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南方”成為國內外學術研究的熱點。“全球南方”概念的興起再次提醒我們，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政治和全球治理中獨特而不容忽視的作用。羅伯特·哈丁（Robert Harding）的《發展中國家的太空政策：在最后疆域尋求安全與發展》（Spac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search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final frontier，以下簡稱《發展中國家的太空政策》）[[1]]就是這樣一部著作，它敏銳的觀察到了正在蓬勃興起、充滿生命力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太空政策。作者希望檢驗美國、蘇聯等傳統太空國家的太空政策動機是否依舊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全景式的給我們展示了發展中國家開展太空活動的方方面面，讓我們了解到發展中國家整體以及主要國家的太空政策全貌。

羅伯特·哈丁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際政治和比較政治學，著重從事于拉丁美洲國家研究工作和國際安全研究（如太空政策與美國外交政策）。他經常被英國廣播公司、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美國國防部和歐洲航天局等機構聘請為專家分析師，并在包括《航空與太空力量》在內的多家期刊上發表了多篇學術文章，是發展中國家研究和太空政策研究的著名專業學者。

一、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擁抱太空

陸地、海洋、天空、太空、網絡是人類活動的五大空間領域。其中，太空對人類政治、經濟、社會、金融、軍事等各領域的發展有著異乎尋常的作用，成為國際競爭的戰略制高點。作成為一個戰略領域，太空也被視為人類最后的疆域。美國著名太空戰略家埃弗雷特·多爾曼( EverettC． Dolman)曾公開宣稱：“誰控制了近地軌道，誰就控制了近地空間；誰控制了近地空間，誰就主宰了地球；誰主宰了地球，誰就決定了人類的命運”[[2]]。太空正在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要研究議程，并與軍控領域（核、導彈）密切互動，被視為軍事上的“終極高地”，事關全球戰略安全與穩定。

正因為此，太空問題研究在美歐等西方學術界較受關注，成果也十分豐富，引領著國際學術界對太空相關議題的研究。遺憾的是，國內學術界對太空問題的熱情并不高，成果也十分有限，且集中于為數不多的學者。不過隨著中國航天事業不斷取得突破和大國圍繞太空的博弈加劇，這種局面正在逐漸得到改變。學術界對太空問題研究的一個典型特征是，較為關注中國、美國、俄羅斯、印度、歐盟等主要太空行為體的太空政策，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太空政策經常被忽略。這顯然與發展中國家太空活動起步晚、太空實力差、太空話語權弱有關系，但顯然忽視了世界已經進入了“第二太空時代”[[3]]。隨著太空技術的擴散，太空不再是幾個大國的專屬領域。大批的發展中國家開始重視和應用太空技術，成為太空活動的參與者。它們制定太空規劃、成立太空機構、推進太空立法、參與太空合作；從衛星制造到深空探索，從火箭發射到載人航天，到處留下了發展中國家的身影。對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太空政策即使不是國家優先事項，也已成為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太空已經不再是發展中國家的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但發展中國家的太空政策現狀到底如何，哈丁的《發展中國家的太空政策》對此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如其名，該書主要研究問題就是發展中國家的太空政策。這也是到目前為止少有的專門探索發展中國家太空政策的作品，讓其在眾多太空領域作品中顯得與眾不同。

二、傳統太空強國開展太空活動的邏輯是什么？

太空計劃如何適應傳統的國際關系范式？天緣政治學會因新的空間形態有何不同？作者將這些計劃置于國際關系理論和外交政策的背景下進行分析。

國家權力的實質性內容及其表現是對重要自然地理空間的控制。隨著科技的進步，太空成為人類新的地緣空間。太空技術成為21世紀的權力政治，而其與導彈技術、核計劃之間的共生關系又加劇了這一點。各方圍繞太空的博弈，實際上是地球上的國際政治和傳統地緣政治競爭在太空領域的延伸。自然的，人們從國際政治中早期的陸地經驗中汲取經驗并預測太空中的類似軌跡，指導太空的思想都蘊含在地面政治中。天緣政治不同于地緣政治，但似乎又沒有什么不同。因此，基于太空技術的太空計劃與國家權力和發展之間的理論關系，各國在傳統上構建國家太空政策的方式，與它們在陸地上的國家安全和發展優先事項沒有任何不同。

