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包背著一個塞得滿滿的黑色雙肩包，背包一側裝著一瓶她親手做的酸辣醬。她要把這瓶醬料帶給她的愛人。

她行動干脆利落，快速穿過車流和人群。沒有人知道，她只讀到小學二年級，幾乎不識字。在她幼年時，上學的機會是她好不容易爭取來的，不過很快就失去了。在她生活的苗族村寨，她的姐妹從未上過學。

阿包一直很想認字，卻很少有寫字的機會。她最難忘的是，她20多歲時被人販子拐賣后逃回家的途中，在北京和武漢的收容所里，有人叫她簽字，她害怕寫得不好，沒人送她回家。

兩年前，年過五旬的阿包通過手機上語音轉文字，謄寫出一本叫《阿包》的書。最早產生寫書的念頭，是她被人拐賣逃回貴陽之后，她想告訴兩個女兒，那些日子她是怎么過來的，希望她們懂得她經歷的生活，不再重蹈覆轍。

“一個不識字的女人對著手機，一定要把自己的故事講出來，這件事情本身就很特別。”幫阿包出書的出版社編輯涂涂說。

阿包 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像我這樣卑微的生命

如果不是阿包寫出來，她的女兒小菊永遠也不知道母親的內心經歷了怎樣的風暴。

小菊知道的是，1968年，阿包出生在貴州黔東南的雷山縣固魯村。阿包的母親在她8歲時去世以后，繼母帶來了四個孩子，家里人口變多，而糧食不夠。阿包餓肚子時只能忍，沒學上時忍，干活苦累時忍。小時候她一心想讀書，她可以認字，可以不用干那么多苦力活。

這是阿包人生中所照的第一張相，當時她大約5歲。左起：哥哥、媽媽、姐姐，阿包、爸爸、舅舅。

為了賺兩塊八毛錢的學費，阿包挑紅薯藤到街上賣，到山上割草藥、采茶賣，但很快她上學的希望落空了。她是家里的重要勞動力，而她賺來的錢只能補貼家用。

后來，20歲的阿包嫁給大自己18歲的煤礦工人老趙。老趙離過婚，和前妻有個女兒。阿包又生下兩個女兒，加上老趙的母親，一家五口人生活在一起。阿包一直拼命掙錢養家。

20歲這一年，阿包嫁給了大她18歲的煤礦工人老趙。

關于阿包的內心世界，女兒小菊并不知道。剛開始，阿包也擔心這些經歷寫出來，女兒們會感到難為情，但女兒們寬慰她說，沒關系。

阿包寫完后，小菊看了她的手稿。她第一次看到阿包詳述自己的經歷，加上細膩的內心獨白。其中，最讓她覺得難過的是阿包從河北一路逃回貴陽的經歷。在小菊六歲的時候，她有些許記憶，媽媽有很長時間沒回家。

27歲那一年，阿包到貴陽人才市場的街上找工作，有人跑來問她是否愿意跟著出差送點東西，大概三天后就能返回，能拿到幾百元的報酬。這人讓阿包送的東西像一個金黃色的小青蛙，說是黃金，讓她拿好。

阿包當時稀里糊涂，覺得是一份不錯的差事。坐上火車之后，經過三天的路程，她被帶到了河北的一個村子，才知道自己被人賣了。

她一心想逃回家，回到孩子身邊。逃跑的動力驅使她冒險試一試，那是1995年，她想盡辦法逃出了那個村子，坐客車到北京，又在收容所里待了一兩個月，才乘火車回到貴陽。

當她到家時，看到的卻是老趙和前妻在自己家中。小菊再次見到媽媽時，媽媽說，她是到很遠很遠的地方上班了。

阿包沒有離開老趙，因為老趙趕走了前妻，最終選擇了她。兩人又決定重新掙錢把家撐起來。后來老趙得了肝癌，阿包一直照顧到他去世。

逃回家的阿包除了在婦幼保健院當護工之外，她還給二十多家人打掃衛生。那時阿包30多歲，早上5點起床去醫院拖地，從醫院下班后，她還去打掃兩家人，回家大約晚上10點。兩只手天天泡在水里，但每月能掙兩千多塊錢，成為家里重要的經濟來源。

阿包在書中寫道，我并不害怕貧窮，最怕的就是被人打被人歧視……像我們這樣卑微的生命，本來就不該來到這個世界上。

干完活回家路上，有時她想，人為什么要那么苦？但轉念又想，人勤快還是好的，每個月都有收入補貼家用。兩個女兒讀到大學，家人生病花錢，這些事她沒借過一分錢。平時吃簡單點，少花點，老趙喜歡喝點小酒，沒有錢買花生米，就買黃豆，炒一碟就可以。

