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貽庭，1936年生，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上海市倫理學會名譽會長。主要研究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當代中國道德問題、企業倫理學等，獲中國倫理學會“終身成就獎”等多項獎項。朱先生遵循“源原之辨”歷史邏輯，編著《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反思“傳統”，發掘“古今通理”，探索其“價值對象性”的現代價值再創造，對中國倫理學學科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

《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的幾個不同版本）

《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英譯本

朱貽庭先生在研究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的同時，關注現實倫理問題，組織企業倫理調查，開創“應用倫理”學科建設。朱貽庭先生的工作樹立了將倫理思入現實的典范，在應用倫理學科方興未艾的今天具有很強的示范與啟發意義。

上世紀八十年代始，改革開放大潮中，人們紛紛“下?！睆纳蹋鐣铣霈F了“一切向錢看”的思潮。反映在理論上，如何看待“功利主義”的問題成為學術界爭議的一大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有待深入討論的問題。作為倫理學教研室主任的朱先生與擔任西倫史教學工作的趙修義老師商議決定并及時地與《文匯報》理論部等各方聯系，以倫理學教研室為主，于1988年9月舉辦了題為“功利主義反思”的全國學術研討會，朱先生自己也撰寫“中國傳統功利主義述評”一文參與研討。張岱年先生在賀信中肯定了此次討論會的重要歷史意義。會后《文匯報》發了這次研討會的專題報道，該報理論部還開辟專欄刊發爭論文章，討論持續數月，在社會各界引發了很大反響。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根據當時社會上思想道德的狀態，朱貽庭先生提出了“當代中國道德價值導向”這個概念，并在《學術月刊》（1990年第6期）上發表了“當代中國的義利之辨與社會的道德價值導向”一文，隨后又在《道德與文明》上發表“再論道德價值導向”，提出了“一元價值導向與多元價值取向相統一”的觀點?！爱敶袊牧x利之辨與社會的道德價值導向”被《新華文摘》（1991年第2期）冠以封面標題全文轉載，在學界引起很大反響。1991年鑒于該文在學界引起的關注，教研室決定舉行題為“改革開放與社會道德價值導向”的全國學術研討會。會議規模達80人之多，著名哲學家馮契先生在會上做了學術報告，肯定了“道德價值導向”這一概念用語；《人民日報》報道了會議內容。此后，“道德價值導向”和“一元價值導向與多元價值取向相統一”的概念為學界所通用。朱先生還以“當代中國道德價值導向”為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并獲得批準，其研究成果《當代中國道德價值導向》一書于1994年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朱貽庭先生對當代中國道德問題的研究，并未局限于學術理論層面，他還深入改革一線開展調查研究，參與到社會各領域倫理建設的實踐中。上世紀90年代，伴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產生了很多新問題，秉持倫理學研究不能脫離社會實際這一理念，朱先生開啟了關于企業倫理的調查研究。1991年9月，他和哲學系施炎平先生與上海體改辦合作，對原上海儀表局所屬11家改革先行企業進行了實證調查，在此基礎上綜合運用倫理學、管理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概括、提煉，于次年5月形成了研究報告“企業改革中若干倫理問題初探”。這份報告有力地論述了在企業改革中要充分注意用倫理文化調節利益關系這一“軟件”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了上海市體改辦的重視。經專家組鑒定后，《上海體改研究》（內刊）用整刊篇幅刊發了這一報告，同時該報告還為上海儀表局所認同，并在所屬企業貫徹實踐。這份報告公開發表后，還獲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優秀成果（1986.1-1993.12）論文類三等獎。該報告成為國內企業倫理研究的先行者，在上海屬開創之舉，帶動并推動了全國和上海學界的企業倫理與經濟倫理研究。

緊接著1992年9月，朱貽庭先生又帶領倫理學專業的研究生，開始了“關于上海電視機一廠企業改革與企業公正”的調查研究，后來形成的報告為正在改革中的上海電視機一廠提供了重要參考，還獲得了上海儀表局“上分杯”（1992年度）深化改革中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征文一等獎。同時，企業領導和華東師大黨委、研究生院有關領導一起就這次調查研究的實踐作了總結，認為這一形式創造了人文學科研究走“校-企結合之路”的模式，開拓了人文學科為社會服務的方向，其經驗總結“校企結合，開拓倫理學為經濟建設服務的路子”一文發表于《中國高等教育》（1993年10月）。

