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是上海歐洲學會與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外交學人”合作推出的“歐洲觀察室”專欄的第51篇。歐盟對中國進口電動汽車的高關稅措施終于落地，從長遠角度來看，中國當如何應對？

歐盟委員會于2024年10月29日，發布了對華電動汽車反補貼調查后采取的最終措施，即對華電動車征收額外進口高關稅。這一舉措將對中國電動車出口造成沖擊，并可能深刻影響中歐經貿關系未來發展。總體而言，這一舉措反映出歐盟正從地緣政治競爭角度處理對華經貿競爭關系。對我國而言，面對歐盟地緣政治競爭攻勢，需以非地緣政治競爭方式來化解，盡力使中歐經貿關系和整體關系回到健康穩定的發展軌道。

高關稅措施是歐盟地緣政治競爭戰略的一部分

自始至終，歐盟似乎是從技術和法律層面來處理中歐電動車關稅爭端一事，貌似是在世貿組織等多邊規則允許范圍內的“正常”操作。但實際上，歐盟處理方式已超越市場和多邊規則范圍，成為歐盟對華開展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原因在于：

第一，歐盟措施出于不恰當的內部市場保護，并具有打壓中國電動車發展的客觀效果。

考慮到目前中美博弈和歐盟強調地緣政治轉型的背景，歐委會此次對華電動車反補貼調查及最終征收高關稅的目的并非單純為了恢復歐盟統一市場的公平競爭。

首先，歐盟啟動對華電動車反補貼調查程序沒有基于歐洲汽車行業訴求，這一訴求涉嫌違背世貿組織規則。顯然，在行業不提出申訴前提下歐委會主動發起調查并非完全基于行業需求，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其中包括維護歐盟汽車（尤其是燃油車）行業壟斷優勢的目的。

眾所周知，歐洲汽車行業在全球具有極高的產業和產品優勢，一定程度上在歐洲市場具有壟斷地位，并非如落后國家工業化早期需要得到保護的孱弱制造業產品。對一個整體上具有強烈優勢地位的產業進行“保護”，是歐盟利用國際多邊機構允許的保護主義規則以確保自身行業壟斷優勢的行為。由于這一關稅具有維護汽車行業在歐洲壟斷地位的嫌疑，這會對中國剛剛起步的電動車行業造成沖擊，在一定程度上使那些將歐洲市場視作重要發展機遇的中國電動車行業處于突然的被動狀態。

然而歐盟試圖維護歐洲汽車行業壟斷地位的舉措相當短視。事實上，寶馬、梅賽德斯-奔馳等歐盟本土汽車巨頭并不主張歐盟提議的對華電車高關稅措施，從行業角度來看，這會使這些車企的競爭壓力減少，從而損害這些企業的創新動力，也可能因中國反制而喪失重要的中國市場，并使自身在華產品的對歐出口受到影響。因此歐盟不從長期或完全產業角度采取對華措施，具有明顯的對華地緣政治對抗意涵。

第二，歐盟采取的措施正讓中歐經貿整體關系陷入某種非良性發展軌跡，而不僅僅沖擊雙方汽車行業，這具有政治后果。

盡管中歐經貿關系依然較為緊密，但歐盟正實施對華“去風險”政策，并圍繞內部統一市場推出了諸多針對外部的政策法規，如碳邊境調節稅、投資審查機制和供應鏈法案等，這些措施對中歐經貿交流會產生消極影響。在對華“去風險”政策背景下，歐盟對華電動車高關稅措施成為降低中歐經貿交流的新舉措，構成歐盟對華經貿“去風險”與削弱相互聯系的新的一環。經貿關系是中歐關系的“壓艙石”，歐盟促進對華經貿聯系的弱化與沖突加劇，將削弱經濟因素在穩定中歐整體關系中所發揮的作用，“壓艙石”的功能也隨之弱化，其后果就是中歐間政治沖突和整體關系的不穩定性會凸顯出來。因此，高關稅措施可能成為誘發中歐整體關系不穩定的因素之一。

后拜登時代的歐盟對華經貿政策前瞻

歐盟對華經貿政策受到美國重要影響，關注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結果將對理解中歐關系具有重要意義。然而，考慮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不同政治理念與執政風格，選舉結果將一定程度塑造不同的歐盟對華經貿政策。