小菊記得小學時，周末常常乘坐公交車從郊區到市里，跟著阿包去打掃衛生。她看到阿包每次去別人家里，每走一步路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把雇主家里的東西碰壞，一根頭發都不敢掉地上。

有一次，母女三人到一戶人家里打掃，房子是三室一廳，剛裝修好，地上全是灰塵和垃圾。兩個女兒也幫阿包打掃，但是阿包說她們沒做干凈，就重新打掃了一遍。小菊問，這樣我們兩個不是白做了嗎？阿包說，打掃一點不能馬虎，如果我們做得不好，下次他們就不找我們了。那天她們從早上打掃到晚上10點多才回家。

小菊對阿包說，媽，你一天累得很。她說，能養活這個家，就不累。她試著去理解母親，阿包生活在物質匱乏的年代，導致她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安全感。阿包說過，人手里沒錢，心是很慌的。

上大學的時候，小菊的很多同學都是靠父母貸款上的大學，畢業后還在掙錢還貸款。她突然意識到，從小到大她的學費和生活費，阿包都直接拿給她，從未讓她覺得自己生活在貧困中。

小菊從阿包身上學會的是，靠自己一直努力地生活。大學畢業后，她開始做晚托班，從來沒有完整地休息過一天。

阿包取自她的苗族名字“包里給”，“包”是路邊生長的一根刺的意思。阿包出生在一個長刺的季節，路邊長滿帶刺的草，父親就給她取了這個名字。

從此以后，她像一根刺一樣，一頭扎進生活里。

像一根刺，扎進生活里

“我因為走錯了路來到人間，卻依舊沒有改變一生是牲口一樣的命運？” 

阿包寫下的這些文字和涂涂以往看過的都不一樣，“像在控訴命運，卻又真實。”

2021年，阿包寫好后，潘年英幫她改了一遍錯別字，就拿給出版社。潘年英是阿包現在的丈夫，比她大五歲，她叫他潘哥。按照出版社的建議，他壓縮了一半的內容。出版社的人認為文本還不行，太口語化了，應該文學化一點。在這點上，潘哥并不同意，他很堅持，說如果文學化，就不是阿包寫的了。

雖然他之前就反復聽阿包講她的故事，但當這些故事變成文字后，他仍一下子被帶了進去。

潘哥又聯系其他出版社。2021年，涂涂收到一個書稿，是同行轉給他的，說這個書稿很有意思，但是達不到傳統的出版要求。第一個編輯拿到稿子的時候，從第一頁就開始改動了，“因為他覺得開頭像流水賬一樣”。涂涂說，但編輯改了幾頁之后就停下來，把全書讀完之后，又把改過的地方，改了回去。“他發現不能改，或者說改不動它，會覺得力量就消失了。” 

雖然第一眼看上去，阿包的書稿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作品，但讓涂涂想到人類古早的口傳文學傳統。

“她沒有經過文學訓練，連字都不認識，跟我們習慣的文學閱讀不同，有很強烈的異質感，甚至開頭會讓人有小小的不適感。”涂涂說。

但是當他讀完第三頁后，他確信阿包講故事的能力非常強。他記得阿包寫道，她12歲開始上小學一年級，為了上學，她自己想辦法賺到兩塊錢的學費。二年級時被迫輟學，原因是女孩不能上學。“這種命運的無奈壓在一個小女孩身上的重量，和她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還是無法抵抗的無奈立刻全都涌現出來。”

看完后，涂涂有一種感覺，它寫的是一個普通女人的掙扎，以及一個人經歷了命運的重壓后，沒有放棄，一直保持著對世界的善意，最后她活出來了。涂涂決定要出版這本書。

剛開始寫的時候，阿包沒想過能出書。因為此前的出版社一再要求修改，潘哥有些沮喪地說，你這個書還很難出版。阿包說，不出也好，反正全是狼狽的過去。但是潘哥說，那不會的，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也是有意義的。

阿包曾經告訴潘哥，她16歲進城打工，靠賣菜為生，后來嫁給老趙，相繼生下兩個女兒。老趙的工資不高，家里本來一貧如洗，但在他們生下第二個女兒的時候，因為超生被罰了款，家具都被搬走了，連大女兒小菊的存錢罐也被拿走，害得小菊整整哭了一個禮拜。

