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建筑科學院院士伍江于2003年-2008年擔任上海市規劃與國土資源管理局副局長，分管歷史風貌保護工作。

2003年，《上海市歷史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正式實施，上海確定了中心城區12個歷史文化風貌區，在國內率先提出成片保護概念，成為國內首個將歷史建筑保護上升到地方立法層面的城市。

2021年，伍江獲得法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法國駐上海總領事在授勛儀式上表示，作為上海建筑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和城市更新方面的主要推動者之一，伍江從法國得到啟發，建立了研究人員與政府機構之間的合作模式，這在中國至今依然是參考的范本。

和許多通過文學、藝術、時尚觸摸巴黎并深受滋養的人一樣，伍江在1990年代初撰寫博士論文《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s-1940s）》（同濟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期間深度閱讀《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這些作品不僅直接和建筑、城市相關，并且具有極強的空間代入感。

在伍江看來，雨果筆下“美麗首都的完美典型”，提供了全世界所有人都很羨慕的高水平生活，同時它高水平的衣、食、住、行當中充滿了文化的享受。

“巴黎的歷史空間跟當下的生活是緊緊連在一起的，這座城市從未將歷史保護看成是一項跟現實生活脫離的任務。”

1853年到1870年的“奧斯曼改造”是巴黎規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更新，在其后100多年的時間里，蓬皮杜中心、盧浮宮金字塔次第落成。伍江認為，保護歷史的同時允許創新，但新的必須植入到舊的肌理中，在體量上、高度上、尺度上不能跟舊的打架，這是巴黎的經驗，對于中國任何一座城市都具有啟示意義。

奧斯曼改造使香榭麗舍大道成為“法蘭西第一大道”（拍攝：姚震，同濟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副所長、上海市建筑學會建筑攝影專業委員會委員，2007年）

梧桐樹下的守護者

“只有頭頂有梧桐樹的地方才是上海”。

導演程亮為《上海女子圖鑒》親自設計的臺詞一度引起熱議。遍植梧桐的衡復風貌區正是上海首批以立法形式認定和保護的12個歷史文化風貌區之一，因梧桐夾道、濃蔭蔽日，又被稱作“梧桐區”。

作為上海中心城區內規模最大、優秀歷史建筑最多、歷史風貌格局最完整的歷史文化風貌區，其風貌形成于1914年法租界第三次擴張以后，經過了1920-1930年代的建設高潮，逐步發展為上海最富魅力的國際化社區。近年來通過有機更新的模式，衡復風貌區一躍成為小紅書上“City Walk經典路線”，這里擁有“上海最美街道”、“羅密歐陽臺”，被譽為“魔都網紅收割機”。

在《巴黎城記》中，“奧斯曼改造”被視作巴黎邁向現代性的起點，這項“讓巴黎脫胎換骨的巨大工程”，為巴黎筑入星型放射狀的街道體系。受法國城市道路規劃風格的影響，衡復風貌區也有一個放射狀路口，淮海西路、武康路、興國路、天平路、余慶路五條馬路在交匯放射，從空中俯瞰，如同輝芒四射的星。

狀如巨輪的武康大樓位于星型放射狀路口的圓心，與同樣位于12條放射狀道路圓心的凱旋門異曲同工。這座磚紅色八層建筑近年來成為現象級的流量擔當，四面八方的鏡頭對準這座由鄔達克設計的大樓，每逢大小長假，需要警方疏導人流維護秩序。

2024年是武康大樓落成的100周年，徐匯區設置了貫穿全年的系列活動，大樓所在的衡復風貌區再度成為熱議的焦點——是什么讓時光深處的記憶凝留、重現，成為城市的形象擔當與引流磁極？作為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間優化技術重點實驗室主任、上海市歷史風貌區與優秀歷史建筑保護委員會副主任，伍江認為，衡復風貌區的“走紅”，正是該區域最早以成片形式被保護的結果反映，建筑與街區承載的歷史文化，是一座城市不可復制的魅力。

“二十多年前，國內歷史名城保護規劃一般要么僅局限于總體規劃層面，要么就直接進入修建性詳細規劃層面的保護規劃。上海市規劃與國土資源管理局新成立的景觀處牽頭，以衡復風貌區為試點，先行開展一個如何編制風貌區保護的研究課題編制完成與控制性詳細規劃合二為一的衡復風貌區保護規劃，并于2004年11月獲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復生效。這個規劃在當時全國保護規劃中是一個首創。保護規劃不僅針對風貌區內的保護對象提出規劃控制要求，也對風貌區內一切建設行為提出規劃控制要求，直接作為保護區內規劃控制的管理依據。”

成片保護，限高，不能拓寬

由于大革命期間眾多歷史文化遺產遭到破壞，作為啟蒙運動的中心，在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法國是最早“覺醒”的國家——1837年，法國創立了第一個歷史性紀念物委員會；1962年，法國出臺《馬爾羅法》，該法案改變單點的遺產保護思路，被認為是歷史街區概念在世界層面的起源。

