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日本文化作品中，會出現“被狐貍迷住了”、“人被狡猾的狐貍騙了”的故事。然而，在1965年后，日本人被狐貍欺騙的故事幾乎消失不見。那么，究竟是“狐貍”變了，還是“人”變了？

一

我在序言里提到，日本以1965年（昭和四十年）左右為界，不再有“人被狐貍騙”的新故事產出。當然，這只是我在各地尋訪得出的結論，如果調查得更仔細些，或許能得出略微不同的答案。但把這個時期當作轉變期，大體上沒有問題。根據我聽到的信息也可以基本斷定，1965年確實堪稱時代的分水嶺。

得知這個“事實”后，我開始不斷向人提問：“為什么1965年后，人不再被狐貍騙了？”我問過那些曾被狐貍騙的人，也問過那些曾聽說別人被狐貍騙的村民，他們以“我認為”開頭，告訴了我一些“答案”。這些答案可以分為幾種類型，下面我會在介紹其中幾種觀點的同時，分析1965年左右出現的歷史變化。

日本神話的7種狐仙

二

我得到的“答案”里，提及率最高的要數高速增長時期[1]帶給人們的變化。簡單回顧一下戰后[2]歷史，會發現戰后的日本是從戰敗后的混亂狀態中重新出發的。當時的社會問題包括：在美軍空襲中毀于一旦的都市、從戰場歸來的退伍兵、糧食困難，等等。再往后，還有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由于日本成了美軍的后方基地，美軍在朝鮮戰爭中的特需[3]也促進了日本經濟的復蘇。以此為契機，戰后的日本開始摸索新的生產體制，并在數年后進入戰后的高速增長時期。

從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起，經濟增長在統計數據上的表現日益明顯。以這一年為界，日本的GDP不斷增長。但國民還要晚幾年才會在生活中切實體會到高速增長帶來的影響。大約在1960年左右，擁有“三種神器”——電視、洗衣機、冰箱——的都市家庭越來越多，家庭收入也開始出現增長。

高速增長期對農村的影響還要更晚一些才會顯現。進入20世紀60年代，除了電氣在家庭內的普及，農業的機械化也逐漸開始，燃料很快從柴禾變成燈油、丙烷氣。舉例來說，山村人口變少始于20世紀50年代，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燃料革命導致了燒炭傳統的衰落。以燒炭為業的人們失去了工作，只能離開村子。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農村與山村的畢業生都進入城市求職。高速增長讓城市的勞動力出現缺口，農村山村的年輕人紛紛涌向城市，就是為了填補這個缺口。

1965年就是在這些變化中度過的。

回顧高速增長時期，還有一點不得不提。戰后的歷史始于日本在政治、軍事上的敗北。戰前日本所描繪的亞洲霸主之夢完全破滅。經歷了這些教訓的日本熬過戰后的混亂與復興，開始調轉方向，振興科學技術，從而謀求經濟的發展。當然，在政治與社會方面，圍繞戰后日本該走什么道路，出現了兩種彼此對立的意見。一種認為，日本應該放棄維持軍事力量，走絕對和平主義之路；一種認為，日本應該在日美同盟關系的基礎上“重整軍備”。究竟該選擇哪條路？社會的民主化又是什么？

不過，上述對立并未出現在振興科學技術與發展經濟的道路上。這可謂日本國民默認的發展方向。況且在1956年以后，日本經濟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猛增長，創下記錄。企業生產的擴大促進了設備投資的擴大，設備投資的擴大反過來又促進了生產的擴大，在良性循環之中，勞動者的收入也實現了逐年增長。

經濟發展讓國民看到了日本邁向大國之路的新希望，希望很快又變成了確信。沒有什么能阻止社會朝著經濟發展的方向高歌猛進。“經濟”就此成為全面支配戰后日本的“神”。

“戰后的高速增長使人們發生了變化”、“人們都變成了經濟動物”、“經濟價值成為超越一切的價值”……如上所述，很多人認為，人類之所以不再被狐貍騙，理由之一就是戰后的經濟增長。受此影響，人們開始以經濟價值的有無來判斷自然的價值。

在此之前，人們的日常生活里也有經濟意識的存在。日本歷史上，即使遠在農村山村，人們的生活也并非完全自給自足。村民會種植各種商品作物、制作與加工產品，以此進行廣泛的貿易往來。但對從前的農村山村人而言，經濟只是生活的一個側面，除了買賣，他們自己也會制作各種物品。因此，人們可以超越經濟尺度去評價各種事物，生活在非經濟的環境之中。他們周遭充滿自然界的生命，被神靈環繞，活在村落與家族的歷史中。換言之，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復雜的屬性。

