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10月初，撒哈拉沙漠部分地區遇到罕見降雨，雨量之大，導致一些地方出現水從沙丘中冒出的奇景。在19世紀中后期，歐洲人開始思考全球范圍內的氣候變化問題，法國人弗朗索瓦·魯代雷希望通過“撒哈拉海計劃”將地中海的海水引入沙漠來形成人造水域。20世紀初，德國人也提出過“亞特蘭特羅帕計劃”和“東方總計劃”。盡管這些計劃都失敗了，但其幽靈仍然縈繞在今天的氣候工程學領域。在可預見的未來，氣候變化帶來的焦慮和寄希望于氣候工程技術的故事仍將繼續。

本文是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歷史系助理教授菲利普·萊曼（Philipp Lehmann）關于20世紀下半葉荒漠化研究和氣候工程歷史簡短概述，他的研究方向包括全球環境史、知識交流實踐、氣候史等。本文摘自《撒哈拉海計劃：技術、殖民與氣候危機》，[美]菲利普·萊曼著，趙昱輝譯，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中科書院2024年9月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撒哈拉海計劃: 技術、殖民與氣候危機》，【美】菲利普·萊曼/著，趙昱輝/譯，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中科書院，2024年9月版

撒哈拉海項目的漫長生命

20世紀60年代末，現代環境運動興起，薩赫勒地區的干旱和荒漠化狀況不僅是國際組織和剛剛獲得獨立的非洲各國政府要面臨的問題。隨著人們對“地球太空船”（Spaceship Earth）上環境和有限資源之間的相互聯系有了新的認識，荒漠化再次成了一個公共問題。人們過去對沙漠擴張和環境惡化的焦慮又出現在了報紙和雜志文章中，西方世界本就將沙漠視為一個不利于人類生產、荒涼貧瘠的環境，而這些文章也支持了這種普遍的印象：人們把撒哈拉沙漠描繪成一個惡棍，總是在“行進”或“悄悄”向南入侵肥沃的土地，帶來摧毀世界森林的威脅。這種被認為來自干旱環境的危險使得決策制定者重新對阻止并扭轉沙漠擴張的方案設計產生了興趣，他們提出了各種建議，小到在當地實施植樹造林和灌溉項目，大到開展國際層面的全面行動計劃。關于大型氣候工程計劃的舊想法再次被提起，新想法也層出不窮。

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人們對環境不穩定及惡化的普遍擔憂一直是氣候工程項目的強大驅動力，它牢牢地掌控著大眾的想象空間。一方面，20世紀二三十年代，米盧廷·米蘭科維奇（Milutin Milankovi?）發現了軌道變化及其對入射太陽輻射的影響，在這個發現之上，人們計算出了下一個全球冰川期，對即將到來的冰河時代的擔憂再次出現。冷卻假說的支持者還依賴于世界各地的各種溫度記錄，這些記錄表明，從 20 世紀40 年代開始，全球溫度趨于平穩甚至下降。20世紀70年代，科學家們仍然普遍認為地球大氣層有冷卻的趨勢，不過這種假設基于的時間跨度較短，并且沒有足夠的證據。即將到來的新冰河時代的判斷并不是學術界獨有的：羅厄爾·龐特（Lowell Ponte）在1976年出版的《冷卻》（The Cooling）一書以流行而生動的方式表達了這一想法，其中討論了美國和俄羅斯的氣候工程項目，同時對全球氣候控制進行了反思。然而，就在此書出版的前一年，霍華德·威爾考克斯（Howard Wilcox）在《溫室地球》（Hothouse Earth）中提出了相反的發展趨勢，即全球正在變暖。同時，關于全球變暖的學術論文數量也在成倍增加。如19世紀末一樣，20世紀70年代的專業人士對全球氣溫的發展趨勢存在分歧。

