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社會空前復雜，我們難以看懂這個世界，非虛構作品則因為與現實一一對應，能帶給我們對人和整個社會比較系統、結構化的理解。

埃里克·拉森是美國杰出的非虛構作家，獲得過美國國家圖書獎提名、愛倫·坡獎最佳犯罪實錄獎等獎項。他的新作《無線追兇》看似在描寫兩個無關的人物，實則刻畫了二十世紀初期在通信技術的影響下，人類的生活方式和新聞業發生的巨變，讓我們在歷史與當下的對比中，更好地理解今天的社會。

日前，新經典邀請《無線追兇》譯者邢瑋、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劉蒙之，在西安SKP RENDEZ-VOUS書店舉行對談，在媒體人師馳的主持下，聊聊我們如何從非虛構作品中獲得價值，脫離當下的焦慮，看到更廣闊的世界。以下為文字對談整理稿。

嚴格遵循事實標準，同時追求精湛的敘事技巧

師馳：請邢老師介紹一下，這本書講了一個什么樣的故事。

邢瑋：這本書講的內容其實就蘊含在標題的四個字里面——“無線追兇”。這本書是雙線敘事。一條線是無線電設備的從無到有，然后第二條線就是“兇”，指的是倫敦北部的一起兇殺案。“追”呢就是這兩條線的關系。如果沒有無線電，一方面這起案件的發展、破案可能不會那么順利，甚至犯罪嫌疑人可能會逍遙法外；另外一方面就是這起案件不會有這么大的影響。這本書大概就是講的這兩個事情。

師馳：劉老師您作為非虛構領域的學者，對國內外的非虛構作者還有作品都有非常廣泛的涉獵。在閱讀這部作品的時候，您覺得這種兩條故事線并行推進的敘事方式在以前所閱讀到的作品中有嗎？

劉蒙之：《無線追兇》是比較嚴格地遵循事實標準，同時追求非常精湛的敘事技巧的一部非虛構作品。在中國本土的原創作家里面，我們很少看到這樣的作品。因為中國大多數的純文學的作家，他可能會有比較好的敘事技巧，會講故事，但是他能不能遵循嚴格的事實標準？據我觀察，大多數的純文學作家寫不出來這么嚴格的非虛構作品。當然，我們也有很好的記者，但是很好的記者在遵循嚴格的事實標準的前提下能不能講出好故事呢？也很難。目前來講，能夠從事非虛構寫作的合適的作者其實并不多，因為要兼具新聞采訪能力和講故事能力這兩個標準。那么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這些年，國內的非虛構的譯介工作可以說是如火如荼。

這部作品的第一個特點是它依靠大量的材料，基本上屬于材料寫作。作者幾乎不能采訪歷史事件的當事人，而是大量采用檔案材料，檔案的搜集工作非常扎實。場景的重建，人物的對話，當時的氣氛描寫，都是依據材料或者檔案建立起來的，我覺得非常了不起。作者拉森是一個細節控。我在講寫作課的時候，經常會講一句話叫“細節為王”。故事或文本有沒有細節，是把專業作家跟業余作家區分開的一個指標，此外還有五感描寫等。你看著很簡單、很刻意，但是它就是專業和非專業的區別。而這本書的這些細節書寫依據了非常扎實的材料。

第二個特點是敘事結構，雙線敘事的結構是《無線追兇》的一個敘事特點，他會寫兩個看似沒有關系的人。作為讀者，我們通常想知道作者為什么讓兩個看似不相干的人出現在同一本書中，這樣的話就會形成全書的一個閱讀期待，它是個懸念，你期待他們交匯。那么拉森如何去制造故事的動力呢？我看完覺得特別明顯的是，他有太多的伏筆。比如說，他一開始講這個叫“東莨菪堿”的毒藥，在故事開始的時候就莫名其妙地鋪陳這種毒藥。你可能會覺得：這個鋪陳會不會影響到整個敘事節奏，為什么講那么詳細呢？但是你最后會發現，當案情水落石出的時候，就是這種毒藥害死貝爾的。

我們在敘事上把它叫作“契訶夫的槍”——如果你在你的故事里描寫墻上掛著一把槍，那么在故事當中它是一定要擊發的，否則你為什么要描寫它。在這本書里面有大量的這種伏筆，在故事的后續部分我們會看到關聯。我覺得這個還是挺了不起的。

