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6日在東京國立博物館開幕的“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特展中，悄然失蹤近百年的北宋名畫、李公麟《五馬圖》赫然出展，引發了海內外文物界與書畫愛好者的震動與關注。1月18日，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發布了旅日學者張明杰撰寫的長文《傳世名畫李公麟〈五馬圖〉為何會流失日本？》，以大量史料為據，爬梳剔抉，解開了《五馬圖》為何藏于日本之謎。《五馬圖》在東京初露真容，能讓其流失經過水落石出，堪稱一份意義不凡的學術貢獻，避免了讓今人在面對這幅流傳千年的稀世珍品時，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作為有“宋畫第一人”之稱的李公麟的代表作，《五馬圖》對后世影響深遠，早已聲名赫赫，其流失與轉手過程也極具代表性。因此，對此一歷史公案的考證，也有助于探查和追尋其它清宮珍品的流散路徑。

《五馬圖》復制品

筆者也曾尋找這幅名畫的蹤跡，當得知該畫已由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并將首次正式展出，一時驚喜交集，感喟不已。筆者之所以關注《五馬圖》，和張明杰先生一樣，也緣自于閱讀《芥川龍之介全集》。從芥川龍之介遺留在私人筆記與信函中的一些草蛇灰線，可以發現他在北京觀賞過這幅名畫。在張明杰的文章中，此事只作為話題的引子而一筆帶過，未及詳敘。實輒此一推斷也并非垂手可得，需要在發現一個個端倪之后反復參互考尋，才能豁然霧解，而且浮現出的諸多史實都饒有趣味。為此，本文聚焦1921辛酉之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及東洋美術史家大村西崖在北京觀賞《五馬圖》的軼事，在張明杰文章的基礎上，以史料為據補充部分詳情與細節，進而揭示一批故宮藏畫被借出紫禁城的緣由與遭際。

芥川龍之介

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在1921年6月11日至7月10日間，在北京訪問整整一個月。十幾年前，筆者在查考他的在華行蹤時，意外發現他在位于靈境井兒胡同的陳寶琛家中，觀賞到了一批錄于《石渠寶笈》的“御府”名畫。但此事并沒有記錄在他的《中國游記》里，因此一直鮮為人知。作此推斷的最重要的線索，是《芥川龍之介全集》收錄的芥川旅華期間隨身攜帶的一個記事本上的記錄。這個記事本被編號為“記事本七”，原物現存藤澤市文書館，全部已成散頁，文字大半已被污漬侵染，所幸記錄內容在1977年出版芥川全集時被辨識錄入。“記事本七”的大部分內容是在北京所記，其中有數段關于書畫的文字。比如，有參觀古物陳列所（文華殿）觀覽書畫的記錄，在錄下的畫題之后，可見“偽筆”“俗”等簡短的點評，顯然他頗具鑒賞力，對文華殿展品的評價并不高。可是，另有一部分記錄卻涉及了一批唐宋以來的傳世名跡，如宋徽宗《臨古圖》、王時敏《晴嵐暖翠圖》、郎世寧《百駿圖》等等。經比照可知，這些畫作全部是收錄于《石渠寶笈》的乾隆皇帝書畫收藏中的稀世珍品，著實令人錯愕不已。

其中包括了李公麟《五馬圖》在內的一段的記錄是這樣的：

李龍眠、《五馬圖》、黃魯道（注：應為“直”）題、（toute réaliste）。燕文貴、秋山蕭寺、倪陸之贊。（似狩野派）○唐宋元畫冊、煙客老親家題董玄宰為（注：原文如此，應識讀為“董玄宰為煙客老親家題”）。○林泉清集、王蒙、紙本、其昌之贊。（錄自《芥川龍之介全集》第23卷）

芥川龍之介筆記七中的一頁

仔細揣摩，就會發現上述文字不大可能是抄錄來的，而是親眼見到原作時的現場記錄。這是因為，原文括號中的“toute réaliste”“似狩野派”等評語，必定是過目真跡之后的觀感。記錄者顯然具備能將中外、東西相互比照的觀賞視域。而在芥川的另一個筆記本上，則記錄著陳寶琛家的地址：“西城靈境井兒胡同 陳寶琛”。身為末代帝師的陳寶琛在此時期，曾多次將宮中藏畫借出宮外，這由溥儀的《我的前半生》所記而廣為人知。那么，芥川龍之介有沒有可能在陳寶琛家里，看到了李龍眠的《五馬圖》以及《唐宋元畫冊》的真跡呢？如此推斷難免讓人將信將疑，但事實上，確乎如此！