然而，這種感覺隨著高速增長期的到來逐漸衰退。經濟的高速增長改變了人類的精神，也改變了精神世界的溝通方式。人們曾經生活在自然、神靈與歷史之中，擁有與之溝通的敏銳感覺，但如今，他們放棄了這種感覺，以經濟為媒介，用新的溝通方式重塑了自己的精神。

許多人推測，就是在這個階段，人類喪失了回應狐貍的能力。正如人類喪失了解讀自然信號的能力一樣，人類也喪失了解讀狐貍行為的能力。

三

也有人認為，人類之所以不再被狐貍騙，是因為“科學的時代”讓人發生了變化。

戰敗讓日本人意識到，無論“日本精神”還是“大和魂”，在美國的生產力、科學、技術能力面前都毫無用處。例如日美戰爭剛開始時，日本與美國的鋼鐵生產比例幾乎只有1:10，也就是說，在日本只能產出美國鋼鐵總量十分之一的情況下，日美戰爭打響了。用當時的話說，日美間的“物資”差距非常明顯，暫且不論這場仗該不該打，在這種情況下跟美國開戰，顯然是極不明智的。

可日本政府為了彌補“物資”上的差距，試圖加強對日本及日本人“卓越品質”的宣揚。他們指出，日本是神國，是受神靈保佑的國家，從前蒙古來襲之時就有“神風”出現，于危機中護佑日本。

此外，他們還大力宣揚日本人的優秀。比如“大和魂”象征日本人作為天照大神子孫的強大精神，同時不忘突出日本人的能干。這一切旨在強調，有了這些精神，日本就能發揮出超越“物資”的能力。沒錯，從某種程度上看，日本確實擁有“零戰”（零式艦上戰斗機）這類“卓越”的戰斗機，士兵不惜犧牲自己也要重創敵軍艦船的“卓越”精神力也讓美國大吃一驚，政府試圖用這些敘事來彌補，甚至逆轉日本在“物資”上所處的不利局面。

但最終，日本還是迎來了虛無的慘敗。“神國日本”也好，“日本人的卓越品質”也罷，都無法扭轉“物資”上的劣勢。可以說，戰后日本人之所以對經濟增長、科學技術的振興產生強烈渴望，就是吸取了戰敗的教訓。與此同時，這種渴望也改變了戰后的精神風土，促使人們把那些用科學無法說明的東西視為“迷信”和“謊言”，并加以否定。

20世紀50年代后半到60年代前半，是我的小學、中學時代，那時，社會上普遍認為，“優秀的孩子”應該學理工科。他們應該掌握科學的思考與分析方法，由此開發新的技術，助力生產力的發展。以此為目標不斷努力的孩子，才是合乎理想的“優秀孩子”。

事實上，科學只是一門以科學方法考察事物的學問。由此出發，以科學方法得出的真理被稱為科學真理。但這同時意味著，除了科學，還能用別的方法得出別的真理。比如“人為什么而活”這個問題，科學根本無力解答。科學只能從身體構造方面來解釋人類是如何生存的，這或許是種科學真理，但這種真理并沒有解答人類活著的意義。想要找到這種意義，需要科學之外的方法。

但戰后的日本社會氛圍似乎不接受這種觀點。大眾越來越傾向于認為，科學無法解釋的東西都是謬誤。這是因為，日本人過去堅信非科學性的敘事——比如“神國日本”“大和魂”“日本人的精明”等，最后卻迎來了凄慘的戰敗。因此，戰后的日本人拋棄了過往的信條，轉而開始相信科學。

20世紀60年代前半，國民開始以科學為信條，重新理解自己所處的世界，并將其推廣到各個方面。也是在這個過程中，“被狐貍騙的故事”從理所當然的傳聞變成了一種迷信。在此之前，當然也有人認為它是迷信。都市人從沒見過狐貍，在他們眼里，“被狐貍騙”只不過是落后愚昧的鄉下人的迷信，農村山村也不乏視科學真理為唯一真理的合理主義者。但在這一時期，那些與狐貍棲息的自然建立了超越科學認知的深厚關系的“傳統社會的居民”，也開始相信“科學的才是進步的”。

