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巴爾干地區是一個文化交匯之地，匯聚了各種語言、宗教和民族文化。這里有歷史悠久的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傳統，以及多元的語言和民俗。這個地區有著復雜而動蕩的歷史，包括多個帝國的統治和20世紀的沖突與戰爭。這些歷史事件塑造了該地區的文化和政治版圖。對《血與蜜之地: 穿越巴爾干的旅程》的作者劉子超來說，“巴爾干似乎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更像一個形容詞，充滿傷痛、掙扎、求索和希冀的復雜含義”。本文是作者在波黑南部城市莫斯塔爾的旅行見聞，摘自《血與蜜之地: 穿越巴爾干的旅程》，劉子超著，文匯出版社·新經典文化2024年10月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達米爾是克羅地亞族，生于1985年，至今未婚。他出生于莫斯塔爾郊外的一座克族村落，目前在城里的一家銀行工作。兩年前，他在克族區買了一套單身公寓。房子面積不大，但客廳中央的大沙發上鋪著柔軟的毛毯。他樂于將自家的沙發無償提供給背包客，自己則扮演一名慷慨的沙發主。

盡管在莫斯塔爾找到經濟實惠的住所并非難事，仍有許多旅行者傾向于選擇免費的沙發客體驗。他們將這種零住宿成本的旅行方式視作背包游的至高信條，認為只要每個人都愿意開放家中的沙發，理論上我們就能擺脫對資本主義酒店業的依賴。

這套沙發客式的共產主義理想固然令人向往，但我個人尚未嘗試過。聽聞沙發主中既有真正的好客之人，也不乏一些暗藏怪癖的家伙。身處異國他鄉，如果不幸羊入虎口，那可就慘了。不過，通過沙發客網站結識這些熱心腸的沙發主也是一種樂趣。他們通常熱情好客，對本地情況了如指掌，也樂于分享自己的時間。

我就是這樣認識的達米爾，讓他帶我去莫斯塔爾西南的克族聚居地轉轉。我們談妥了價錢——他會提供車輛，兼任司機和向導。他的開價相當合理，盡管那是個工作日的上午，他還是承諾會在一小時內與我碰面。

按照約定，我在公寓附近那棟廢墟前的空地上等待，但達米爾遲到了半小時。他解釋說，他平時很少造訪穆斯林區域，繞了一大圈才找到這里。他是一個已經開始謝頂的壯漢，穿著黑色套頭衫和闊腿牛仔褲，凸顯出較為發福的肚子和緊繃的臀部。他說起話來卻是清脆的男中音，與粗獷的外表相比，有一種出人意料的溫柔。

在與達米爾的閑聊中，我了解到，他除了是個沙發主，還是個裸體主義者。

我不太理解這個詞的意思。我只知道歐洲有一些專為裸體愛好者設立的海灘，去那里的人們，無論男女，都必須赤身裸體——達米爾是指這個？

他點點頭：“除此之外，我在家里通常也不穿衣服。”

“如果有沙發客來訪怎么辦？”我問。

達米爾解釋說，他通常只接待男性客人，且會事先告知對方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有對方表示理解和接受，他們才能在他家過夜。不過，他補充道，他有時也會忘記提前說明。有那么幾次，他赤身裸體地出現在客廳，直接把對方嚇得從沙發上躥了起來。

憶及往事，達米爾嘿嘿一笑。我突然覺得，我不做沙發客的決定是對的。要是萬一碰上達米爾這樣的謝頂壯漢，一絲不掛地從臥室里走出來，那可真讓人不知如何是好。

我們坐上達米爾的黑色菲亞特，離開莫斯塔爾，進入地勢崎嶇的山區。公路大致與內雷特瓦河平行，透過草木混生的河岸，可以看到青色河水正向著莫斯塔爾的方向急速流淌。白色的陽光照耀著河谷中的石頭房子，河對岸的大山露出慘白的石灰巖和顏色淺淡的公路。

這里是前南斯拉夫最貧窮的地區之一，也是克羅地亞的法西斯組織烏斯塔沙的重要招募地。當地有句諺語說，只有蛇、石頭和烏斯塔沙才會在這里生長。實際上，這片土地至今依舊是克族民族主義情緒最高漲的地區。你會意識到，很多時候，貧窮與激進互為因果，相互維系。

達米爾告訴我，他的祖父是鐵托麾下的反法西斯游擊隊員，而外祖父是烏斯塔沙分子。南斯拉夫時代，祖父過得風生水起，先在一家國有銀行擔任要職，之后又分到了大房子。與之相反，外祖父一家遭到整肅，最后不得不去德國做起了勞工。

后來，我在一本書中看到，南斯拉夫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典型形象是客籍勞工列車。還有一位南斯拉夫無名氏寫了一首客籍勞工短詩：