能夠坐實上述推斷的，是《芥川龍之介全集》第20卷收錄的1925年7月17日芥川龍之介寫給犬養健的一封信。犬養健是政治家犬養毅的次子，受白樺派影響步入文壇，得到了芥川龍之介的認可。受家庭熏陶，他也有書畫之好。犬養健已決定1925年8月去北京訪畫，所以就造訪書畫藏家求教于芥川龍之介，芥川回復道：“北京的收藏家陳寶琛之外還有景賢、寶熙等諸先生。”“若去訪問陳寶琛先生，不必多言，自會出示，可以看到徽宗臨古、郎世寧百駿圖、唐宋元畫冊、李龍眠五馬圖等。”這封信寫于1925年7月17日。

芥川龍之介（左）在北京

有這封書信佐證，就可以斷定記載在筆記本上的一件件傳世絕品，確為他在靈境井兒胡同親眼所見。這樣也就能解釋，為何他在京期間反復在寫給友人的信函中提到“御府”書畫。比如，6月24日致徘人瀧井孝作：“北京真乃王城之地，只能以壯觀形容。如御府的畫，多有他處難見之神品。”同日，致其主治醫師、徘人下島勛：“我每日身穿馬褂東奔西走。此處御府的畫絕佳（文華殿的陳列品甚為貧弱）。若是在北京的話，我覺得留學一兩年也是可以的。”——“御府”藏畫中的精粹，竟讓他有了在北京留學之想。再有，6月27日致小穴隆一：“文華殿的畫別無大作，御府的畫里才有絕品。不限于畫，一定想讓你看一下中國。”小穴隆一是油畫家，也是芥川的摯友，他擔任了芥川多部作品集的裝幀設計。

根據這幾封提及“御府”藏畫的書信所寄出的時間，可以判斷他在陳府看畫的日期，應該就在數日之內，也就是他抵達北京后第二周的某一天。繼而，不禁要問的是，到底是何種機緣讓這位日本作家看到了一批宮廷藏畫？當然，芥川龍之介對此一定是有濃厚的興致和足夠的觀賞動機的。他極好元四大家的文人畫，來中國之前剛發表過一篇題為《秋山圖》的小說，這個短篇改編自惲壽平《甌香館畫跋》中的《記秋山圖始末》一文，講的是失傳名畫黃公望《秋山圖》的故事，據此可知芥川龍之介極高的藝術品味與修養。但即便如此，陳寶琛專門為了芥川龍之介而將這批內府藏畫借出深宮的可能性也不大。

陳寶琛和溥儀合影

就在1922年日本《國華》雜志1、2月號上，分兩期連載了中川忠順撰寫的《李龍眠與白描體 關于所附五馬圖卷》，對此，張明杰在文章中也特別提及，因為這篇附圖的長文是百年來讓《五馬圖》廣為人知的最早文獻。中川忠順時任東京帝國大學美術史講師，他與雕塑家新海竹太郎于1921年4月底來華，主要目的是考察云岡石窟。他們委托在北京開設山本寫真館的山本明拍攝了云岡石窟，回國后印行出版了限量版畫冊《云岡石窟》。因此，《國華》所刊《五馬圖》照片，也必定是二人在京期間拍攝的。中川、新海6月14日離開北京，所以他們看到《五馬圖》的時間，很可能早于6月10日到京的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去陳府看畫的原委，因資料不足尚無從知曉。但有一個細微的線索顯示，陪同他前往的有可能是大阪每日新聞社記者松本鎗吉。因為芥川回國兩月后的9月30日，在寫給松本鎗吉的信函中提及：“陳先生的字確已到手，非常感謝。呈上南宗畫集一冊，煩請轉交陳先生。”筆者推測這個“陳先生”，即陳寶琛。《南宗畫集》是東京帝室博物館編輯出版的收錄了日本文人畫精品的畫冊，芥川似以此答謝陳寶琛對他的題贈。所以，松本鎗吉很可能就是芥川與陳寶琛之間的牽線人。

或許芥川龍之介深知，在陳府有幸看到一批中國古代書畫中的曠世杰作，實屬難得的機緣，不宜過度聲張，否則會給陳寶琛帶來麻煩。所以他在自己的游記里對此只字未提。筆者2007年將芥川在陳府觀畫事寫進了一篇刊載于《人民中國》雜志的文章，沒想到8年之后的2015年，美術史研究者后藤亮子發來郵件確認此事，并告知大村西崖的《中國旅行日記》已由其家屬捐贈給東京藝術大學，她正在協助吉田千鶴子編修出版。其日記顯示，大村西崖在1921年10月至次年1月間，同樣在陳寶琛家里觀賞了內府書畫。2016年《西崖中國旅行日記》出版后，急切地找來一讀。