從1991年直至1999年退休，朱貽庭先生先后帶領研究生完成了12項倫理學應用調查研究。這些應用研究的內容涉及企業激勵機制建設、企業倫理建設、領導干部的從政道德、家庭思想道德文化建設、黨性黨風建設、醫藥體制改革、企業女性人才培養、企業文化建設等多個方面。朱先生帶領研究團隊，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分析研判，為企業及黨政工作的改革與發展提供相關方案或參考意見。由朱先生概括提出并經上海浦發銀行各級管理領導一起討論通過的浦發銀行企業文化理念“篤守誠信，創造卓越”使用至今，為員工所熟知。多個研究生從社會調查中找到了碩士論文題目，真正做到將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融入國家發展過程中，將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仡櫮切┠甑墓ぷ鳎熨O庭先生表示：“令我安慰的是，不僅在學術方面，更獨特的是在90年代帶每屆研究生下工廠企業、黨政機關和婦聯做調查研究?！睂τ谥煜壬@一教學工作及其成績，華東師大研究生院曾發簡報以示肯定和表彰，還受到國家教委的重視。

1991年-1999年，朱貽庭先生先后組織并完成的12項哲學·倫理學應用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朱先生不僅關注國企改革，而且還研究民營企業的倫理問題。1999年，由上海市委宣傳部思政研究會推薦，朱先生出席在溫州召開的中國沿海七省一市第一屆民營企業思政工作研討會，并作專題報告，其論文“走出‘家族主義’——談民營企業發展面臨的自我改革”獲浙江省永康杯一等獎。該文發表于《道德與文明》2001年第一期。同時，還在《江蘇社會科學》2000年第三期發表了“略論企業倫理與社會文化背景——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企業倫理的一種思路”一文，論述了企業倫理建設與傳統文化的關系。

朱貽庭先生還對生態倫理學十分關注。2003年，他參與了由中國生產力協會牽頭的浙江湖州市安吉縣的綠色經濟（生態經濟）的調查。安吉縣當地的生態建設經驗令其印象深刻，并根據此次調研情況撰寫了研究報告（后又以“‘生態文化’與生態保護——以湖州市安吉縣為例”的論文形式發表于《探索與爭鳴》2006年第7期）。此外，朱先生還調研過上海洋山港建設對海洋生態保護的經驗，撰寫了報告，并在社聯作過匯報。除了關注生態倫理，朱先生還參與2001年哲學系倫理學教研室與上海寶鋼（集團）公司教委合作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經濟倫理學術研討會。朱先生認為，華東師大對應用倫理學的建設和發展是做了貢獻的。

在直面現實生活做倫理學應用研究的過程中，朱貽庭先生愈發認識到加強倫理學學科基礎建設的重要性，于是在退休后他的研究重心就轉向了這一方面，其中最主要就是辭書編撰工作。在朱先生看來，辭書是人類文化寶庫的重要構成，具有兩大價值：一是以辭書的形式積累人類文化發展的成果；二是為人們的學習和知識創新提供不可或缺的工具。朱先生主編了《倫理學大辭典》《倫理學小辭典》《應用倫理學辭典》。出版于2013年的《應用倫理學辭典》是國內第一部大型應用倫理學的專科辭典。它脫胎于《倫理學大辭典》中有關應用倫理學的相關內容，并對原有的分支學科做了大量的增補、充實和修訂，分科編排也做了調整，并且新增了多個分支學科的詞目，以適應讀者和學者的實際需要。

《應用倫理學辭典》共收詞1200余條，此辭典堅持知識性、科學性和實用性相結合，除全面展示倫理學的基本內容外，還重點展現了應用倫理學的相關內容：如經濟倫理學、生態倫理學、生命（醫學）倫理學、科技倫理學、制度倫理學、職業倫理學等。其中，朱先生特別注重醫學倫理學、生命倫理學與生態倫理學三者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生命倫理學是在醫學倫理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之后再有生態倫理學，這三者可以共同構成一個新的學科體系。生態倫理學可謂應用倫理學的一個重要方向，在這一方面我們既有傳統的積淀（如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又有新的理論生成，如健康倫理、基因倫理、AI倫理等都可以納入其中。朱先生表示，從整個“地球村”的角度來看，他愿稱生態倫理學為人類最高的倫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