2003年，伍江由同濟大學調任上海市規劃與國土資源管理局分管歷史風貌保護工作的副局長時，上海的城市建設正在進入快速發展軌道，上海的歷史文化風貌正在面臨極大的沖擊。

“世界上很多城市都會經歷大規模建設、大興土木的發展階段，上海也有。我感到自豪的是，上海的決策者比較早地意識到歷史保護的重要性。1991年，上海市政府頒布《上海市優秀近代建筑保護管理辦法》，成為國內第一個針對近代建筑（1840-1949年）建立保護機制的城市。2002年，上海市人大通過《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管理條例》，在全國率先將歷史建筑保護上升到地方立法層面。”

當時上海的中心區，如果不是整片區改造，是不編制控制性詳細規劃的，而我國城市規劃管理體系中對城市建設行為真正具有法律控制力的規劃是控制性詳細規劃。伍江回憶，歷史文化風貌區的劃定和規劃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法國的經驗，許多城市在大規模建設階段的歷史風貌遭到破壞，而上海較早地劃定歷史文化風貌區并開展保護規劃編制和實施，逐步建立了由“點（文物建筑、優秀歷史建筑）-線（風貌保護道路、河道）-面（歷史文化風貌區、風貌保護街坊）”等類型覆蓋完善的保護對象體系和“最嚴格的保護制度”。

出于對城市風貌的守護，巴黎在城市發展中曾數度啟動過“限高令”，1977 年，巴黎市大部分地區通過了最高 37 米高度限制的規范，以保持 19 世紀以來巴黎的天際線高度。以“梧桐樹下”、“名人故居”出圈的衡復風貌區，其建筑高度集中于2-5層，是上海最早執行“限高”的歷史文化風貌區。

千城千面，每個城市都有自身的風貌特征，伍江指出，限高并不是歷史風貌保護的標準答案。狄更斯在《雙城記》中將巴黎與倫敦相提并論，而倫敦就沒有強調成片統高。

“比如說北京的二環以內是成片的胡同，在這里面插入高層建筑就一定會毀掉老北京。而上海不一樣，以南京路為例，本來就有國際飯店、四大公司這樣的煌煌巨廈，這是上海的城市特點，多姿多彩，高低錯落。像衡復風貌區這種已經存在連片的，我們要好好保護；而對于整座城市而言，如果強調高度一致，未見得是好事。”

普利茲克獎首位中國評委張永和曾批判過“以寬為美”的設計取向，他告訴記者，其實問題不止在于寬，是中國城市對于量上的審美取向，包括多、大等等。少年時他第一次來到上海，住在衡復風貌區的親戚家，房子的高度在3-5層，梧桐掩映、街道狹長，張永和認為，那是最“親人”的空間尺度。

2007年，當許多人對城市的期待還停留在越來越高的建筑、越來越寬的街道時，上海將中心城區內144條道路和街巷列為風貌保護道路，其中64條風貌道路為“永不拓寬”的道路，不允許做出任何形式的拓寬，規定街道兩側的建筑風格、尺度都要保持歷史原貌。64條永不拓寬的馬路中，有31條在衡復風貌區，作家陳丹燕在《永不拓寬的街道》中記述，伍江代表上海市規劃局，將武康路的修復計劃定為永不拓寬街道整修的試點。

大規模建設中“奇崛的聲音”

“那些年，上海正在大規模地舊城改造，空氣中終年飄蕩著建筑灰塵，馬路上到處疾駛著滿裝建筑材料或者建筑垃圾的載重卡車。”

《永不拓寬的街道》中，大聲疾呼“不要破壞城市的集體記憶”的伍江被陳丹燕稱作“奇崛的聲音”，作為上海歷史文化保護的重要參與者與推動者，伍江在談及巴黎城市更新代表項目時，最推崇的，是三個略顯激進的作品——埃菲爾鐵塔、蓬皮杜中心、盧浮宮金字塔。

巴黎奧運期間的埃菲爾鐵塔（拍攝：陳鐵峰，上海經緯建筑規劃設計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院長、高級工程師，2024年）

“第一個埃菲爾鐵塔距離奧斯曼改造不久，它為這座城市帶來了一種想象力，這么突兀的冒出來一個東西，到今天為止還是城市的地標，同時它與老城區有一定距離，對城市整體面貌并沒有太大破壞；第二個蓬皮杜中心刺激的不得了，它學乖了，沒有像埃菲爾鐵塔那么突兀，盡管它的風格要比埃菲爾鐵塔還要潮、還要令人驚奇，但是它把尺度縮小在街區尺度內，兩個街區之外你都看不見，我覺得這個更高明了；第三個盧浮宮金字塔則更進一步，這個更新帶來的功能上的進步更大，它把盧浮宮的展出空間翻了一倍，我們現在看盧浮宮展示空間就在地下，同時在上面它非常小心謹慎地露出了冰山一角。”

作為世界四大博物館之首，擴建前的盧浮宮，只是一個外表奢華的城堡，甚至不具備正規博物館的基礎條件。1980年代初，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請來貝聿銘負責改造項目，這位普利茲克獎得主以一個玻璃金字塔擔當中央入口，通往解決文物儲藏問題的巨大地下展區空間，由15位世界著名的博物館館長遴選并獲得13位館長青睞的設計方案一經公布，遭到了公眾的激烈反對。