大村西崖是東京美術學校教授，中國繪畫史研究的奠基者。他用中文記下的旅行日記，記錄了先后五次來華調查書畫的所見。1921年10月底，大村西崖首次實現夙愿到訪北京，旋即接洽了金城、陳師曾、完顏景賢等人，希望觀賞并拍攝書畫精品。金城對他表示，“近日為先生招集藏家介紹先生，約以觀覽影寫之事”，“至御府之物則請陳寶琛先生而借之”。11月6日，大村西崖第一次造訪陳寶琛宅，“贈《支那美術史》《密教志》《文人畫復興》及《華嚴經》。太保出畫，似之諾影寫，且約借出御府寶物，計影寫之便。”此日所觀書畫，有溥儀已經賜給陳寶琛的《晴嵐暖翠圖》以及文徵明《江南春圖》等。11月14日，陳寶琛對大村表示：“今日宮中已奏聞先生之事，而得內府寶繪影寫之敕許，先生寫之則請獻各一本於陛下。”就是說，溥儀已經同意讓大村西崖拍攝內府藏畫，給出的條件是索要一套照片。

在華期間的大村西崖

《諸位大人借去書籍字畫玩物等糙賬》中，記有《五馬圖》“辛酉十月十八日陳大人借去”，這一天是西歷11月17日。也正是此日，大村西崖帶著翻譯栗原誠和攝影師巖田秀則再訪陳府，開始拍攝陳寶琛借出的書畫，按日記所記，當天拍攝的宋徽宗《臨古圖》以及《唐宋元畫冊》等，與芥川數月前的所見高度重合。而且，這一天日記還記載，“此日巖田過傷徽宗臨古圖卷，乃請賀嗣章直往陳謝之。賀氏歸報曰：太保曰善補修之而納御府，勿介意。廿一日須再來影寫。”攝影師巖田秀則損傷了宋徽宗的《臨古圖》，陳寶琛大度地表示：修補即可，不必介意。

《五馬圖》出現在攝影名單里，是一個月后的12月14日。“午后一時赴陳弢庵招宴”，“此日弢庵又為予借內府寶繪來觀之”，其中“影寫”者便有“李伯時五馬圖卷，紙本淡采（彩），七枚。高九寸，長七尺一寸四分。”大村西崖特別標明了白描大師李公麟的這幅真跡為“淡彩”。同日拍攝的尚有梁楷《右軍書扇圖》、吳歷《山水冊》、惲南田《仿古山水冊》、王時敏《晴嵐暖翠圖》、燕文貴《秋山蕭寺圖》等。

據《外借字畫浮記簿》記載，《五馬圖》“十二月初四日”歸還宮內。這一天正好是1922年的元旦。大村西崖在陳寶琛家里拍攝的“內府寶繪”共達八九十幅。1922年1月17日，他乘火車前往上海，“此行攜于北京所寫古畫影板五百九十三枚木箱五個”。回國后，大村西崖在東京美術學校和多家百貨商店里相繼展示過自己拍攝的繪畫精品。這里，不妨引用一下他在東京美術學校的匯報講演《中國歷游談》中的一段話。他說在華期間，“歷訪收藏家二十五六家、或者有三十家，基本上無一遺漏地拍照了。全部過眼的數量應該有五六千幅，從中選出最優秀的真跡在北京拍攝的數量就達六百余幅。”進而，他介紹展出的照片說：“其中，唐代梁令瓚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卷等，最為珍稀。這些作品都值得一件一件逐一詳細解說的。像王維的《伏生授經圖》卷、李龍眠的《五馬圖》卷、盧鴻的《草堂十志圖》卷、徽宗皇帝的《臨古》卷、趙孟堅的《水仙圖》及《四香圖》卷、元代黃大癡的《茂蘭寶(芝蘭室)圖》卷、唐子華、王若水、朱德潤等的山水卷等等，這些都是至今在日本連影子也見不到的繪畫史上異常珍稀的寶繪。”毫無疑問，大村西崖算得上辛酉年來到北京的最有眼福的旅行者。