很多人認為，正是這種變化，使得人們再也不能理解“科學無法解釋的世界”。這就是1965年后，人類不再被狐貍騙的重大原因。

四

前面提到的兩種觀點，都是認為人類發生了變化，導致人與狐貍之間的溝通無以為繼。第三種觀點則比前兩種更進一步。

人們談論的第三種觀點認為，信息傳遞、溝通方式的變化是重要原因。進入20世紀60年代，這個領域出現了兩個大變化，一是電話的普及，二是電視機的普及。另外還可以加上第三點，包含漫畫雜志在內的周刊雜志銷量的上漲。

這意味著什么呢？在此之前，報紙、雜志上刊登的信息都是用書面語寫的，日常口語傳達的信息則往往需要人充當傳達者，實現口口相傳的目的。

此外，村民們還有個重要的信息來源，就是大自然。尤其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必須了解當地的“農業日歷”，也就是每年的氣候預測。例如部分東北農民使用的“寒試法”，就是以寒冷季節的自然與天候變化來預測一整年的氣溫及降雨量變化。對農民而言，春夏的天氣、氣溫、降雨量都非常重要，必須配合這些條件，才能規劃當年的農業種植工作。

這些信息往往隱藏在日常生活之中，例如，他們可以熟練地從蜜蜂筑巢的方式中預測臺風登陸的方向，從蟲類的行動變化預測未來是否會有降雨，從山色的變化預測當年何時換季，從大自然的花開時間推定播種的時間點。農民與自然交往密切，隨時都能從自然里獲得消息、靈活運用。

也就是說，過去村民們不僅能從報紙、雜志等媒體上獲得書面語信息（當然，這里的書面語，是指明治時代“言文一致”運動之后的書面語），從他人口中獲得口語信息，還能從自然界獲得信息；其中，與日常世界密切相關的信息，是口語體的信息與大自然給與的信息。

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口語體的信息率先發生了變化。其實在此之前，收音機的普及就讓人們通過電波獲得了口語體的信息。但電視與收音機不同，除了聲音，還帶畫面。具體說來，就是聽收音機的廣播時，人們需要根據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旅行記憶等展開聯想；但電視機不再需要聯想，它能把人們經常關注的相撲、摔跤、職業棒球等運動直接呈現在觀眾眼前。電視里的新聞節目也一樣，屏幕上會映出播音員的表情與形象。

這類信息在全國同時、統一地推廣開來，沒有時間差，內容也完全一致。中央傳達的信息也通過畫面，用口語體傳達到全國各地。

以人為媒介傳播信息需要一定的時間。重要信息往往會被加緊轉達，不那么重要的日常信息則是看時機轉達。那些日常信息就不重要了嗎？對村里人來說，未必。因為這些信息能讓他們互通想法，有時還能促使大家達成共識。

另外，人與人之間口口相傳的信息還有個特點，就是必定伴隨著加工與渲染。在這個過程中，信息可能被夸大、被部分強調。因此，聽的人在接受信息的過程中，必須分辨哪些部分才是事實。換句話說，口口相傳的信息要求聽者具備讀取信息的能力。因為信息在傳遞過程中被添加了太多主觀因素，想要正確理解，就必須懂得讀取。

不過，電視播放的信息總給人一種客觀的感覺。比如電視上顯示的相撲結果，無疑就是真正的比賽結果。當然，電視節目也受到制作方的主觀態度影響，但大眾觀看電視時，卻會有種“所見即是客觀事實”的錯覺，這就是電視的特征。如此這般，電視機的普及以口語信息為載體，抹掉了人們“讀取”信息的步驟，讓人不知不覺就把看到的信息當做真實；信息傳遞的新形式由此誕生。

包括漫畫在內的新刊雜志，雖然也使用印刷字體，但文字大都與口語體相近。于是，人們閱讀雜志也越發容易，不用再自行把書面語轉換為口語。

此外，電話的普及消除了人與人溝通時的表情作用，拓寬了“純粹的信息傳遞”這一溝通形式。

同時，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人們漸漸不再從自然界里讀取信息了。農業方面，各種農藥面世，就算農民不再留意自然界的變化，也能在農作物出現問題時用農藥調節。加上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萎縮，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逐漸轉變為“外出務工”；成為雇傭勞動力的人也無需再關注自然界發送的信息。

就這樣，20世紀60年代，村民日常接觸的信息及其傳播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改變了溝通的形式，使得狐貍與人之間“傳統的”交流方式日漸消失。這就是第三種觀點。

注釋：

[1] 高速增長時期：一般指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石油危機發生的1973年。其間，日本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超過了10%。

[2] 戰后：指二戰結束之后。

[3] 特需：美軍在日本籌集軍需物資及勞務的需求。

【本文節選自《日本人為什么不再被狐貍騙了？》，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