第三個特點是大量的“敘事掛鉤”的使用。作者用這樣的方式，讓讀者產生一種閱讀的沖動。我讀過很多的小說和非虛構作品，很少見到一本書幾乎每一章都有敘事掛鉤。講故事通常有兩個重點部分的掛鉤設計：第一個是章節結束的時候要有個掛鉤，吸引讀者繼續往下翻。如果結尾不精彩，讀者很可能不會讀下一章的開頭。有些作者還會在章節開頭設置掛鉤，吸引讀者閱讀。在講寫作的時候，我常引用的一句話就是“開頭要像飛機炸山”。如果沒有好的開頭，讀者很難進入到文本當中去。從《無線追兇》的寫作來看，拉森不太重視開頭，但是異常地重視結尾的掛鉤。每個掛鉤都很吸引人，這樣的話故事整體上就有一種連綴感、緊湊感。

最后一點就是說，這個故事有一種動力像河流一樣洶涌澎湃地往前流淌。它里面還有一個技巧，我們叫“預敘”——預先的敘事。比如說在故事的情節點還沒到的時候，突然加一個若干年后這個事情的后果。全書這樣的地方很多很多，基本上每一章里面都埋設了大量的預敘。這種預敘手段，我在其他非虛構作品里面很少見到，包括埃里克·拉森的《白城惡魔》里也沒有穿插大量的預敘。但是在這本書當中，預敘基本上均勻地在整部作品里大量埋設，這就會把讀者往前拉，讓你想知道下面的故事。

邢瑋：埃里克·拉森確實把非虛構寫出一種小說的感覺。這也是為什么他的書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還有好幾部要改成電影，包括剛才劉老師提到的《白城惡魔》，應該是小李子出演。他這個敘事手法跟小說比較相近，所以很適合改編成電影，我覺得這個是跟其他非虛構比較大的一個區別。

劉蒙之：我想簡單地回應一下邢老師講的文學性問題。1901到1910是一戰前歐洲的一個黃金時代，人才輩出。在克里平和馬可尼的敘事當中，會涉及1900年前后世紀之交的很多名人。拉森把那種愛德華七世時代、歐洲黃金時代的氛圍營造得特別好，這種氛圍的營造會給我們一種文學感。如果我們把這本書跟報告文學或者紀實文學相比較，（后者）可能會聚焦在事件本身，都是一些動作線、一些事件，它一般不會去立體地營造出這些人物的境遇、選擇，他所身處的時代對他的制約或影響。

我還看到，拉森在講述克里平身世的時候會交代三代人，不是平面地、單獨地講克里平一個人，而是講他的整個身世。我當時讀的時候就覺得史詩感非常明顯。那么史詩感怎么營造呢？就是得講非常縱深的歷史，否則它就是一個平面的事件。這也是我在閱讀當中感受很深的一點。

西方新聞業崛起的時代序章

師馳：在書中作者有這樣一段描述，在克里平被抓捕的過程中，通過無線電他的蹤跡和生活狀態被全球轉播，“從紐約到伊斯坦布爾，凡是讀過報紙的人，吃早飯時都在談論這一話題”。可見無線電的發明當時對于這起案件的影響。那從新聞傳播的角度來看，這起案件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傳播力？

邢瑋：翻譯這本書的時候，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早期的直播。但我想說，對當時的人而言，它可能不只是直播，比直播還要夸張。第一點就是無線電的出現讓過去的一切新聞變成了舊聞。原來全都是過去時，這是第一次有現在進行時。

第二點，英語有個詞叫voyeurism，就是窺探他人隱私的興趣。這個事情令人激動的點在于，在海上直播了警察追捕犯罪嫌疑人的過程。嫌疑人在這艘船上吃什么，讀什么報紙、什么書，大家都可以通過報紙看到，可以感受到一種吃瓜的快感。

第三點我覺得就是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一般其實只在我們讀小說的時候出現——有時候我們會感嘆，這個小說人物怎么這么傻。其實不是他傻，而是因為你具備了作者的上帝視角，你跟作者一樣可以瞬間移動，可以知道所有人內心的想法。但這一次的傳播方式也有信息不對稱的味道。克里平醫生其實非常可憐，他以為他到了大洋彼岸就可以跟情人過上幸福的生活。但是他不知道，背后其實有警察在追捕他，全世界的報紙讀者都知道，他其實是一個甕中之鱉，注定會落進警察的法網，只有他自己不知道。所以這個信息的不對稱可能會給讀者提供一些快感，我覺得這是這起案件之所以會引發如此的轟動，成為全英國僅次于開膛手杰克的第二兇殺案的一個重要原因。

