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客輪十分豪華······我召至不愿意登陸,因為在二十天的旅程中,人一直處在藍天和水波之間,一無所思,沐浴在空氣中,在波浪間顛簸,迎接陣風的吹拂,切斯瓦夫·斯特拉謝維奇和我在一起,和我共用一個艙房;因為我們兩個人是文學家,上帝保佑,雖然羽翼未豐,我們卻應邀參加新客輪的首航;除了他之外,船上還有倫別林斯基議員,馬祖爾凱維奇公使和其他許多人,我都得以結識。還有兩位美麗的女士,身材姣好,在閑暇時刻,我跟她們搭訕,獻殷勤,引得她們扭過頭來。除此之外,我再重復一句,就是藍天和海水之間靜靜的......

[波蘭] 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 著,楊德友 譯,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
船靠岸的時候,我和切斯瓦夫先生、倫別林斯基一起進城,但完全像是進了死胡同一樣摸黑亂竄,因為誰也沒有來過這兒。在我們經歷了清潔而有咸味、串珠般海浪中的寧靜之后,這兒的嘈雜、塵埃和灰白色的土地令人感到不快。不過,我們經過了有英國人建造的高塔的萊迪羅廣場之后,便大踏步拐進佛羅里達街,那兒有奢華的商店,罕見的物品,商品十分豐富,有貴人專用的鮮花,有大開本雜志,還有糖果糕點店。倫別林斯基議員在那兒觀看手提包,我看見了一張海報,上面印了“大篷車”這樣的一個詞;在這晴朗而嘈雜的一天,在我和切斯瓦夫先生單獨散步的時候,我問他:“嗯……您,切斯瓦夫先生,您看見那些大篷車了嗎?”

這也就罷了。但是,還有不好的事呢。因為,先生,您瞧啊,那邊亂哄哄的,雖然空蕩蕩的像夜晚的荒野,但在森林和谷倉后面,出現了驚慌和上帝的懲罰,似乎要出事了;但是每個人都認為,很快就都會過去的,大塊烏云里落下小雨,就像一個婆娘,撒潑、吼叫、呻吟,挺著大肚子,黑色又丑陋的大肚子,好像要生一個魔鬼似的,其實只不過是鬧了一陣肚子疼;所以用不著害怕。

切斯瓦夫對我說:“怎么回事,你不和我們一起走嗎?”我回答(我故意跪著,不站起來):“你們航行,航行,順利到達目的地。”他說:“你說的什么話?你不走了嗎?”我回答:“我想坐船返回波蘭,可是為什么要去英國? 我為什么要去英國,或者蘇格蘭呢?我要留在這兒。”我這樣嘟嘟囔囔地對他說(因為我不能說出全部實情),他瞪眼瞅著我,瞅著我。他變得悲哀,回答我說:“你想留在這兒嗎?但是你要到我們的公使館去,向他們報到,不要讓他們宣布你是逃兵,或者更糟的身份。到公使館去,你去不去呀?”我回答:“你想到哪兒去了,我當然會去公使館,因為我知道作為一個公民的義務,不要為我擔心。但是你最好不要告訴別人,也許我還會改變主意,跟你們一起走的。”到這個時候我才站了起來,因為最壞的情況過去了,善良的切斯瓦夫現在感到悲哀,他依然貢獻出了誠摯的友誼(雖然我和他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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