人們對氣候變化的持續討論和焦慮，以及長期以來用技術解決氣候問題的信念，有助于媒體和大眾就氣象工程和氣候變化進行公開辯論。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催生了對天氣和氣候工程的軍事調查。戰后，東西方軍事機構的研究人員繼續開展戰時的云散播實驗，以此探查“修復天空”能帶來的農業和軍事效益。這些試圖通過干預大氣來改變天氣，甚至可能改變氣候的嘗試，與基于計算機興起的天氣數值和氣候分析密切相關：畢竟，只有足夠準確地預測云的移動及由此產生的天氣模式，云散播才能成功。此外，數值天氣預報從一開始就自覺地與天氣控制和氣候控制聯系在一起：數學家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研究了第一個基于計算機的天氣預報，他認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的氣象學項目邁出了“通過合理的人為干預影響天氣的第一步”。這些想法是應用氣象學研究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1975年的一項研究對人為影響天氣的潛在危害發出了警告，其中提到，已有60多個國家進行了這方面的實驗。

通過改變地理條件和地質條件來改變氣候的計劃也依舊存在。與19世紀末一樣，規劃者在沙漠環境中特別活躍，盡管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存在各種樂觀的言論，但沙漠環境并不符合人們對于環境變化和氣候變化的預測。北非仍然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因為它與歐洲距離較近，同時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實行殖民統治。法國的海外帝國在戰后土崩瓦解，但一些法國評論家將撒哈拉沙漠夸大為“未來之地”，聲稱那里可能成為一個力量更強大、技術更先進、組織更合理的帝國中心，只不過其規模較小，形式上也不夠正式。1957 年，人們在阿爾及利亞發現石油后，這一言論再次甚囂塵上。同年的一本書描述了一系列新項目，從灌溉措施到礦產開采以及石油鉆探，聲稱這些項目將把阿爾及利亞南部完全轉變為擁有高度工業化中心的農田。制度的發展反映了開發撒哈拉的殖民動力。1957年，在法國領導的撒哈拉地區組織（ Organisation commune des régions sahariennes，OCRS）成立之際，法國科學院發表了慶祝演講，一位發言人將撒哈拉的發展描述為“法國在20世紀最偉大的事業”。

魯代雷在撒哈拉挖掘內陸湖泊的項目依舊有人效仿。就在20世紀50年代初，當索爾格爾的亞特蘭特羅帕項目最終被人遺忘時，法國工程師路易斯·科夫蘭（Louis Kervran）成立了撒哈拉內海研究技術研究協會（Technical Research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Saharan Inland Sea），為撒哈拉海項目的愿景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科夫蘭因其在非常規生物演變理論方面的工作而為人所知，他曾想過利用地中海和鹽湖盆地之間的斜坡進行水力發電。法國某科普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稱，魯代雷項目的這一最新演繹將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雖然科學界或政界完全沒有認真考慮過科夫蘭的計劃，但這些計劃本身確實引發了新一波類似的想法和項目。其中不少項目都遵循了魯代雷對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邊境鹽湖盆地的設計——有時這些項目會在撒哈拉海項目的基礎上進行擴展，比如增加運河和隧道，甚至考慮改變尼日爾河的部分河道，使其流至加貝灣來填滿鹽湖盆地。1955年，在一篇法語文章中，亞特蘭特羅帕項目的評論家庫爾特·希勒（Kurt Hiehle）公開反對進行魯代雷計劃的后續項目。他又一次提及了魯代雷在 19 世紀 70 年代經常受到的批評，即海水會很快將被淹沒的鹽灘恢復到原來的狀態——只不過平添更多的鹽層罷了。

盡管面臨這些質疑，撒哈拉海項目依舊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只不過后人對其的改動非常之大。1958年的一篇文章提到了美國和蘇聯的實驗，其中認為，通過應用有針對性的地下核彈爆炸釋放的熱核能源，將使魯代雷的計劃（甚至對此計劃的拓展）最終成為可能。然而，相較于魯代雷最初設計的氣候改變方案，上述項目幾乎完全致力于創建一個進入撒哈拉的入口，然后用油輪將石油運出沙漠。就在這篇文章發表的前一年，撒哈拉沙漠研究技術協會成立了，該協會的主要目標是研究在鹽湖盆地地區建造內海的可行性，借此開發通往內陸的通道，同時在本地區建立對人有利的小氣候。最終的評估結果（如果有的話）至今仍是個謎。無論如何，撒哈拉沙漠研究技術協會本身也很快就被歷史淘汰了。阿爾及利亞持續的殖民危機和1962年法國殖民統治的終結，阻礙了那些仿魯代雷項目的后續行動以及針對撒哈拉沙漠的開發計劃。法國政府為了提高聲望而進行的項目現在主要集中在法國本土，比如建造核反應堆，從而滿足本國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這標志著關于撒哈拉海項目的第二波討論就此結束，或者至少是暫時的結束。