1985年，貝聿銘受聘同濟大學名譽教授，2007年，他在家鄉蘇州度過80歲生日，對前來賀壽的伍江談起盧浮宮金字塔的尺度問題。貝聿銘回憶，為了回應質疑、明確新建入口的尺度不會對歷史造成破壞，他用金屬桿和纜繩在盧浮宮現場制作了一個一比一的模型，請市民和旅游者評判，最終，這座如鉆石般的金字塔，征服了法國人，也徹底“復活”了800歲的盧浮宮。

盧浮宮玻璃金字塔（拍攝：李輝，任教于中國美術學院，2023年）

“盧浮宮金字塔是后代對在前代基礎之上，為了滿足新需求進行的一次改造。高明的城市更新，不是經過更新之后一點都看不出來、一點都沒有時代痕跡。”伍江認為，中國有很多更新項目既能體現對歷史的尊重又能夠體現足夠的時代精神，但同時把時代的創新性跟歷史融洽地協調在一起，目前還沒有出現。

雙城奔赴，新舊共生

被稱作“東方巴黎”的上海，也正在成為巴黎學習的對象。

2021年，在法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授勛儀式現場，法國駐上海總領事表示，通過與外國同行之間的密切對話，伍江教授也為法國帶去了新的視角。

伍江告訴記者，所謂的新視角，有些屬于路徑上的，是由中國的管理體制造成的，還有一些是觀念上的。

“巴黎人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它的成片歷史街區里面不允許有高層建筑。上海中心城區12個歷史文化風貌區本身是各自分開的，從來就沒有提過說把歷史街區圍起來，然后在外面造新區。上海選擇的是高低錯落、新舊融合。”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在塞納河畔舉辦的《奔流：從上海出發——全球城市人文對話》現場，伍江在主旨演講中表示，在世界范圍內，很少有城市能像上海這樣，將其母親河兩岸的濱水空間百分百地開放為公共空間，曾經深受污染的河邊，如今已蛻變為公眾喜愛的休閑之地。

為推動上海公共空間高品質發展和城市文化軟實力提升，十年前，上海啟動了兩年一屆的“SUSAS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探索文化藝術、科學技術與日常生活的緊密融合。

2023城市空間藝術季白貓主展館（攝影：田方方；來源：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官網）

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學委會主任由伍江擔任，他指出，巴黎把城市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完全融入了的日常。在巴黎，可能你吃飯的餐館、甚至自家的住宅，就坐落在歷史建筑里，而巴黎人可能下班休息甚至中午的時間就會去美術館看展、去劇院看一場表演。

伍江表示，上海目前已經擁有較為豐富的文化設施，但距離將歷史文化遺產融入當下生活、將文化精神享受融入生活日常，還有一定距離。

探索可持續的城市更新

巴黎奧運展現了更綠、更平等、更可及的可持續理念，而上海也在持續探索城市更新的可持續路徑。

2024年2月，根據《上海市城市更新條例》相關規定，上海市城市更新專家委員會正式成立，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特聘專家、上海市城市規劃學會理事長、同濟大學原常務副校長伍江被任命為副主任委員。7月15日，上海市城市更新領導小組辦公室在衡復藝術中心舉辦上海市城市更新專家委員會座談會，伍江分享了關于上海城市更新中的幾點思考，從當下的堵點、難點入手，深入探討城市更新中的路徑以及推進城市更新工作的策略。

關于當下的堵點、難點，應聚焦人民群眾急盼解決的問題，如：老舊小區生活品質和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完善新建城區的公共服務設施系統、加強各類園區的生活服務設施建設、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適老化改造；應加強城市體檢，及時發現問題，瞄準城市更新對象，如：清點城市核心服務功能的缺項和基礎生活服務功能的洼地、盤清并有序釋放城市存量低效空間資源、提高城市體檢單元的顆粒度、研究時代新需求，特別是新質生產力帶來的新生產空間需求；應梳理現有相關法律法規、管理制度和政策對城市更新新要求的束縛。

關于解決城市更新問題的路徑，伍江提出：建立健全與城市更新要求相適應的法律法規體系；建立健全與城市更新要求相適應的管理制度；培育完善與城市更新要求相適應的土地產權市場體系；探索與城市更新要求相適應的資金平衡機制；及時總結城市更新成功案例；鼓勵城市更新實施主體多元化。

最后，伍江給出推進城市更新工作的一系列策略：制度設計先立后破；模式探索先行先試；項目推進先易后難；更新規劃先近后遠；更新行動求穩求精。

8月2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建立可持續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規。

作為同濟大學聯合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學院院長、長三角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研究院院長，伍江指出，“可持續”意味著更加“有機”，城市更新走出可持續新路，就是要在有機更新上下更大功夫。

（特別感謝：法國旅游發展署 Atout France、上海市建筑學會建筑攝影專業委員會提供素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