16歲的阿包曾在潘哥家里當了兩年多保姆，帶小孩、洗衣服、買菜做飯都是她做。他知道她善良勤快。她經歷結婚生子，照顧生病的丈夫、哥哥、父親，又相繼送走他們。

17歲，阿包來到省城貴陽，給表姐帶孩子。

聽阿包講述她的經歷時，潘哥很多次掉下眼淚。而且，他會在心里暗暗發下誓言：只要阿包不離開我，我就永遠也不會離開她。我會盡我最大的能力去保護她，不要讓她再受苦，我要讓她在晚年能品嘗到做人的尊嚴和幸福。

曾經有一次，當阿包講起她的故事時，潘哥說，阿包你太苦了，你可以把你的經歷都寫出來。潘哥想到的是，一個小人物從上世紀80年代走到今天的故事，有很多時代的信息，他想把它寫成小說。當時他在湖南科技大學教現當代文學，后來也教人類學和攝影。

但他一直忙著，這想法就擱置在那兒。有一天，他突然看到阿包坐在桌子前，寫什么東西，他還覺得奇怪，阿包不識字，怎么會寫東西？

阿包說，女兒小菊告訴她，手機有語音轉文字功能，她先對著手機講出來，轉換成文字，再一個字一個字謄抄下來。抄完她又繼續對著手機說，繼續寫。

潘哥走過看了一眼，所有漢字密密麻麻地抄寫在本子上。阿包不懂得分段，也不懂得使用標點符號。不過，潘哥驚奇地發現，她的字居然寫得很不錯。可以說，不遜色于他教授的那些大學生。

阿包是悄悄去超市買的信箋紙。潘哥拿給她幾個筆記本，說信紙不容易保存，筆記本有塑料包裝殼，要耐磨一些。后來她就用潘哥給的筆記本寫，寫了好幾本。那段時間里，只要一空閑下來，阿包就坐在書桌前，埋頭寫字。那時她還把小菊的女兒、一歲的外甥女帶在身邊。等把孩子哄睡著了，安靜了，她就開始寫。

記得住的過去，她全部說出來，“可能也有些記憶漏掉了”。阿包說，衰老之后可能會出現一種現象，當我們正在努力回憶某些事情，而且幾乎差一點就能夠全部想起來的時候，卻總也想不起來。

湖南的校舍里，書房里只有阿包和潘哥兩個人，他們一人一張書桌，各寫各的。手寫速度慢些，潘哥想教她在電腦上打字，但阿包不認識拼音，學了一段時間始終學不會，就還是用她的老辦法。

“一個沒有讀過書，也沒有跟文字有過任何交道的人，當然是不會寫作的。”潘哥剛看到她開頭寫的那段文字時，心里覺得有點好笑。他對她說，你不用每一句話都要講“那時候”。

半年之后，阿包把她記得的故事寫完了。潘哥拿到打印店里打印出來，再來校對和修正。他幫她刪除了一些“那時候”。但后來他發現，其實不刪也是可以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樣才是她的風格，“而這樣的風格恰恰可以跟成熟作家們的文風相映襯。”后來他盡量保留她的文字風格，不刪改她的句子，只幫她分行和斷句、糾正錯別字。

阿包寫下的這些文字的時候，潘哥常常看到她眼淚汪汪的。“這書中的故事，是她個人生命史的真實記錄。”

“她從農村進入城市后的那種努力和掙扎，以及所面臨的種種生活困境和出路，一點也不亞于一部嚴肅的人類學田野志的書寫。”潘哥說，而從文學的意義上講，一個文盲樸實無華的文字，也嚴重地挑戰著那些酷愛修辭和迷戀形容詞的作家群體的文本。

用語音轉文字寫了一兩年后，阿包慢慢發覺認識的字也越來越多。最近，她又用同樣的方法寫了一本書，是關于她在醫院做清潔時看到的故事，以及她和兄弟姐們的故事。

潘哥發現，阿包有強烈的寫作沖動，這種沖動不是面向社會的，她想留下點什么，讓女兒們知道她這輩子走過的路。

在母親的經歷中，小菊看到了她不為人知的另一面。母親只是一個普通女性，但“卻總有一股向上的生命力”。

從抵抗命運中活了出來

阿包說，如果沒有遇到潘哥，這本書也寫不出來。阿包57歲，穿一件深紅色的雪紡長裙，扎著一根高馬尾。今年9月這段時間，阿包在貴州興義市幫小菊照顧兩個女兒。

阿包從前是潘哥家的保姆，現在是他的愛人。他從未想過有一天會跟她在一起生活，甚至都沒想過今生今世還會相見。潘哥說，事情就是這樣的湊巧，他生了一場大病，讓他只能求助于阿包。