那么，前文提及的來北京之前曾得到芥川龍之介親授機宜的犬養健，是否如其所愿在陳寶琛家看到了《五馬圖》呢？其時，早已沒有這樣的機會了。因為犬養健來北京已是1925年8月，因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陳寶琛隨同溥儀住到了天津，每月只有數日回京。《五馬圖》也和一千多幅宮內精品書畫一起，經過下賜溥杰的方式被帶出宮，再轉運到了天津。犬養健在即將離開北京的前兩天才見到了陳寶琛，他在《北京印象后記》一文中寫道：“正如我預感的那樣，拿出來的畫里，已在東京有所耳聞的徽宗的臨古卷、李龍眠的五馬圖、網羅了唐宋元名家的畫冊、郎世寧的百駿圖等珍品皆不在其中。當然，我很失望，但是前一年馮玉祥發動政變后，聽說先生拜領的書畫為避難而全部存入到外國銀行。我還是沒有刨根問底地打探那些畫的所在。”但在陳寶琛的家里，他也絕非一無所獲。犬養健仍然看到了王時敏《晴嵐暖翠圖》、王石谷《仿沈石田雪景山水畫卷》、文徵明《江南春景圖》、新羅山人《沒骨山水圖》、文徵明《淡彩山水圖》、黃道周《孤松圖》等珍品。

而這一時期，《五馬圖》在天津的遭遇，有張伯駒《春游瑣談》中的線索可循。按其記載，溥儀在天津日本租界張園居住時，“日本某侯爵欲以日金四萬得《五馬圖》卷”，以及陳寶琛之甥持《五馬圖》的四幅畫向天津鹽業銀行押款兩萬元，后歸還一萬元，取走了《五馬圖》卷。1928年11月，陳寶琛之甥劉驤業將《五馬圖》帶到了日本，最終賣給了實業家末延道成。近年來，日本學者高野繪莉香根據照片比對指出，在1921年中川忠男攝影之后，《五馬圖》的原畫上多出了一方末代皇帝的“無逸齋精鑒璽”的鑒賞印。

以上，以《五馬圖》為線，查考了百年前《五馬圖》被借出深宮，為芥川龍之介、大村西崖所見的始末。但芥川、大村在陳府過目的，遠不止《五馬圖》一幅。芥川龍之介看到的，就包括《唐宋元畫冊》、燕文貴《秋山蕭寺圖》、宋徽宗《臨古圖》、王蒙《林泉清集圖》、王時敏《晴嵐暖翠圖》、郎世寧《乾隆肖像》、郎世寧《百駿圖》等。這些畫中極品的震撼力，讓這個在日本如日中天的小說家產生了想在北京留學的念頭。如今，這些清宮藏畫中的至寶已流散于世界各地，在任何一個空間里飽覽這些書畫的全部真跡都已不復可能。

其實，芥川龍之介對他幸運的觀畫經歷，也并未秘而不宣。1922年10月《中國美術》雜志上，刊發了他撰寫的《中國的畫》一文，在題為“松樹圖”的第一章里，他稱贊倪瓚的一幅神品時寫到：

我看到的云林只一幅，那一幅是在宣統帝的御物、名為今古奇觀的畫帖中。畫帖里的畫，大部分似為董其昌舊藏。被稱為云林之筆的，文華殿里也有三四幅。可是和畫帖中雄勁的松樹圖相比，畫品低劣許多。我見過梅道人的墨竹，黃大癡的山水，王書明的瀑布（并非文華殿的瀑布，而是陳寶琛氏所藏瀑布圖），或許是氣稟所致，令我俯首的都不及云林的松。

芥川龍之介描摹的中國文人畫

芥川所說的“今古奇觀”畫帖中的“云林的松”，筆者推測，可能是指《唐宋元畫冊》中的倪瓚《山水》，而“王書明的瀑布”，可能就是其中王蒙的《松路仙巖》。《唐宋元畫冊》中，包括了王維《雪溪圖》等十二幅畫作，又題為《名畫大觀》。“今古奇觀”之稱，應屬記憶之誤。芥川說倪瓚的畫上雖然只畫了巖石上生出的一顆松樹，樹梢上籠罩著些云煙，但這“幽絕的世界”，只有倪云林能體會得出，他畫出了自己“胸中的逸氣”。這讓他在觀賞時不禁想，“到底是莫奈的薔薇更真實，還是倪瓚的松樹更真實，其實要看對于真實如何理解。”這段話也讓人想起他面對李公麟《五馬圖》時的現場觀感，當時，他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個法語詞匯“toute réaliste”，意思是：“完美的現實主義”。

（本文原題為《故宮藏畫讓芥川龍之介想留學北京》，首發于中國作家網，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