20世紀70年代，薩赫勒的干旱和對荒漠化的最新研究使得關于大型沙漠工程計劃的討論重點從撒哈拉北部地區轉移到了南部地區。在人們對不斷擴張的沙漠感到焦慮的背景下（無論是人為的還是自然發生的，無論是地區性的還是全球范圍的），大規模環境規劃和工程再次出現在西方媒體中。即使荒漠化防治措施不涉及明確的環境工程成分，人們仍然認為這些項目是無所不包的激進措施，它們會在不同的地區和國家引發全面的環境和社會變革。在1974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專題文章中，馬丁·沃克（Martin Walker）沒有遵循荒漠化成因的研究范式，而是將薩赫勒的干旱描述為天氣模式變化的結果。沃克認為，阻止撒哈拉擴張的快速解決方案幾乎不可能存在，但他依舊呼吁實施一項新的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大規模再教育項目”，從而“將游牧民族變成定居的農民”。

還有一些評論家認為，大規模應用現代技術和工程措施可以解決荒漠化問題。20世紀70年代的一項“讓撒哈拉煥發生機的計劃”使用了沙漠工程界可能早已被過度使用的陳詞濫調，那就是通過搭建水泵網絡灌溉撒哈拉沙漠。該計劃呼吁開展一個試點項目，為建立更大規模的泵站提供藍圖，最終形成一條從塞內加爾到乍得的長達2000英里（約3219千米）的灌溉帶，項目的支持者認為這將“阻止撒哈拉的猛攻”。使用森林或植被帶來阻止沙漠的擴張在19世紀就曾成為討論的主題，在20世紀30年代，它又成為斯特賓阻止沙漠侵蝕的建議的基礎。事實證明，這一想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一直激勵著世界各地的干旱地區開展類似的項目。同樣在非洲，橫跨非洲大陸的綠色之墻如今仍然是一個討論的話題，盡管其確切形式和位置尚未確定。就森林來說，它究竟是人們期待已久的能阻止沙漠威脅的一種補救措施，還是像前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工作人員所說的那樣，僅僅是一種“妄想”，還有待觀察。無論如何，森林帶的效用可能更多地在于其固碳的能力，而不是調節水文條件或在物理層面阻止不斷擴張的沙漠。

當地時間2024年10月2日，摩洛哥莫魯加，暴雨導致沙漠中的棕櫚樹被淹沒。

保護性的荒漠化防治帶一般并不完全側重于樹木和植被。20世紀80年代，比利時生物學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喬治斯·亨瑟（Georges Hense）制訂了一項技術上更為復雜的計劃：修建一條穿越撒哈拉的超長鹽水運河，從毛里塔尼亞經尼日爾和乍得通往埃及和利比亞邊境地中海沿岸。亨瑟提議在運河沿岸建造脫鹽廠，為灌溉提供淡水。除此之外，他還希望這條鹽水運河能為海洋生物提供適宜的生存環境，然后這些海洋生物能夠成為撒哈拉居民新的食物來源。運河計劃中有一些尚未解決的技術難題，比如運河的預計路線需要穿過撒哈拉中部提貝斯蒂山脈（Tibesti）海拔500米的山口，除此之外，該計劃沒有考慮到鹽水可能污染擬建運河土壤下的淡水儲備。與建造森林帶的計劃不同，除了非洲幾個零星的大型水道項目，跨撒哈拉運河的想法并沒有為人所接受。