劉蒙之：剛才邢老師說到直播，這的確是歷史上最早的全球性直播，如果沒有無線電報，這樣的直播不可能實現。當時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看到一些我們專業里面的東西，這本書實際上有新聞的側影。

電報技術是在1830年代出現，緊接著是馬可尼發明的有線電報的出現。電報一開始是用電線來連的，它對新聞業的影響跟兩件事有關。第一個是南北戰爭期間，大家知道南北戰爭對美國的新聞業來說是大新聞，所以當時主要媒體都會關注。但有線電報很容易被炸斷，或者被人破壞。第二個是跟當時美國跟歐洲的這個跨大西洋海底電纜有關。國際新聞——從歐洲到美國或從美國到歐洲的新聞——最早是靠郵輪運輸，郵輪運到了后可能要靠馬車和火車接力。后來有了海底電纜，但可靠性也不穩定。在此之前，新聞寫作也是從故事開始的地方開始，從故事結束的地方結束。但是在電報發明之后，媒體機構依賴電報，而它又不穩定，據說成本還很昂貴，這就促成了倒金字塔結構的成型。把最重要的話放在第一段第一句，然后重要性依次遞減，就算這個電纜斷了，不影響新聞傳播的5W。這是電報對新聞的第一個影響。

第二個影響是，它催生了新的專業通訊社的產生，比如說美聯社。美聯社是依托電報的，沒有電報，可能就沒有現代新聞業的這種發展。

那么第三，克里平兇殺案的報道，美國和整個歐洲都在關注。這種新聞業叫做“講故事的新聞業”，與信息型的新聞業相對應。

《每日鏡報》報道克里平案，來自The Daily Mirror，1910年7月29日

在19世紀后期，西方的新聞發展成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信息型的新聞業，像《紐約時報》的特點就是信息型。而赫斯特報系的很多報紙是這種講故事型的，講故事是為了吸引讀者，為了競爭，報紙已經變成商業產品。講故事的新聞業登峰造極階段的代表表述是“黃色新聞”。黃色新聞不是指色情新聞，而是所有煽情的新聞都被叫做黃色新聞，因為它是用黃色的紙張來印的。克里平兇殺案的新聞實際上屬于那個時代整個行業背景的一部分，大家都在消費它，我覺得這是當時的新聞業發展的一個背景。

在克里平案件的報道當中，有太多國家的媒體參與，比如英國的《泰晤士報》《每日鏡報》，還有美國的《紐約時報》都參與了報道。我們看到，依托電報技術的現代新聞業拉開了序幕。這本書里面講的恰恰就是西方新聞業崛起的時代的序章，非常精彩。

非虛構要還原現實世界的因果關系

師馳：剛才劉老師和邢老師談到，非虛構寫作的這種范式是建立在真實事件的基礎上的。那我們能從閱讀非虛構的作品中獲得什么不一樣的體驗呢？

邢瑋：我覺得非虛構是近幾年才特別頻繁出現的一個詞。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是，之前小說一般也都聲稱“我這本書里面寫的全都是真正發生的事情”。大家可以去看一本非常有名的書叫《小說的興起》，講當時十八世紀的英國小說家，包括《魯濱遜漂流記》這樣的書，在扉頁都會寫：這本書記載的百分之百是真正發生過的事情。你不這樣寫，沒人去買，大家覺得真正發生的事情才有意思。

我想借項飆的一句話，之前看《十三邀》，項飆談“附近的消失”。我有一個感覺，就是我們現在好像離遠方越來越近——我們可以跟大洋彼岸留學的同學隨時聊天、隨時視頻——但我們離附近卻越來越遙遠。原來去買東西，至少要去商場挑一挑，跟服務員、導購去聊一聊。現在這些步驟省了，我們直接就拿到最后一步——門口有個鈴聲，然后你打開門東西就到了，一切都是在手機的虛擬平臺發生的。所以我有一種感覺，就是現實生活虛擬化，因而我們需要去補充一點真實感。所以我覺得，這兩年非虛構有一點越來越火的趨勢，是不是跟我們現在的現實生活虛擬化有一點點關系。

