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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怡微《四合如意》《哀眠》研討會:我們的日常,我們的共鳴
近年,作家張怡微先后推出了小說集《四合如意》《哀眠》。
兩本書同為關于世情的探索之作,卻側重于不同的構思空間:《四合如意》以手機、朋友圈、VR、人造娃娃等機器為媒介,去照亮人性的沖突與世情的復雜,《哀眠》則圍繞城市、離散和家庭內外女性生存境遇展開,探索當代青年的家庭意義與生存坐標。
在從《四合如意》到《哀眠》的書寫中,張怡微逐漸構建出一個與當代生活對話的小說世界。在她的筆下,社交媒體下的人情關系、二次元人群的生存方式、晚年處境、婚姻思索、移民命運乃至最細微的友誼終結,都擁有了嶄新的面向與輪廓。
10月27日,張怡微小說《四合如意》《哀眠》研討會在復旦大學舉行。會議以“沖出日常”為題,由復旦大學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研究中心、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上下半場分別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宏圖、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王昌改主持。

張怡微參加小說《四合如意》《哀眠》研討會
個體生活秘密的法則
同濟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屏瑾認為,張怡微小說中聚焦的老人、絕癥病人以及鰥寡孤獨者都是非常生動的人,有著無窮的心思和思量,幾代人之間的、同代人之間的、性別之間的力量互相搏斗,呈現的聲音和視角都比較復雜。
《小說界》雜志主編喬曉華注意到,張怡微筆下的那種家庭生活,并不是一般意義上或者理想的家庭生活。她小說中的母女關系、父女關系,包括甚至是閨蜜間的關系,情侶間的關系,都不是我們一般印象中的存在。
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葉子表示,張怡微筆下的女性故事是在一個更大的世界中,也是在更多變的敘事類型里討論到情感深度的復雜性與身份的復雜性,她建立了認識和故事之間豐富的關系。
上海大學文學院講師汪雨萌認為,在張怡微的小說里,家庭其實是一種背景和場景,個人是作為最小、而且最重要的家庭單位來和整個社會短兵相接。她的故事里很少有超過兩代人的關系,也很少見非常穩定的我們所謂的正常的、溫暖的這種家庭關系,年輕的一代人在她的筆下戲仿著家庭生活,并且絕對捍衛自己的個人空間和取消他人的注視,這體現出和上一世代作家不同的觀念。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劉欣玥說,自《細民盛宴》以來,張怡微小說的變化會出自于一種切身的危機和焦慮,像漣漪一樣推及更多以前不被照料、被系統性忽視的個體生活秘密的法則,比如短篇《免疫風暴》,就提到了脫發藥物研制和孕婦、老人之間的關系。

《四合如意》書封
能引起共鳴的“沖出日常”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社科事業部主任顧曉清注意到,張怡微這些年創作的關注點和自我迭代,通過細膩冷靜的日常描寫,飽滿地呈現出個體的身份以及在社會流動中的文化張力。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朱婧說,張怡微的工人新村在追憶的靈光照拂下,沒落卻有活氣和煙火氣,“海上”的朝霞是中國最前沿都市發生的故事,是捕捉到“機器時代”躍出地平線的朝霞,新青年的生活由此漸次展開。
暨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唐詩人認為,張怡微小說的“沖出日常”包括了日常中的驚奇、痛感以及如何讓個體化的日常關聯時代和社會現實的文學野心。
在復旦大學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員戰玉冰看來,張怡微小說要沖出的是我們傳統現實主義文學所要捕捉的日常。傳統現實主義所捕捉的日常跟我們現在生活的日常其實已經脫節了,反而就像詹姆遜在《未來考古學》里提到的,可能在一個現實主義的墮落之后,科幻更能感覺到一種日常性。“她的小說《度橋》中討論到的表情包或者彈幕文化如何形塑我們對表情表達的理解都是年輕人的日常,這是好的文學能夠提供的共鳴。”
《青年文學》雜志主編張菁提及,文學界一直對城市文學處在一種不滿足的狀態,張怡微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我們對于城市文學作品的一種期待。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李然認為,張怡微有超越自身經驗的解析能力,會帶著讀者去充實與刷新對這個世界的一種認知,并且還能夠給讀者一種不動聲色的平定之力。
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胡曦露說,從散文出發,我們可能更能理解張怡微小說情節是為什么設置的。從張怡微的文字里,我們能感受到豐富的感情就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種種罅隙間。

《哀眠》書封
重塑現實的意圖和力量
張怡微也在復旦大學任教。《揚子江文學評論》副主編何同彬表示,在某種意義上,張怡微與學術現場和文學現場都“若即若離”。張怡微有一個學者和研究者給人帶來的表象,但其實她的思考最終呈現出來的樣貌還是小說的,而非學理性的。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尹潔認為張怡微小說所表征的生活世界里面有一些哲思的成分,這個可能跟她自己本人是哲學系出身有關系。故事的講述本身除了去抵抗生活的平庸之外,她肯定有重塑現實的意圖和力量。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金理說,我們今天在分析青年人狀態性格的時候,特別喪失了一種向外追問的實踐——不太去考慮比如說歷史性的、政治結構性的、制度性的原因,去追問“這一切是在什么樣的環境當中才會發生”。他特別關注張怡微對于《西游記》的研究,“她的內在是一個孫悟空這樣的人物。”
上海交通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夏偉認為,張怡微真正成就的東西是兩點,一個是從歷程中看出恐怖,一個是在從恐怖中看出現代,這甚至構成了自尊自豪的凄美。
《上海文學》雜志副主編來穎燕認為,在兩本新書里,張怡微敘述的間隙增大了,她的情境轉換更加自由,節奏也更加張弛有度。以至于她的這種空隙里有了一種流動的秩序,這種秩序讓生活變成一種命運,或許就會為恐怖或者幽默騰出地方。
《文藝報》副總編輯岳雯認為,每一個作家她會形成自己的一個人設,這個人設由她的寫作構成,同時也是在與讀者的合謀和博弈當中形成的,她有可能是順從這種想象,也可能去反抗和反對這樣一種想象,在這樣一個關系的角力中,會構成自己的作家形象。
“如果我們要給這個作家形象進行歸納的話,張怡微是把女性的一種處境,用暗暗的女性眼光,甚至有時候是一個年老女性的眼光把它反映出來。而如何避免理性的過分強大以及理性對于感性的掠奪?她的小說如何能夠開一個新局?可能這是張怡微需要不斷思考的,也是我們要共同去尋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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