然而，大約在亨瑟計劃的同一時期，魯代雷的項目又一次卷土重來，這次是在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兩個獨立國家的支持下。為了加強雙邊關系，兩國于1983年簽署了一項條約，其中包括成立一個研究在鹽湖盆地地區建立內海的協會（SETAMI）。一年后，突尼斯-阿爾及利亞聯合委員會求助于瑞典研究小組SWECO，對撒哈拉海項目的氣象、氣候、水文、水動力、農學和經濟方面進行計算。計算結果令人震驚，據SWECO估計，該項目的高成本與尚不確定的收益完全不成正比，項目所期望的經濟和農業方面的收益無法確定。對這項研究來說也許最為重要的一點是，撒哈拉海項目造成的氣象和氣候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因此，SETAMI在正式成立之前就受到了沉重的打擊，阿爾及利亞-突尼斯項目從未啟動。然而，撒哈拉海的故事還沒有完全結束。2011年，著名的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一篇關于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人工海灣形成計劃”（Artificial Gulf Formation Scheme）的文章。這篇文章的三位作者之一是性格古怪而成果豐碩的大工程學倡導者理查德·卡斯卡特（Richard Cathcart），他在1980年發表了一本關于“工程師”赫爾曼·索爾格爾的傳記，呼吁重新評估索爾格爾的計劃。30年后，卡斯卡特在與其他人合作制訂的阿爾及利亞-突尼斯鹽湖盆地方案（Chotts Algeria Tunisine Scheme，CATS）中采納了魯代雷的計劃，他們將其描述為“景觀恢復大工程項目”（在文章的另一處，他們使用了一個更加令人困惑的描述，稱這是一個“可行的理想大工程項目”）。擬議中的方案包括修建特里托尼斯港——一個位于新撒哈拉海邊的新大型工業港口。為了堅定地推行該計劃，方案還將鹽湖盆地當作溢流池，從而抵消全球變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

超越撒哈拉海

卡斯卡特重新構想的大工程學新水體至少到目前為止尚未實現，但近年來，阿拉伯半島沙漠湖泊的數量有所增加。不過，這些湖泊并不是精心策劃的產物，因此在一開始確實引起了一些困惑。據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的《萬事皆曉》（All Things Considered）欄目報道，這些湖泊實際上是該地區的現代供水系統帶來的意外結果：來自海洋的水脫鹽后被輸送到內陸城市，供居民的日常飲食和起居使用，之后，這些水經過處理再次于花園和公園中使用。然后，水滲入地下，以類似于綠洲形成的方式，在一定距離外重新滲透形成一個湖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艾因市（Al Ain）附近，距離大海約150英里（約241千米）的綿延沙丘之間，一個湖泊正在形成。雖然這個湖泊尚未（至少目前還沒有）對氣候條件產生顯著的影響，但它已經改變了當地的生態系統。一些物種（如擬食蟲虻）已經從湖面附近的地區遷走，而另一些物種，如鳥類，甚至魚類，則在沙漠中部找到了新的家園。無論最終對這一過程作出怎樣的評估，由于新湖泊的產生，當地的生態系統顯然正在經歷快速的變化。正如大多數關于人類干預會徹底改變環境的故事一樣，這種變化無論是否有意，都有其益處和代價。但無論如何，氣候變化總是難以預測的。

以阿拉伯沙漠中一個神秘湖泊的規模來看，這種變化可能相當有限，也相對可控。雖然擬食蟲虻可能不會再回到該地區產卵，但廣闊的沙漠為昆蟲的繁殖提供了理想的條件。湖中及其周圍鳥類數量的增加，如蒼鷺、鸕鶿和鐵鴨等，甚至可以被視為朝著維持其種群數量邁出的積極一步。不過，這些鳥類對周圍沙漠生態系統的影響仍有待觀察。對人們來說，來自海洋的脫鹽水有可能讓他們在艾因市定居、生存和生活，而這個新的、意想不到的湖泊只是沙漠景觀中一個偶然的意外，甚至可能給人帶來美學上的舒適感。湖泊帶來的長期影響很難以任何程度的確定性來加以預測。它也許能提高當地的濕度，并稍稍降低周圍地區的干旱程度。然而，從世界各地干旱地區使用灌溉措施之后的結果來看，淡水的瀝水效應（Leeching Effect）更有可能調動土壤中的鹽分，然后使土地逐漸鹽堿化，最終形成鹽湖或鹽灘，與突尼斯南部的鹽湖盆地并無二致。