劉蒙之：跟虛構相比較的話，簡單地說，非虛構能提供特殊的認知價值，非虛構通常給我們提供的是一種經驗，一個比較系統的結構化的理解，提供的是知識。 當然，好的敘事絕對也是非虛構的追求，就像這本《無線追兇》一樣。

我們從虛構當中獲得什么呢——審美的能力，情感的感受力。小說能不能給我們提供認知價值呢？沒有問題，但是它不是直接地跟現實一一對應。非虛構是一一對應的，它要還原因果關系。比如說人與人之間的因果，制度對人的影響，從而能夠解剖和還原社會運行的機制，讓我們認清現實。

《無線追兇》重視敘事，它的敘事非常精妙。還有一種非虛構寫作不是以敘事為主，比如說講一個客觀的對象，如果不敘事的話，它會變成科普。科普不好看，基本上我們看到的科普文都是說明文。說明文是沒有人物的，有“人名”但沒有“人物”。人物是一個有欲望的主體，他一定要在一個環境里面追求一個東西，但是他在追求他的欲望的過程當中會遇到障礙，會面臨很多的阻力，他的欲望跟阻力所形成的這種張力，我們管它叫“敘事沖突”。小說還有電影是這樣子，生活也是這樣子。

那么這種敘事怎么代入？我們要怎么給讀者、受眾傳遞我們想傳遞的認知？有一種寫法叫“解釋性敘事”，或者叫“釋義性敘事”。代表性作家是何偉的寫作啟蒙老師、美國著名非虛構作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約翰·麥克菲，他寫過《與荒原同行》。

硬要說非虛構跟小說的區別，我感覺應該是非虛構意圖提升我們對真實社會的認知。我覺得約翰·麥克菲的那種非虛構寫作，能代表“非虛構到底要干什么”這樣一個命題：它給你一個故事，讓你通過這個故事的因果關系來反思人性、反思社會、反思制度。它一定是有寓意的，一般來講，它不是要傳遞一個娛樂的主題，而是想傳遞非常嚴肅的主題，讓你反思自身身處的這個世界的某些問題。不管是人與自身，人與他人，人與自然、人與科技、人與制度等。

邢瑋：我們之前讀小說有一句話說：重要的不是你寫什么，而是你如何去寫。我覺得非虛構其實也一樣。一般讀者我覺得是不會碰無線電發明史這個領域的，但埃里克·拉森去處理的時候，我們會覺得他的處理方式我可以接受。所以重要的是，這個執筆人去處理素材的時候，如何去抽出一條線，或者說找到一個合理的敘述方式，我覺得這個非常關鍵。那埃里克·拉森就給我們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示范。所以我覺得，有的話題它可能比較沉重，也不是很好處理，但這個時候就是對這個作家的野心的考驗，還有對他處理素材的能力的測試。

非虛構寫作是一個理想

師馳：想請問一下劉老師，您覺得近幾年非虛構圖書的市場規模是不是在逐漸擴大，讀者對它的認同和接受程度是不是有一個增加的趨勢？

劉蒙之：大概在2016年的時候，我突然感覺主要的媒體平臺，比如騰訊、網易，很明顯開始重視非虛構。“非虛構寫作”這個概念在國內寫作界的正式提出，應該要追溯到2010年李敬澤老師在《人民文學》雜志開設的非虛構寫作專欄。當時有一批作家在上面發表了非虛構作品。

我覺得中國的讀者可能對非虛構要有一個接受的過程，它的選題過于嚴肅。在今天，大家會覺得很辛苦，有各種各樣的壓力。我們為什么刷抖音呢？就是因為它能讓我們能得到一種及時的放松和快樂，就有點像精神按摩，只要能讓我輕松就可以。那非虛構的選題通常要促進我們思考。如果一本非虛構寫得不好，它在傳遞嚴肅的選題的時候就很難讓我們代入，所以我覺得非虛構可能需要去提高講故事的能力。

美國學者約翰·霍洛韋爾認為，美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劇變導致非虛構文學的出現：“一切事情好像都在以比過去高十倍的速度變化著，藝術家缺少能力去記錄和反映快速變化著的社會……這一時期里的日常事件的動人性已走到小說家想象力的前面了。”社會巨大變革催生的社會現象是非虛構寫作取之不盡的題材。在一個劇烈變化的時代，我們的生活就像過山車一樣，我們是應接不暇的，沒辦法看懂這個世界。今天的社會空前復雜，我們只能切一個簡單的切塊，簡單研究，那么它跟其他系統的關系我們真的看不懂。今天沒有太多的通才，我們的知識往往聚焦在一個方面。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好的非虛構給我提供系統的歷史的認知，是很有必要的。我覺得非虛構作品的價值可能就在這個方面。