把褲子脫了，親愛的，別跟我講規矩。

我從法蘭克福一路回來，日子真是苦啊。

達米爾說，那的確是一段艱苦的日子，不過外祖父一家熬了過來。隨著鐵托時代的終結，南斯拉夫的經濟漸漸陷入泥潭。

一年夏天，達米爾的母親回鄉探親，邂逅了達米爾的父親。盡管母親一家曾因歷史問題受到冷遇，但長年在德國打拼讓他們相對富有。父親雖然出身于受尊敬的革命家庭，但當時已經家道中落。因此，這段婚姻就家庭背景而言，可以說是門當戶對。

在外祖父的克族村子里，達米爾的父母重新修繕了老屋。達米爾在那里出生、長大，后來在莫斯塔爾的克族區上學。他在大學時主修經濟，畢業后進入莫斯塔爾的一家銀行，同事也都是清一色的克族人。達米爾坦言，從小到大，他幾乎沒有與塞族或波什尼亞克族交往的機會。

我們經過一些戰后被遺棄的村子——塞族和波什尼亞克族的村子。在這片克族人的汪洋大海中，它們就如同小片的孤島。其中一個塞族村子還剩幾戶人家，村中殘留著廢棄的房子。達米爾提到，房子的主人很可能在內戰中喪生，廢墟就留在了那里。

“沒人清理嗎？”我問。達米爾側頭看了我一眼：“那可是需要錢的。”我們路過村中一座東正教堂時，恰巧有位神父走過。我們和他打了聲招呼，神父哈了哈腰作為回應。神父告訴我們，村中大多數的塞族居民都已搬離，僅剩幾戶老年人選擇留下，因此教會派他來這里繼續守護信眾。

他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戴著眼鏡，穿著法衣，蓄著濃密的黑色絡腮胡。他打開教堂門，讓我們進去看看。教堂里彌漫著熏香，壁畫看上去已有年頭。風吹進教堂，燭火如舞蹈般抖動。

教堂后面是一片墓地，鋪滿枯黃的落葉。墓碑散落在高大的松柏之間，上面青苔斑駁。達米爾說，這是個古老的塞族村莊，人們一直在這里繁衍生息。不過，等最后幾位老人離世，這個村子恐怕也將成為歷史。

神父一直想拉著我們閑聊，但我們還要趕路。“神父一個人守著教堂，肯定很寂寞。”達米爾上車后說。“也沒有沙發客。”我調侃道。

“太寂寞了。”達米爾搖搖頭。

我試著問起達米爾的童年。他比埃斯梅爾大上幾歲，作為克族人，他對戰爭的記憶是怎樣的？“戰爭爆發前的兩天，正好是我七歲生日。”達米爾回憶道，“我還記得母親給我買了一個大蛋糕，上面全是水果。”兩天后，戰爭爆發，塞族軍隊大兵壓境。村子里有幾棟房子被炮彈擊中，于是所有人開始逃亡。

達米爾一家往西逃，逃到了達爾馬提亞的親戚家，在那里躲了三個月。在達米爾的記憶中，那是一段快樂的日子。他不用上學，每天去海邊游泳，在沙灘上挖坑，把比自己小的孩子埋起來。

“母親一直擔心家里的情況，不知道戰火是不是殃及了我家，但我并沒有這些擔憂，只是開開心心地過日子。”達米爾說，“你懂的，孩子即便在戰爭的縫隙里也能找到樂趣。”

三個月后，塞族與克族達成秘密協議，戰事暫停。當一家人回到村子時，發現有些房屋已成廢墟，但他們家的房子幸存了下來。

不久，克族與波什尼亞克族的戰事爆發，但戰場被限制在莫斯塔爾的市區之內，達米爾的生活幾乎未受影響，他依舊能夠正常上學。

我說：“我遇到過一個波什尼亞克人，跟你年紀相仿。戰爭期間，他在莫斯塔爾，日子比你慘了不少。”

“我明白你的意思。”達米爾說，“但戰爭記憶就是個體化的、私人化的。我的確沒有波什尼亞克人那么慘，但我同樣憎惡這場操蛋的戰爭。”

***

我們到達波奇泰爾耶。這是一個古老的波什尼亞克村莊，內雷特瓦河從山腳下流過。陡峭的山石間生長著石榴樹，山坡上散落著石頭房子、哈吉 ·阿里賈清真寺和一座奧斯曼式的鐘樓。