與地方干預的這些潛在后果相比，全球大氣工程項目的受益規模和隨之而來的意外后果要大得多。如今，這些大型地球工程項目在如何緩解全球變暖的討論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不過，在20世紀，氣候學已經從大地科學轉向了大氣科學，因此氣候工程的愿景也越發關注固定的大氣條件，而不是地質或地理條件。事實上，地球工程幾乎已經成為試圖改變大氣參數的代名詞，比如，美國國家科學院就將該術語定義為“為了對抗或抵消大氣化學變化的影響而對我們的環境開展的大規模工程”。

今天討論的大多數地球工程項目旨在抵消大氣中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溫室氣體含量增加而造成的影響。這些方法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的關注重點在于通過各種機制從大氣中去除碳，固碳方式既包括植樹造林，也包括海洋中的鐵肥料效應；第二類方法側重于通過各種方式減少太陽的影響來調節太陽輻射，比如向大氣中注入化學物質，相當于在沙漠甚至外層空間安裝了多個大型鏡子。《紐約客》的一篇文章尖銳地批評道，在這兩類方法中，各種具體措施“有的看似合理，有的荒謬可笑”。

各國領導人似乎無法就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方式甚至必要性達成一致。在這樣一個世界里，減少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努力以及減少太陽輻射影響的嘗試都可以帶來希望。但即使有辦法立即減少碳排放，世界也無法免受氣候變化帶來的潛在深遠影響。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第五次報告中曾經預測，即使立即停止碳排放，氣候變化所造成的影響也將持續幾個世紀。面對這種相當悲觀的前景，哈佛大學地球工程倡導者大衛·基思（David Keith）正在積極地證明地球工程研發的合理性，并在碳捕獲技術上投入了資金。劍橋大學啟動了平流層注入粒子的氣候工程項目（Stratospheric Particle Injection for Climate Engineering Project，SPICE），至于開展這個項目的原因，工程學教授休·亨特（Hugh Hunt）提出了一個相當無奈的理由：“這不是什么靈丹妙藥，但它很可能是一種最不壞的選擇。”

地球工程的支持者當然有他們的道理。然而，對于正在進行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開發新的無排放或減排技術來說，接受“最不壞的選擇”也可能分散并浪費其中的資源。即使在模型中測試或只是小規模的測試，地質工程的具體風險根本難以預測。哪怕是最新一代的全球氣候機制也是如此。盡管基于計算機的氣候模型在過去3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它們并不是準確無誤的預言家。事實上，氣候模型現在面臨的困境是，它們要么有助于以一種簡化的方式描述氣候變化，要么就是過于復雜，無法發揮實際作用。盡管一開始看起來很矛盾，但這兩種可能性實際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正如邁克·胡爾姆（Mike Hulme）所說，預測性自然科學描繪了一種未來情景，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幾乎完全是氣候及依賴氣候的力量。雖然這樣的情景包括全球氣溫上升造成的環境變化，但往往沒有考慮到歷史學家所關注的社會、政治、經濟或文化發展的偶然性方面。然而，倘若將這些維度納入方法更全面的氣候模型，就需應對數據可用性和可公度性以及應用規模等重要問題。包容性模型的復雜性也導致了更多潛在的誤差源，這使得我們更難知道地質工程干預措施在實踐中會產生何種影響。

受過大氣科學訓練的歷史學家吉姆·弗萊明（Jim Fleming）在其對地球工程的重要觀點中警告說，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必須依賴那些粗略的計算以及簡單的計算機模型。不過，即使有復雜的氣候模型，地球工程學仍然是一片未知的領域，從軍事化和技術官僚對國際政治的重塑，到深刻改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地球工程學為一系列潛在的危險打開了大門。2009年，弗萊明在美國國會發表聲明時補充道：“在應用地球工程學時，我們的決策不應該基于我們認為‘現在’和不久的將來可以做什么。相反，我們的知識是由我們過去已經做過和沒有做過的事情決定的。這才是做出明智決策的方式。”