第一，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當選情況下，歐美關系將具有持續性和相對可預見性，故歐美在協調對華經貿立場上的意愿和相對較高的機制化程度也能繼續保持。歐美也可能在“印太”區域采取更多共同行動。同時，針對“一帶一路”倡議，歐美會繼續加強與第三方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在俄烏沖突方面會繼續共同向中國施加政治壓力。

然而，若美國民主黨政府繼續秉持“民主-威權”理念來劃分世界不同“陣營”，歐洲會受到美國的壓力，要求其更明確“站隊”，共同“應對”中國。而歐洲并不想為了完全附和美國訴求，對中國施加更多政治乃至安全壓力，并因此破壞應有的中歐經貿合作。因此美國民主黨政府日益增多的壓力會使歐洲象征性參與美國主導的針對中國的政治與安全行動，但不會變成歐洲對中國的實質性挑釁。

第二，如果共和黨執政，鑒于特朗普在前一任期的表現，歐美關系對中歐經貿關系的影響會更為復雜。

特朗普政府大概會弱化與歐洲進行協調以應對中國的頻率和程度。特朗普在對外政策包括對華政策上慣于采用單邊主義，缺乏與盟友進行協調的意愿。即使跨大西洋貿易和技術理事會（TTC）依然運作，也可能不會像拜登政府時期那樣發揮多大作用。

在安全領域，特朗普政府會強化要求歐盟安全自治及承擔更多安全責任的訴求，因此歐洲將其安全力量投射到亞太地區的意愿和能力將受到阻遏，尤其在俄烏沖突尚未結束背景下更是如此，這將有利于確保中歐經貿交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安全基礎。

然而，盡管共和黨政府可能不太會要求歐盟采取聯合行動來應對中國，但歐盟會期待或鼓勵共和黨政府采取更為嚴厲的對華政策，這將有利于它在中歐關系的天平中獲得更多權重，減輕它可能對華采取更嚴厲經濟措施所引發的來自中國的反制壓力。

第三，無論哪一黨執政，后拜登時代的歐盟對華政策需要歐盟有更多的自主判斷。

未來歐美關系不會一帆風順，從根本上看，美國對外包括對盟友顯得越來越自私，這與以前美國作為慷慨提供公共產品的“仁慈霸權”有著相當大的差異。美國正日益從自身國家利益出發而非與盟友的整體利益出發制定外交政策，不太顧及歐洲利益，甚至在經貿競爭領域正損害歐洲市場利益（比如制定“芯片法案”等）。歐美這種競爭性和矛盾會促使歐盟經貿領域政策尋求更多獨立性，并促使其加強與中國市場聯系，以彌補從美國市場失去的損失，同時也可能促使其尋求世貿組織權威的重塑，以尋求與中國經貿摩擦的多邊主義解決方案。

以非地緣政治競爭手段應對長期化的中歐經貿爭端

從短期來看，中國政府應對歐盟高關稅措施的方式，包括繼續雙邊磋商與一定程度多領域的反制措施并舉。

值得強調的是，今后的雙邊磋商領域應擴展到關于競爭規則的共識塑造，而不應僅僅聚焦于電動車對歐出口或投資的狹小范圍。只有在競爭規則上達成共識，日益增多的競爭問題就能通過機制化和規范化的雙邊處理方式加以解決。

而反制措施的實施需要適度和精確。沒有反制會鼓勵歐盟在中歐經貿競爭領域對我國采取更多不利措施，過于激烈的反制可能會落入歐盟“去風險”政策的陷阱，從而使中歐經貿交流變得更加艱難。因此適度的反制是必要和可行的，以迫使歐盟回到通過雙邊磋商解決問題的軌道為目的。

從企業層面來看，我國車企當然有多樣化的渠道以化解歐盟高關稅沖擊，包括對歐投資、開拓對第三方投資和貿易，以及持續保持和提升自身技術優勢等。不過企業需要根據自身情況和國際局勢來考慮采取何種方式更為恰當，而不應盲目地加大對外投資或實施貿易轉移，盲目行動可能會引發后續不可預料的更大挑戰。