山頂有一座殘缺不全的堡壘，頂端是八角形的瞭望塔。在奧斯曼帝國時期，這里是一個重要的防御點，因為翻過眼前這片起伏的群山就是奧匈帝國的疆域。

1993年，克族武裝血洗了這個村子，包括建于1563年的哈吉 ·阿里賈清真寺，都成了蓄意攻擊的目標。

我們沿著小路拾級而上，來到山頂的堡壘，爬上瞭望塔。這里的確是戰略要地，能將整個內雷特瓦河谷盡收眼底。

群山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得蒼白，植被生長的地方如一塊塊褐色斑點。一座大橋正在河谷上方合龍，巨大的混凝土橋墩如同外來的入侵者，帶著一股超現實感。河兩岸散落著村莊，紅頂白墻的風格與我在達爾馬提亞所見的并無二致。遠處，一列載滿鋁材的火車在風景中緩緩穿過，猶如遠行的小舟。

達米爾說，鋁是波黑為數不多的礦產資源。火車從這里駛向海邊小城涅姆——那是我前往杜布羅夫尼克途中路過的地方——再從那里運往歐洲。

瞭望塔也曾在戰爭中受損，如今裝上了透明的鋼化玻璃作為圍欄。這些簡單的玩意兒雖然是這幾年才修的，可是看上去卻像上個世紀一般老舊。達米爾告訴我，波奇泰爾耶的修復工程得到了歐盟數百萬歐元的資助。按照計劃，這里原本會有咖啡館、工藝品商店和藝術家小屋，只是一切都停留在了藍圖上。

“資金已經耗盡了。或者說，貪污完以后的錢已經花完了。但你看看結果如何？”達米爾憤憤地說，“等著瞧吧，這里很快就會重新變成廢墟。你看到的一切就是這片土地的寫照。”

山腳下，一個戴頭巾的波什尼亞克婦女正在販賣手工紀念品。可是除了我們，這里沒有一個游客。時間已過正午，我們走進附近的一家餐館解決午飯。剛才戴頭巾的婦女再次出現，看來餐館也是她家的。菜單只有一張小卡片，嵌在一塊乒乓球拍大小的板子上。陽光透過窗戶，照著傷痕累累的木桌。我終于忍不住問達米爾，既然他在銀行工作，怎么能在上班時間跑出來？說實話，這個問題已經困惑了我很久。

達米爾搔搔稀疏的頭發，然后解釋道，莫斯塔爾的薪資水平很低，即便像他這樣的白領，每月也只有寥寥幾百歐元。“晉升之后薪水自然會多一些，還有拿回扣的機會，但我就是無意于此。”

據他自述，盡管已經工作多年，他寧愿待在職場底層。平時既不應酬同事，也不巴結領導。大家都清楚他無意爭權奪利，所以只要做好本職工作，沒人會介意他是否遲到早退。

“中國有一個詞，叫‘躺平’，形容的正是你這種生活態度的人。 ”我為達米爾詳細講解了“躺平”的含義，以為會引起他的共鳴。

沒想到他聽后反問：“你們又不是生活在波黑，為什么要‘躺平’？”“因為生命只有一次。”“你們雖然競爭激烈，但也有很多機會。我們這里主要靠的是關系和賄賂。我們的官僚機構龐大，腐敗滋生。年輕人往往需要通過行賄來獲得心儀的職位。政府的工作最穩定，但沒有關系幾乎不可能得到。”

“那族裔身份會影響工作的選擇嗎？”

“當然。雖然我們早就通過了反就業歧視的法律，但現實是，許多地方依舊不愿意雇傭不同族群的人。”

達米爾搖了搖頭，繼續說道：“莫斯塔爾這地方很矛盾。一方面，很多人，尤其是戰后出生的年輕人，對分界線已經不再關心，也不在乎別人是哪個族群的。但另一方面，種種分歧依然存在，社會如同一片散沙，任何政治上的決定，最終都會陷入僵局。人們在心底仍然擔心未來會發生不測。”

“你覺得發生不測的可能性有多大？”

“很難說。”達米爾看了看我，“但如果有一天，你聽說我們出事了，說明我們已經陷入大麻煩了。因為只有發生大麻煩的時候，外界才會關注我們。其余的時候，我們都被輕蔑地忽略掉了。”

窗外是一條白色大路，樹上蒙著塵土。山坡的菜地里，橡皮水管嘩嘩地流水。路邊，一個農人正在劈柴，斧頭在陽光下一上一下閃著光。

“很多問題都是貧窮造成的。在莫斯塔爾，一個月能掙到五百歐元，就已經算是相當可觀的收入了。”達米爾指著那個正在忙碌的農民說，“這些人，如果一個月能掙到兩百歐元，就已經謝天謝地了。”

兩百歐元，折合成人民幣也就一千多元。僅憑這點錢，他們的生活能過得下去嗎？“你看到山坡上的菜地了吧？”達米爾說，“這就是秘訣所在。他們大部分吃的東西都靠自己種，只有很少的日用品去城里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