市場呼喚好的非虛構圖書，但這很考驗我們寫作者的認知能力——你能不能把這個時代穿透，同時能用比較好的故事去表達。

我覺得非虛構作品有潛在的市場，為什么說“潛在”呢，因為好的非虛構寫作者不像小說可以想象出來。寫作者必須做非常扎實的訪談，這種訪談跟記者采訪也不一樣。記者是下去一天兩天或者最多蹲點一個月就完了，我們叫采風。但是好的非虛構寫作者要做的是田野調查或者叫民族志，它跟人類學和社會科學家的做法是一樣的。作者要沉浸在一個文化群體里面，短則半年，長則十多年的都有，站在他們的角度去理解他們。你不能站在知識分子的角度或者站在他人的角度去評判他，你得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你要像他一樣去感受他所感受的世界，要像他一樣感知、思考他所碰到的那些處境，而不是做簡單的道德判斷。

這對一個非虛構寫作者的投入需求是非常難的，能做民族志，能做田野，還能有很好的敘事技巧，這種作者目前還很稀缺。

師馳：埃里克·拉森本人是一位記者。我們知道現在國內的非虛構作家，其實國外可能更多，都是記者轉行做非虛構作家。記者這個群體寫非虛構作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嗎？

劉蒙之：國內原創的非虛構作家有兩大陣營。第一個是文學，我們叫報告文學或者紀實文學；另外一個就是記者轉型非虛構作家。記者轉型非虛構作家也是我過去五六年一直在追蹤研究的問題，這些記者通常受過嚴格的新聞寫作訓練。新聞寫作訓練對這些非虛構作家來說最大的一個影響是，對事實的尊重，不會去想象，或者說為了讓這個故事更好看，在作品里邊添加一些想象的成分。

我從頭看到尾讀完《無線追兇》，只有個別字句不知道拉森是怎么獲知的，其他大多數的內容絕對有事實依據。他會說是誰說的，每一句描述都有信源。他不是用上帝視角講這個故事，而是復調敘事。事實肯定要講信源，所有的字句都有信源，至于信源是否真實、人物有沒有說假話，你可以交叉驗證。非虛構寫作不是絕對的“真實”，但從材料上來講，一定是有嚴格標準的。

埃里克·拉森

其實任何寫作都是一種素材的選擇。你在講故事的時候，不可能把一個事件像流水賬一樣從頭到尾記下來。非虛構是一種取舍，你舍棄了大部分，選擇了小部分素材去組織敘事。所以“真實”一定是選擇性地關注。材料要真實，但是材料也沒有絕對的真實。回憶錄可以造假，大多數人即便寫日記，都可能會回避對自己不利的細節（或許盧梭的《懺悔錄》除外，他可以勇敢地袒露自己人性的幽暗），大多數寫回憶錄是要把自己寫好的。這也許不能用，但是你就得用，因為你沒有更好的東西能證明或證偽它，這就是相對的。所以，有時候非虛構寫作是一個理想，它是我們要努力靠近的東西，而不是我們真的能抵達的東西。

非虛構寫作有嚴格的標準，這個事情是有門檻的。職業記者轉型從事非虛構寫作，如果再加上好的敘事水平和努力，就可以成為優秀的非虛構作家。

目前，國內一批前記者轉型的非虛構作家在各自的領域拿出了比較好的作品，很多人已經走到了前臺，成為知名的作家。但是我還是覺得他們目前處在一定的困境中。首先，因為很多原因，大平臺已經不像前幾年大力支持長報道或者非虛構寫作。非虛構寫作實際是個公益部門，是不可能帶來盈利的。就在2016年前后，一些大廠會投入很多做這種長故事，但這兩年大廠都在削減開支，這會讓一些非虛構作家失去容身之地。

