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是“巴黎和會百年”系列的第三篇。1919年，美國總統威爾遜帶著他的“十四點”計劃躊躇滿志地來到巴黎，希望憑此為世界建立一個“公正與確保和平”的秩序，結果卻鎩羽而歸，甚至引來了威爾遜自己背叛了“十四點”的批評。他的“十四點”計劃中諸如消除經濟壁壘、集體裁軍等內容，至今仍是國際政治中的重要議題。100年前的人們批評“十四點”計劃過于理想主義，因此才遭到失敗。然而，政治理念之所以是理念正在于其相對于現實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十四點”計劃的失敗果然是因為它過于超前于時代嗎？如果當時威爾遜能憑借戰后美國強大的實力及其政治手腕實現了他的理念，尤其是對戰敗國“寬大處理”，人類是否就能避免二十年后另一次更慘烈的戰禍呢？

一百年前的1919年1月18日，協約國方27國在凡爾賽宮召開了巴黎和會。經過了3個月的激烈爭論和討價還價后，以英、法、美為核心的戰勝國將嚴厲的《凡爾賽和約》強加給了德國代表。這份和約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國際聯盟盟約，其二是對德和約。在這兩個部分中，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意志，其中國際聯盟幾乎就是由美國獨力促成。

然而，這份條約對于威爾遜本人來說卻是災難性的。這一災難的根源埋在了1918年1月8日。當天，威爾遜在美國國會發表了著名的“十四點（Fourteen Point）”演說，提出了包括廢除秘密外交、消除經濟壁壘、集體裁軍、調整列強殖民地、根據民族自治發展的原則重新確定中東歐和近東地區疆界和建立國際聯盟在內的宏偉藍圖。甫一提出，“十四點”計劃所蘊含的嶄新道德原則和無窮的政治可能性就在國內外引發了巨大反響，當時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受壓迫國家和民族更是將威爾遜視為“救世主”般的人物。

“十四點”計劃是威爾遜政府所設計的和平條約的基礎，然而《凡爾賽條約》的實際結果卻與前者大相徑庭，往日的贊譽也因此化為潮水般的批評。

過于“理想”

一些批評是認為威爾遜的“十四點”方案過于理想主義，其提出的原則與當時的國際政治現實相距甚遠，因此注定要遭遇失敗。例如，威爾遜的談判對手、法國總理克里蒙梭對于“十四點”計劃不乏冷嘲熱諷：“上帝只給了我們十誡，我們還經常冒犯。威爾遜卻給了我們十四點，結果如何還是讓我們走著瞧吧。”在這類人看來，美國人想“寬大處理”戰敗國本身就是“不成熟”的表現；國際聯盟不會是一個各國自愿交出一些自由、公平合作的場所，而只能是一個針對戰敗國們的“神圣同盟”；至于廢除秘密外交和裁軍，更是無稽之談。

另一些關于“十四點””理想主義的批評則是由當時的學者領頭，代表人物就是愛德華·卡爾。他認為美國和威爾遜主義應當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負責，而其原因就在于其錯誤地主張了“民族自決”原則，瓦解了中東歐的大國，破壞了歐洲的權力平衡，同時永久性地在各國煽動起民族主義情緒，而其結果只能是德國的民族復仇主義。在卡爾看來，威爾遜的最大錯誤就是根據道德原則支持了世界政治中的“分裂”力量，促成了國際政治中傳統和殖民帝國等大型政治共同體的解體，使得世界走向了破碎化。

然而，無論這些批評是否正確，過于理想主義都絕非是威爾遜及其“十四點”在政治上遭遇國內、國際雙重失敗的直接原因。

不夠“理想”

威爾遜及其理念的前途關鍵系于美國國內，作為反對派的共和黨人并不反對美國積極參與歐洲和世界事務，甚至可以說是大力支持國際聯盟的建立。美國共和黨人和美國社會不能接受的是遭到歐洲列強“閹割”的國際聯盟。

以前總統威廉·塔夫脫為領袖的美國共和黨要求國際聯盟的仲裁必須具備法律效應，特別是針對國際聯盟盟約第十條，他們主張為了防止侵略而設定的共同防衛條款必須將加入集體防衛戰爭作為法律義務而非道德責任。但是威爾遜在這一點上更加“現實”，他認為共和黨的要求過于超前，既不符合他自身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也無法為其他大國所接受。威爾遜的固執己見最終導致美國國會拒絕批準條約，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毀掉了美國從一戰中獲取國際機制和秩序主導權的可能，導致了民主黨的長期雌伏。

在國際上，威爾遜所主張的各民族的自治發展也沒有得到美國充分地堅持，巴黎和會在愛爾蘭問題、中國山東問題上的帝國主義做法則讓廣大期望變為失望。最為重要的是，威爾遜本人在巴黎和會中的表現更是讓其道德光環破產。

在外界看來，威爾遜本人應當身體力行主張廢除秘密外交號召。然而在和會過程中，不僅戰敗國毫無交涉余地，就連戰勝國也被化為三六九等，甚至意大利這樣的國家都無法保證自己的利益訴求，更遑論其他小國。最為惡劣的是，威爾遜經常拋下美國代表團，僅由其本人在密室中與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里蒙梭敲定合約細節。因此，也無怪乎國內、國外都有人認為是威爾遜自己背叛了“威爾遜主義”。

所謂的“過于超前”并不是威爾遜及其“十四點”在政治上遭遇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只要政治家自身能夠堅持理念，那么即便未能立即取得成功，也不會因此喪失在國內和國際上的政治支持。政治理念之所以是理念，就在于其相對于現實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否則就根本無法成其為理念。

以此而言，威爾遜主義的直接敗因正是威爾遜自身表現“不夠理想”，進而拖累了其國際主義政策。在此后的很長時間內，“戰爭販子”理論在美國都頗為流行。這一理論的支持者們認為，美國人民之所以參與一戰，完全是因為國內少數“死亡商人”的欺騙，美國的參戰完全是為了替歐洲列強火中取栗，根本不是為了推廣所謂的美國的“道德原則”。一言以蔽之，無論歐洲人如何批評“過于理想”，都不會對威爾遜主義產生多少實質傷害；然而如果美國批評“不夠理想”，那么威爾遜主義就頓時失去了基礎。

背叛還是誤解？

威爾遜絕不會接受外界認為自己背叛了“十四點”方案的評價。事實上，正是因為他對自己政策的微妙含義有著更加準確和執著的認識，他才尤其固執己見，甚至不惜在政治上“自殺”、拒絕通過政治交易來說服共和黨在國會放行條約。

然而，政治家就和文學家一樣，文本一旦被創作出來，解釋權就不再由作者壟斷。以此而言，威爾遜并沒有背叛他自己的“十四點”，他僅僅是沒有滿足外界對“十四點”和以其為基礎的新的世界秩序的期待。時至今日，對于威爾遜主義和“十四點”還是存在很多誤解。

“十四點”到底是像卡爾指控的那樣為應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負責，還是威爾遜若能更加堅持原則就能成功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帶來的深重災難？要想做出更加準確的判斷，還是必須回歸“十四點”的文本和作者的原意。

未完待續……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