作者重點介紹了早期的國家太空政策的演變，尤其是冷戰期間美國、蘇聯全球競爭所形成的國家太空政策演變史。人類探索太空的傳統悠久，但這段歷史必須從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講起，后者對太空技術路線的追求和鮮明的安全動機對繼承者的影響不可謂不深遠。1957 年蘇聯發射的人造衛星，直接標志著太空時代的誕生和現代國家體系中太空政策的起源。這一重大事件迫使其他國家從權力、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角度考慮和制定與太空這一最后的邊疆有關的問題。這時期太空的演變首先是一種從現實主義范式中汲取的傳統安全關切的延伸。當時主要的太空參與者有美國、蘇聯、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太空行為體，它們作為先行者為作者提供了探討的案例。作者通過回顧這些案例并結合冷戰史，闡明了太空計劃的邏輯及其重要性，即追求與太空相關的努力是一個國家確保其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邏輯進展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作者對發展中國家太空政策的分析，建立在對老牌太空強國的政策歷史、政治和經濟演變的分析基礎之上，這使得全文的敘事更具歷史完整性和因果貫通性，也更有利于讀者建立完備的太空政策背景框架。作者將發展中國家中的太空行為體統稱為新興太空行為體（EMSA），以區別于美蘇日歐等發達太空行為體(DVSAs）。發展中國家指經濟、技術、人民生活水平程度較低的國家。在全球近200個國家中，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本書的核心內容是對 26 個代表性的發展中國家的太空事業進行概述和分析。雖然哈丁考慮到了構成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和社會經濟標準，但就本書而言，他對發展的理解主要是指那些擁有“年輕蓬勃”的空間計劃的新興太空參與者。[[4]]

三、傳統太空強國的邏輯動機是否使用用于后來者？

發展中國家從事太空活動的動機或者訴求是什么？傳統太空強國的邏輯是否同樣適用于發展中國家？作者顯然是持肯定態度的，他認為21 世紀太空政策的演變繼續沿著 20 世紀開辟的老路前進。作者自問自答到，為什么相對貧窮的發展中國家要花費巨資進行太空冒險、進行積極的太空政策呢，因為它們認識到在許多方面太空是衡量國家實力、國際威望的最終標準，因為天基資產允許國家更充分地利用其國家資源，并將國內社會經濟計劃的范圍擴大到農業、教育、醫療和經濟發展等領域。因此，太空計劃是任何有能力的國家的國家安全和發展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理性的國家行為體自然會沿著之前的航天國家開辟的道路前進。

從工具理性的角度來看，哈丁關于從事太空活動的動機超越發展階段的邏輯判斷并無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太空政策確實兼具安全與發展雙重動機，就作者在全書中列出的國家而言，比例還很高。這驗證了他的判斷的合理性。但是，也不否認有部分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從經濟的動機來思考太空政策。一般而言，地區性大國、周邊環境隱患明顯的發展中國家制定太空政策難以忽視安全動機，而體量較小、安全威脅不足的發展中國家則更多考慮發展動機。

誠如作者所言，“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決定投資于國家太空政策的前提不僅是希望獲得這些技術進步，而且在財政和地緣政治條件允許和/或決定的情況下，也是為了滿足國家認為的國家安全需求。”[[5]]一個國家的太空政策受到其歷史殘余、政治特色、地緣政治等因素的影響，具有復雜動機，這一判斷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適用。從粗線條看，可以大致歸為安全動機和發展動機，但是不同國家基于不同因素的考慮，在這兩大動機下的具體動機又是各不相同。基于作者后面提出的，從事太空活動的發展中國家的三個梯隊中，第一梯隊主要是發展中國家中的幾個大國，其政策邏輯相對更加接近傳統太空國家、動機也更加豐富、復雜和多元。但并非每個國家都追求純粹以安全為導向的太空選擇。在許多國家的案例中，安全動機和發展動機的關系更加動態化，兩個動機更易呈現出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作者對這些國家政策計劃變遷的介紹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與此相關的是，太空不僅不再是發達國家的專屬領域，也不再是政府和國有航天機構的專屬領域。越來越多的民用商業太空企業涉足太空領域，也推動著我們重新審視太空活動參與者的動機。