其次，圖書出版業能不能給非虛構作家提供發展的土壤呢？也很難，圖書出版業本身也面臨閱讀率下滑、發行量下降的問題，他們付給作家的稿費或版稅太低了。再好的作品，在今天的圖書市場語境下，其銷量都是很有限的。不管是版稅還是稿費，很難支持非虛構作家生存。這點就跟美國不一樣，美國的非虛構寫作生態可以讓一個比較優秀的非虛構作家高枕無憂地生活下去，作家還可以拿到一些獎項，如美國國家圖書獎和普利策獎等，還有一些專門的非虛構寫作獎項，帶給作家們象征資本和社會認同。我國的文學和出版生態，目前來看還不能對非虛構作家提供積極的、正向的制度性反饋。我們也希望這個生態能夠快速地好起來，因為一個社會，或者說廣大讀者是迫切需要好的非虛構閱讀文化的。

歷史非虛構讓你與現實脫焦，我們需要更有質量的內容消費

馬可尼

師馳：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關注到一個細節，馬可尼去世之后，為了紀念他的貢獻，全世界的無線電報員為此終止了兩分鐘的服務。邢老師翻譯的是：“這或許是人類最后一次體驗廣闊的寂靜”。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我突然怔住了，人類從這兩分鐘之后再也沒有這種廣闊的寂靜了。我們現在信息接收的頻率非常非常高，已經完全無法想象，在無線電發明之前我們的信息接收和這種技術所塑造的社會形態，以及我們人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們是否需要去反思這種技術的進化和由技術所塑造的社會和人的生活，我們是否需要接受這么多的信息？

劉蒙之：其實我跟師馳有同感，我看到那句話的時候，也覺得好像這個廣闊的寂靜就結束了，從那之后，世界就慢慢地在各種互聯技術的影響下變成一個地球村，然后，我們人與人之間依靠社交媒體產生了各種你自己沒法去掌控的關系。

互聯其實沒什么不好，但是互聯的問題在于，今天我們互聯的渠道——所有的社交媒體，比如說你經常瀏覽的抖音、快手、小紅書——它是否能夠給你提供優質的內容。它最好有公共性，對我們有幫助，而不是通過內容的推送，通過算法，通過信息繭房，讓我們成為流量生產的工具，進而為背后的商業公司和資本服務。其實你是在從事數字勞動，你刷抖音的每一秒都在勞動，你產生的是流量，流量產生的就是財富，但財富不在你手里，財富在大平臺的手里，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所以就有了“新聞回避”，很多人看到新聞有排斥心理。還有就是“斷聯”，我們能不能跟不必要的互聯保持距離？更多的不是說留下一個真空——我現在不閱讀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是不是有更好的替代。除了社交媒體，我們有更好的替代，更有質量的陪伴和這樣的一些內容消費，我覺得這可能是每個人面臨的挑戰。

邢瑋：我覺得技術肯定有很多它的優勢，但有時候我們確實需要一些反思。我們下載什么app、瀏覽什么，好像是自己決定的，但可能更多的時候是由app、大數據、流量來決定。最近流量覺得你應該關注什么，就會給你推什么。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好像我們沒有在過自己想過的生活，而是流量讓你去過的生活。

這樣會催生很多的焦慮。你在刷短視頻或者瀏覽網頁的時候不會，但是瀏覽過后，好像會有特別大的一種無力感、空虛感襲來。這個是由什么原因造成，我感覺可能是因為它給我們呈現了有限的幾種生活方式，給你推的流量網絡會告訴你，這幾種生活方式是大家追求的比較正確的、比較decent的生活方式，你應該去過這樣的生活。那如果說你夠不到這樣的生活方式，你可能就會覺得很焦慮，所以我覺得確實是需要反思的。

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要去讀非虛構，是（為了）跟現實產生連接。我覺得對過去的關懷其實也非常重要，它至少有兩種好處：一種是可以讓我們少一點焦慮。《無線追兇》里有大量的歷史細節，你如果有沉浸式的閱讀感受的話，在讀這本書的幾個小時里面，你就是愛德華人，你就是維多利亞人，你就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一個人，這樣的體驗會讓你脫焦，離過于沉浸的當下會遠一點，這樣你的焦慮就會少一些。你會知道生活方式并不是只有現在這幾種，過去的人還有那樣的生活方式，不一定好，不一定壞，但是有別的一些可能。

然后脫焦的另一個好處就是，我覺得現在一切都變化得太快了。在這么快的變化中，我們可能有一種麻木的趨勢，不以這些變化為變化，覺得一切都理所應當。但你如果可以抽離出來，去看一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生活，你再看周邊的一切會有一些新奇感。我覺得這個新奇感對我們也是非常關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