弗萊明的這段聲明可以作為本章一個恰當的結語，或者是這篇關于20世紀下半葉荒漠化研究和氣候工程歷史簡短概述的另一種解讀。盡管如此，我最后還是想暫時回到19世紀，回到北非，在巴爾特、菲舍爾和魯代雷的世界與我們目前的局勢之間建立一些初步的聯系。在這項研究中，我提到了“氣候變化”“干旱化”和“荒漠化”，有時我甚至會互換使用這些術語，因為它們的定義總是在不斷變化并且有所重疊。然而，像雷特這樣的科學家所思考的大規模氣候變化顯然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全球變暖”不同。在雷特自己的分析中，他無法確定氣候變化的原因，而且他關注的是北非的地面環境，而不是大氣氣體和環流模型。盡管人為原因造成的變暖確實在19世紀迅速發展的工業化中興起，甚至在當時開始被理論化，但直到20世紀下半葉人們才看到其全部的影響，它也因此成為一種廣為接受的理論。同樣，盡管雷特和他的同事們已經假設了全球干旱和氣候變化的過程，但直到過去的50年里，全球環境互聯（在其中氣候可能成為一種全球現象）的想法才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然而，19世紀潛在的大規模氣候變化和環境變化引發的焦慮和恐懼，依然以一種熟悉的旋律在我們耳邊回響。對氣候災難，甚至是全球災難的擔憂，其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下半葉，當時，這種擔憂通常被置于日益高漲的環境運動和人們發現全球變暖的背景之下。然而，這并不是說當時以及現在的焦慮有著相同的基礎或同等的可信性，甚至，如一種惡意解讀所說的那樣，今天的恐懼只是環境和氣候恐慌漫長歷史中又一次夸張的過度反應。事實上，人類的過去是一個陌生的領域。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科學家們對大規模氣候變化及其潛在的機制有著各式各樣不同的看法，并且始終無法達成一致，但如今，大規模全球氣候變化背后的機制得到了科學共識強有力的支持，這一共識實際上比當前大多數科學問題所達成的共識都要強大。高度復雜的現代全球大氣環流模型仍然會面臨規模問題，同時，它們常常不夠完整或者其中出現各種異構數據集，但很難否認人類對大氣條件（以及隨之而來的氣候條件）的巨大影響（盡管許多人仍然試圖狡辯）。越來越明顯的是，那些否認氣候變化的群體更關心政治利益和個人經濟利益，而不是完整的科學實踐。

然而，我們和那個時代之間仍存在一些潛在的聯系。一方面，氣候科學再次顯示出方法上更加包容的跡象，不僅越來越多地考慮大氣因素，同時還考慮長期氣候變化中的陸上因素。氣候科學方法的多樣化，加上該領域越來越重視氣候變化的社會和文化層面，這為跨學科方法提供了肥沃的孕育土壤，當然，這一過程也許很難忽略地理學家的重要作用。除了內部的學科動態，氣候學的過去和現在之間也存在著聯系，其與社會背景有關。正如艾米·達漢（Amy Dahan）所說，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氣候并沒有從“復雜的科學問題”轉變為“熱門的政治問題”。氣候科學和氣候工程從一開始就高度政治化，無論是從殖民地到后殖民地，還是從國家到國際，向來如此。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要普遍放棄氣候科學及其全部發現，而是要密切關注該領域的研究問題和實踐。批判性地檢驗氣候研究與直接拒絕研究結果確實不同（而且確實要更負責任），這一點有時會在當今美國關于全球變暖的激烈公開辯論中被人忽略。其他更具歷史意義的聯系也可以闡明當前氣候變化討論的一些動態：一些對氣候趨勢的最新預測表明，部分科學家在19世紀末擔心的北非干旱，在全球變暖的推動下，實際上正在21世紀發生著。在這種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以及地方和國際利益相關者對全球荒漠化的焦慮仍在持續，這一點不足為奇。盡管氣候學界已經達成共識，認為全球變暖既是真實的，也是人為的，但氣候變化的地方性和社會政治性影響仍然是極具爭議的辯論主題。即使是最新的氣候模型也無法在非常短的時間范圍內準確預測全球氣溫上升對特定地區的影響。對非洲及其他地區氣候變化、干旱化和荒漠化背后的各種潛在機制的研究仍在繼續。在可預見的未來，氣候變化帶來的焦慮和寄希望于氣候工程技術獲取安全的故事仍將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