四、分層化的發展中國家太空地位的梯隊序列

發展中國家的太空計劃和相關活動千差萬別，對它們進行分類雖不容易但很必要。哈丁在紐伯里（Newberry）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劃分發展中國家太空行為體的標準。根據這些國家開發和實施太空相關活動的的技術和財政能力，包括有無獨立的發射能力、有無衛星制造能力、有無航天機構等，以及每項計劃與國家總體安全和/或發展政策的契合程度，發展中國家的太空行為體可分為三個梯隊。

第一梯隊國家是“已經實現了自主太空探索技術的能力，已經開發(或正在開發)軌道和地球同步衛星放置的本土發射能力，并且擁有國家太空機構，其太空計劃從彈道導彈和核計劃的研發(或嘗試研發)演變而來的國家”[[6]]。第一梯隊里國家較少，包括中國、巴西和印度。總體上來說，第一梯隊國家主要發展中國家中的大國，像中國、印度已經成為當前主要的全球性太空國家。這些國家研發火箭技術還是出于在擁有部分/全部核技術的基礎上，對彈道導彈發射能力的渴望，同時有足夠的資金與技術建立國家太空機構并開發全套相關產業。這個梯隊的國家發展太空技術是因為有助于提升其“綜合國力”（包括科學技術、軍事能力、國際影響力等）。

第二梯隊國家是“開發了一些自己的太空技術，擁有基本的發射能力（通常是探空火箭），擁有國家太空機構，并且出于需要經常與與更先進的國家合作開發太空技術的國家”[[7]]。第二梯隊的成員較多，主要位于非洲和中東，包括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和南非，它們選擇投資于對其各自的國家安全和發展目標具有具體直接和間接利益的太空應用。這些國家的太空技術發展主要面向遙感、通信和科學觀測，但也已涉及到軍民兩用性質，試圖為其進一步軍事技術進步做出突破。毫無疑問，作為發展中國家中的重要國家和區域性強國，它們的太空活動都有著強烈的地緣政治下的安全動機。

第三梯隊國家則是“偶爾會在太空相關技術方面做出貢獻，幾乎總是從更先進的生產商那里購買與空間有關的技術，并且幾乎總是與其他更發達的太空行為體合作，以實現其太空政策目標的國家”[[8]]。作者甚至認為，第三梯隊太空行為體不是標準意義上的太空國家，而只是作出了投資太空技術的政策決定，以實現以其他方式無法實現的目標。這一觀點也在其他學者那里得到驗證。比如，太空政策專家德格尼特·帕科夫斯基（Deganit Paikowsky）創造了一個名為“太空俱樂部”概念，只是“擁有衛星及購買衛星能力”被排除在俱樂部的邊界線以外。[[9]]第三梯隊成員眾多，接近20個。作者重點介紹了拉美國家的情況，這可能與作者也從事拉丁美洲國家研究有關。當然，非洲和亞洲的東南亞、南亞等地區的國家也被提及。由于種種現實原因，以購買方式享受太空技術進步福利的發展中國家可能會越來越多。

將這些標準更廣泛地應用于所有發展中國家太空行為體，將啟動了太空政策的發展中國家進行分類，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地了解它們的太空政策如何與其更廣泛的各種政策目標相適應。同時不難發現，發展中國家太空行為體呈現鮮明的金字塔結構。與之類似的是，全球太空格局的金字塔結構也很明顯。有中國學者依據在軌衛星數量的多少將全球太空國家分為六個層次[[10]]。還有外國學者依據太空技術能力將全球太空國家分為四或五個層次。[[11]][[12]]總的來看，發展中國家太空行為體在全球太空格局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五、全面闡述發展中國家的太空狀況