從長期來看，針對歐盟從地緣政治競爭角度來處理對華經貿關系的趨勢，我國不宜隨之起舞，不宜也運用地緣政治競爭方式加以應對。原因在于：

第一，地緣政治競爭是權力政治的表現，也是臭名昭著的納粹主義的理論基礎，它不應成為我國對外政策，包括處理對歐經貿關系的理論依據。

歷史地看，地緣政治（geopolitics）理念由來已久，但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吹捧，成為它們對外擴張的理論工具，尤其成為德意志帝國尤其是納粹帝國尋求所謂“生存空間”，實施對外擴張和殖民統治的理論依據。二戰后，這一理論被徹底否定和拋棄。然而時至今日，這一曾臭名昭著的概念和理論竟然又被西方政客甚至學術界重新撿拾，堂而皇之到處宣揚。這要么反映出西方政客的無知，要么暗示西方依然秉持權力政治和炮艦外交理念，試圖通過超脫規則的方式對其他國家實施脅迫、威懾、武力等野蠻方式達到特定目的。

我國自然不應將這種早已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概念作為自身國家政策的理論依據。當今之世依然是全球經濟相互依賴、各國須共同面對全球挑戰和努力尋求互利共贏的時代，不能再退回到19世紀那種弱肉強食、炮艦外交，實施種族屠殺和滅絕的時代。秉持地緣政治競爭理念，無論出于何種目的——比如歐洲人宣揚這是為了應對俄羅斯的安全威脅等，但邏輯上最終會演變為對外侵略擴張，實施殖民統治和種族主義政策的工具。對此，我國更應旗幟鮮明地反對這一謬論。也因此，我國在對歐經貿關系中也不應基于這一理念制定相關政策。

第二，非地緣政治競爭方式是可能也是必要的。

非地緣政治的競爭意味著非權力政治的、互利共贏的與基于規則的競爭方式。“非權力政治”的方式表示中歐間經貿關系應該不以單邊脅迫和通過在安全和政治領域的威脅、對抗或遏制的方式來獲取經貿領域的特定利益。“互利共贏”的方式表示相互經貿關系要實現雙贏而不只是單方面獲利。“基于規則”的方式表示雙邊經貿關系應基于雙邊的或多邊公認的規則與規范，超越規則與規范的行為將有懲罰機制處理。

要讓非地緣政治競爭方式發揮作用，就需讓歐洲徹底拋棄地緣政治競爭理念，并接受與中國的非地緣政治競爭方式。這是可能的。一是，中國與當今一些具有霸權主義或帝國主義觀念的大國不同，中國沒有對外擴張、稱王稱霸和使用武力的意愿，假以時日，歐盟會意識到中國主張和平的誠意。二是，中歐經貿互賴關系深刻，雙方在經貿領域交往需求不可能斷絕，這一定程度上能化解歐盟對華地緣政治競爭乃至持續對抗的沖動。三是，只要中國秉持真正互利共贏的對歐經貿關系，相信歐洲最終也能接受與中國開展正常經貿交流的現實需求。四是，歐盟依然是國際上主張多邊主義、愿意維護世貿組織權威的力量，中方也主張通過規則來解決國際貿易爭端，因此超越地緣政治對抗，共同推進雙邊貿易糾紛在規則和多邊主義范圍進行解決是可能的。

顯然，歐盟對華電動車高關稅措施的最終落地，短期內將對我國電動車行業發展產生較大困擾，并可能成為中歐今后處理競爭性產品和更多貿易爭端的重要參考案例，具有象征意義。然而，它也可以成為重塑中歐經貿關系，恢復和改善雙邊經貿交流，實現雙邊經貿關系更健康穩定發展的機會。那就是，基于未來日益增多的雙邊經貿摩擦，一種更為機制化和基于規則的中歐經貿關系的處理模式，以及對各自內部經濟和產業發展必要且更優的改革議程可以借此機會提出。

鑒于此，中歐今后的經貿磋商可重點致力于雙邊甚至多邊競爭規則的談判和共識的達成，各自也可在內部進行更深刻的產業和經濟改革（如補貼政策的調整），以促進有助于互利共贏和公平規則廣泛適用的中歐經貿關系乃至全球新的經濟體系的重塑。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