六年前的12月，天氣很冷。潘哥到貴陽后下了高鐵，阿包去接。第一眼，她簡直認不出他了，潘哥像一個孱弱的老人，拄著拐杖，背著包，身上裹得嚴嚴實實的。阿包說，你怎么像從某個農村出來的，又像經歷了一場大的災難，完全不像一個大學教授。

潘哥的生活的確發生了變故。潘哥說，那時候，他孤零零的，前妻和女兒因為一些原因離開了。他突然想到阿包，因為她之前在他家干活時，就覺得阿包是一個很勤快和可以依托的人。

2018年，阿包照顧生病的潘哥，潘哥給她買了這一身衣服。

那次潘哥在阿包家里待了四十天，在阿包的照顧下，他嚴重的腰椎間盤突出癥緩解了很多。半年后他又回到貴陽來，這時他跟阿包說，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生活？

當潘哥說希望和她在一起時，阿包根本不相信他，“我是農村人，沒正式工作，什么都沒有。”

潘哥在她眼里是一個當地的“名人”，是大學教授、作家，寫過四十多本書，和她是“不同世界的人”。剛開始小菊也不放心，她跟潘哥說，我媽的性格比較急躁，和你相反。潘哥說，那正好互補呢，她急躁我安靜，我們倆吵不起來的。

潘哥回憶，當初阿包跟他回到老家時，他的家人對她不理不睬。不過，阿包還是下廚房做好全家的飯菜，照顧好潘哥和他生病的母親。母親幾次生病，阿包耐心細致地照顧老人，喂飯喂藥，倒水倒尿。

2020年，阿包一邊照顧潘哥和兩個外孫女，一邊照顧生病的婆婆。

她是這么認為的，做些活兒，她都習慣了，也累不到哪里去。漸漸地，潘哥的家人和她的聊天多起來。阿包只用了半年時間，“就完全扭轉了局面”。

阿包總能獲得別人的信任。潘哥說，以前她在醫院里只不過是一個護工，很多醫生甚至直接把家里的鑰匙給她。無論生活在哪個環境，包括學校宿舍的樓道，只要阿包在，整個樓道都是干凈清爽的。

阿包在身邊后，他每天過上了規律的生活。他每天早上八點前起床，喝一杯牛奶，三個核桃，半邊饅頭，一個雞蛋。逐漸，身邊所有朋友和親戚都說他有福。

當他和阿包在一起生活的時候，他已經57歲了，體弱多病，“她卻不嫌棄我，給我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 

他身上原有的很多疾病，也在阿包的精心料理之下，奇跡般地消失了。現在，他的腰椎病和肩周炎很少發作了，血壓正常了，痔瘡不見了，膽囊炎也不再發作。

潘哥之所以選擇她，是因為有次聽她講照顧患癌癥的老趙，有那么一刻，他非常羨慕老趙，有阿包這樣一個愛人。

決定和阿包在一起后，潘哥覺得他倆是一個整體，不會讓阿包游離在他的生活之外。出席活動，見親戚、朋友、學生，都和阿包一起。他不覺得丟人，但阿包有時候自卑，不知道自己該不該出現在那些場合。

潘哥的研究生畢業了，他們送給潘哥一束鮮花，也送給阿包一束。

潘哥就跟她講，小時候我們都一樣的，你經歷的那些，砍柴來交學費，我也是一樣的。只不過后來我運氣好一點，因為是男孩子，我三個妹妹也都沒有讀過書。

在湖南生活時，潘哥去學校上課，阿包就去打籃球鍛煉身體。她身子矯健靈活，運著球移動步子，一個跳躍，籃球精準地投入球筐。每天下午，她再和潘哥一起去踢足球。退休前的最后一堂課，潘哥帶著阿包去了，阿包在教室后面聽他上課，幫他拍照留紀念。

退休后，潘哥回到貴州老家天柱縣，想在家鄉修建一棟民宿。阿包說，現在孩子們都安家了，也沒有什么負擔。你想有自己的房子，我支持你。

9月這段時間，潘哥在老家修房子，阿包在貴州興義市女兒家帶孩子。每晚她和潘哥打視頻電話，兩人像一對年輕的小情侶聊著日常。潘哥總問她，你什么時候過來？你不在，我的頸椎病又犯咯。阿包笑瞇瞇地說，你沒事時自己也活動一下，我很快就過去啦。