本書是到目前為止，太空研究領域唯一一本專本研究發展中國家太空活動的專著，而且全面介紹和研究了26個發展中國家的太空狀況，這是本書一大特點。它涵蓋發展中國家太空政策的歷史演進、內外環境、戰略動機、太空實力現狀、國際合作進展、軍事太空和民用太空的結合情況等等。在詳細闡述每個國家的太空計劃時，還將這些計劃置于各自特殊的歷史背景中，比如有的結合該國的導彈政策、核政策的發展，這就使作者能夠展示太空政治理念的連續性邏輯主線，讀者可以更全面的了解該國太空政策背后的地緣政治動機以及國家安全總體計劃。

該書完成于2013年，至今10余年已經過去。十余年來，全球太空活動異常活躍，衛星發射有增無減，深空探測越來越多，而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在這次大潮中積極參與，其太空事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遺憾的是，本書無法涵蓋這最新的進展。但是，這種遺憾永遠無法避免。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發展中國家太空事業的巨大進步，并沒有削弱而是繼續證明了作者對發展中國家太空動機的判斷，提供了更多的國家案例。哈丁當年的判斷不僅依然是成立的，還為我們觀察和評判當前發展中國家最新的的太空發展態勢提供了指導性工具。當然，隨著太空實力和地位的變遷，有些國家在梯隊中的位置可能會發生變化。

另一個不得不提的局限是，作者把分析重點放在國家行為體層面，導致了對民營航天企業這類非國家行為體的分析。當前領跑的民營航天企業主要來自歐美，但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也在成長中。作者成書時，民營太空探索力量還沒有興起，如今卻在一定程度上引領國際太空風云，比如美國的Space-X 公司出盡了風頭。同樣，拿這一點批評作者也并不公平。能重視發展中國家的太空政策已屬不易，關注彼時發展中國家的民營航天企業更不現實。

此外，全面介紹發展中國家的太空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對中國。一方面，從全球范圍來看，在太空商業化浪潮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投身于太空事業，這是一個潛力無限的巨大市場。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太空行為體已經做足了準備，而中國作為領先的全球太空國家自然也需要積極投身其中。事實上，這種競爭早已展開。另一方面，眾所周知，中國之前與諸多發達太空行為體的太空合作倍受挫折。比如，中國參與歐洲的伽利略項目最終流產，美國的單方面制裁以及拒絕中國宇航員登上國際空間站，即便是重要的太空伙伴俄羅斯對中國也是心存防范。這導致中國將目光轉向發展中國家。中國外交的支柱中，發展中國家是基礎，這是也中國的外交傳統。與發展中國家的太空合作，可以帶給中國眾多有形和無形的回報。近些年中國積極開展太空國際合作，發展中國家也是重點。中國的空間站明確向全世界開放，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中國多次在國際多邊場合為發展中國家代言，捍衛發展中國家公平與和平利用太空的權利。因此，中國同發展中國家開展太空合作，對于持續鞏固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積極推進全球太空治理新格局，共同推進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重大。

六、發展中國開展太空活動的主要障礙

發展中國家早已意識到太空技術的重要性，但在追求太空政策目標時也面臨著諸多的困難和挑戰，包括但不限于技術和資金的限制、國際合作的復雜性，以及需要平衡的國內政策和優先級等等。

太空是高科技領域，發展中國家屬于太空活動的后來者，缺乏必要的先進太空技術和人才支撐。不過，太空活動是豐富的、多元化的實踐，不是只有深空探測、載人航天或是登上月球。影響發展中國家太空政策的變量相差較大，在技術方面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從而導致追求不同層次的能力：衛星發射能力，衛星制造能力，地面服務能力，抑或是其他的利基領域。它們即使掌握初級的太空利用能力，也能享受到太空領域帶來的紅利，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太空強國那些高大上的尖端技術。提升太空技術水平的捷徑是借助外部援助，但這也容易產生依賴性和脆弱性。太空技術具有雙重用途，許多組件、部件和分系統都受到嚴格的出口管制，這也是一個重要障礙。或許最好的辦法是將來自國外的技術與國內的技術成分結合起來。