9月最后一天，阿包離開女兒家，回到潘哥身邊。她先從興義返回貴陽的家中。這套兩室一廳的房子是她干家政時存錢買的房子，位于39樓。

阿包記得，買這個房子的時候，周圍全是高聳的荒山。售樓人員問她想買幾樓，她說，我要高一點的，才看得到光。

一年多以后交房時，那一片已有無數棟高樓拔地而起，房子密密麻麻疊在一起，很多光線都被擋住。幸運的是，阿包選的這一套房，每個房間都能看到光。

放下行李后，阿包和小菊下樓吃飯。下樓前，阿包唱起一首快樂的苗族歌曲，是她小時候經常唱的，歌詞大意是，有一塊大田里，養著小魚，養大后我們就吃。我這邊有客人，你這邊有客人，請過這邊來，我做好飯菜，你們吃好喝好再走。

這首歌和她書中扉頁上那首叫《傷心的歌》的苗族歌曲截然不同。“我更喜歡這首。”阿包說。她說話時的聲音略微沙啞、柔和，但唱起歌來時，她的聲音變得透亮和尖銳，歌聲從窗戶飄出去，悠遠綿長。

阿包與潘哥

即將見到阿包的前一天，潘哥在日記里寫道：

今天是9月的最后一天。我和阿包就感覺我們這次分別得太久了，我們都以為是分別了一個月，其實才有十多天……我們在老年來還有這樣的感情，那只能說我們應驗了古人那句話：有情人終成眷屬。

第二天，阿包到了，他的生活正常了，早上又吃上阿包煮的雞蛋。睡覺前和阿包說了很多的話，不知不覺中睡著。

曾經也有個學生問潘哥，你愛她嗎？他說，剛開始是一種需要，一種依賴，但當你離不開一個人的時候，你發現你是愛她的。

有一次他載著阿包到榕江的鄉下去攝影，打算拍一場斗牛比賽。那里人山人海，進去以后手機信號也消失了。

潘哥在大學里教授新聞攝影，阿包經常陪同他去山區拍照，他說阿包是自己的攝影助理。

他擔心和阿包失聯，就讓她站在一棵大樹下，幫他照看攝影器材，他鉆到人群中拍照。走了一段路后，他回頭看一眼，阿包還在原地，也一直在看著他。

后來有幾分鐘，潘哥回頭看不到她，心想她跑到哪里去了。過了一會兒，阿包終于又出現在那里。那時他體會到從未有過的幸福。相機的電用完了，他過去找阿包換電池，才知道阿包剛才去買了煮熟的牛肉給他。

阿包也過上和從前截然不同的生活。她和潘哥經常自駕到茂密的森林，欣賞美不勝收的風景。潘哥記得，有次他們盤桓在一座山上，不時停下拍照。一個多小時后，潘哥從后備廂里搬出無人機來航拍。阿包熟練地打開無人機，裝好機翼。潘哥負責把手機連接到操控盤上，無人機起飛升空，俯拍整個森林。

后來，他們驅車到山頂，周圍出現了罕見的茂密大樹。同時，水泥路也變成了沙土路。越往前走，路就越爛，也越來越危險。一邊是隨時有落石的峭壁，一邊是萬丈深淵。

走到公路斷頭處，阿包發現有村民用硬木架起了一座臨時的小木橋，橋上鋪滿了泥土和砂石。

阿包問潘哥：“你來看看，我們的車子過得去不？”

潘哥仔細作了一下評估，木橋的寬度太有限了，右邊的巖石，可能會阻擋車子通行。他觀察了很久，又反復計算著車身與木橋的寬度。最后決定冒險前行。

他對阿包說，你到橋的那頭去幫我看看，如果車輪子歪了，你要及時告訴我。她走了過去。他發動車子，慢慢往木橋上走，心一直跳得很厲害。

他對自己說，多少黑暗的人生你都經歷過來了，多少艱難險途你也經歷過來了，你千萬不能在這小小的陰溝翻船。何況，你跟這女人才剛剛過上了幾年好日子，你得珍惜啊！

他掛一擋往木橋上走。剛開始還算順利，但到木橋中間車子竟然熄火了。他再次發動車子，慢慢往前走。

眼看車子就要抵達對岸了，阿包突然說：“停！停！停！”潘哥熄火停車，拉緊手剎，然后大聲問阿包：是什么情況？

阿包說，右邊快要碰到石頭了。他重新發動車子，再慢慢移動，車子就過去了。他在前面不遠處把車停好，然后返身回來接阿包。

車子如果掉下去我們就完蛋了，阿包說。

潘哥說，所以我才叫你到前面去幫我看車。我需要你的引導，萬一掉下去了，還有你去給家人報信。

阿包說，如果你掉下去了，我也不想活了，還給誰報什么信啊！ 

驚魂初定，他們又繼續驅車趕路。雖說前方的路還是山路，但平坦了很多。此時夕陽西下，彩霞漫天。他們就邊走邊欣賞路上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