相對于技術與人才問題，資金不足或許才是發展中國家開展太空活動的最大制約因素。太空是高風險、高投入領域，需要持續性的高額資金投入，而多數發展中國家都遭遇著資金不足的困境。對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還面臨著其他社會經濟和發展挑戰，導致不得不面對國內經濟發展與太空項目投資的兩難選擇。正因為此，一直有聲音批評發展中國家從事太空活動的合理性，認為它們應該把有限的資金應該投入放到民生領域，如貧困、饑餓和滿足日常需求的基礎設施。這種將兩者對立起來的觀點實際上是缺乏太空意識的表現，始終認為太空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13]]這種觀點顯然缺乏遠見，因為太空產業作為一個高技術部門，后續會創造巨大的經濟活動，并通過技術溢出效應促進其他技術領域的發展。[[14]]歐洲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歐空局每向工業界支付100 歐元，就會通過歐空局承包商產生至少約 300 歐元的附帶利益”[[15]]。由此，確保可持續融資變得至關重要，尋求國際合作關系、鼓勵私營部門參與、發展低成本的小型衛星項目等成為受歡迎的選擇。

結語

很少有人以比較和系統的方式對發展中國家太空政策的理由和演變進行闡述，而本書通過政治、經濟和文化關系來理解發展中國家的太空政策。這不僅是作者的學術貢獻，也喚起了人們對發展中國家太空政策的持續關注。發展中國家通過太空技術尋求安全和發展的各種目標，反映了太空技術在全球政治和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增加。正如作者所言：“太空政策在決定一個國家的整體實力和影響力以及其社會經濟發展軌跡方面所起的作用這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它是理解現代國際體系動態變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6]]。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重視為國家安全和社會經濟目的利用和開發太空。正如東盟國家創造了“東盟奇跡”[[17]]奇跡一樣，發展中國家或許也會在太空領域創造屬于自己的奇跡。

（作者：李忠林，現任職于華東政法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立場無關，文責自負。引用、轉載請標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處。）

材料資料：

[[1]] Robert C. Harding. Spac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search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final frontier, London: Routledge, 2013.

[[2]] Everett C. Dolman. Astropolitik:ic Geopolitics in the Space Age, London: Frank Cass Publications, 2002, p. 8.

[[3]] Todd Harrison, Zack Cooper, Kaitlyn Johnson and Thomas Roberts. Escalation ＆ Deterrence in the Second Space Age, CSIS Aerospace Security Project, October 2017, p. 5.

[[4]] Robert C. Harding. Spac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search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final frontier,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12.

[[5]] Robert C. Harding. Spac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search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final frontier,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194.

[[6]] Robert C. Harding. Spac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search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final frontier,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78-79.

[[7]] Robert C. Harding. Spac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search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final frontier,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79.

[[8]] Robert C. Harding. Spac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search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final frontier,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79.

[[9]] Deganit Paikowsky. The Power of the Space Clu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0]] 何奇松，“太空已成國際戰略競爭制高點，中美處于哪個位置？”上觀新聞，2019-12-30，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

[[11]] U.M. Leloglu, E. Kocaoglan. Establishing space indust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pportunities and difficulties, Advances in Space Research, 2008, 42(11), pp. 1879-1886.

[[12]] Deganit Paikowsky. The Power of the Space Clu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3]] Betty Ntebogeng Ntlhe and Senelisiwe Gladys Magagula. Developing a Space Program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SpaceOps Conferences, 16-20 May 2016, Daejeon, Korea.

[[14]] U.M. Leloglu, E. Kocaoglan. Establishing space indust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pportunities and difficulties, Advances in Space Research, 2008, 42(11), pp. 1879-1886.

[[15]] Bach, L., Cohendet, P., Schenk, E. Technological transfers from the european space programs: a dynamic view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RD projects.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2, 27(4), pp. 321–338.

[[16]] Robert C. Harding. Spac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search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final frontier, London: Routledge, 2013, preface.

[[17]] （新加坡）馬凱碩、孫合記，翟崑、王麗娜 等譯，《東盟奇跡：一個充滿活力且真實存在的現代奇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