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獲悉，西泠印社名譽副社長、上海市書協顧問、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知名書法篆刻家高式熊先生，于2019年1月25日早晨安詳逝世，享年98歲。

高式熊在傳統書法篆刻、印學研究、印泥制作等多個領域均有重要貢獻，在當代藝術界享有崇高聲望。

高式熊，1921年生，浙江鄞縣人，知名書法家、名篆刻家。中國書協會員、西泠印社名譽副社長、上海市書協顧問、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上海民建書畫院院長、棠柏印社社長。其父高振霄乃晚清翰林太史、新中國上海市第一批文史研究館館員、著名書法家。他幼承家學，書法得到父親親授，20歲時獲海上名家趙叔孺、王福庵指導，擅篆刻、書法及印學鑒定，書法出規入矩，端雅大方；后又喜摹印作，對歷代印譜、印人流派極有研究。其書法楷、行、篆、隸兼擅，清逸灑脫，尤以小篆最為精妙，與篆刻并稱雙美。還著有《西泠印社同人印傳》、《高式熊印稿》等專著。

據悉，雖然九十多歲，高式熊先生一直耳聰目明，反應速度較快，且極具童心。因長得似俄羅斯人，故而得了個“伊萬諾夫”的綽號，對此高式熊生前說：“我去日本的時候，他們說我長得像是畢加索的兄弟，還讓我和畢加索的畫像一起合影呢！”除了書法金石，他也愛好收藏名牌相機、圓珠筆等。

2018年中國文聯專門設立“中國文聯終身成就藝術家”榮譽稱號。中國書法家協會結合書法界實際，經中國書法家協會七屆主席團三輪民主投票推選，并報中國文聯批準，授予高式熊、張海“中國文聯終身成就書法家”，當時對高式熊的評語是：“97歲的老人，閱盡滄桑，見證了現、當代書法篆刻發展之歷程。其書風印風，以趙叔儒、王福庵為根基，出規入矩，典雅高邁；一筆一劃，一刀一刻，由技入道，以“無我”姿態達“有我”之境界。幾十年來，他潛心書藝，心境超然，遠離塵囂，人書俱老。在當代書壇，其為人治藝，藝德兼修，為年輕一代書家樹立了典范。”

高式熊先生不僅篆刻、書法造詣精深，還是著名的印泥制作大師，曾受教于西泠印社早期社員，著名書法、篆刻家，收藏家魯庵印泥創始人張魯庵先生，得張先生真傳。

張魯庵1962年臨終前，將“魯庵印泥49號秘方”托付給高式熊，叮囑其務必將魯庵印泥的制作工藝傳承下去，并將此秘方捐獻國家。由于種種原因，魯庵印泥原有的其它55號配方下落不明，“魯庵印泥49號秘方”成為魯庵印泥唯一傳世的“血脈”。經過高式熊先生多年奔走呼吁，魯庵印泥終于被上海市政府批準為“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并報送“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高先生也隨后表示將把“魯庵印泥49號秘方”無償捐獻給國家。

 

上海文史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上海市原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祝君波對澎湃新聞說：“我在境外，驚悉高式熊先生逝世，謹致沉痛悼念。高先生一生為我國的書法事業、出版事業和文史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在改革開放時期，他成為了上海文藝界的名片，給全社會以正能量。他高尚的情操和低調的為人，為知識界樹立了榜樣。他的音容笑貌和他的書藝人品長留天地間！”

據悉，高式熊先生即便過了九十多歲，仍然聲若洪鐘，手腕有勁，年輕書法篆刻家都覺得累的玉筋小篆和鐵線篆刻，他每日可以揮寫揮刀，樂此不疲。

上海市書法家協會顧問戴小京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我們曾經是《書法》雜志同事。曾經茶余飯后經常和我們談過去的人，過去的事，包括文化、官場、篆刻方面的事。老先生和藹可親，和我們這些晚輩是沒有距離的。他話不多，常常只說一兩句話，但卻很中肯到位。他一生堂堂正正的做人，刻印寫字，有那一代人的風骨，給我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上海市書協理事，魯庵印泥傳習所常務副所長陳標先生則表示，“高老不光水平高，道德品質也高。他關心基層，關心別人，也不會因你不會寫字而不搭理你。每逢春節都要寫許多對聯，有求必應，從不因自己是大家而拒絕別人的要求。即使是他因癌癥于2018年6月住進徐匯區中心醫院，也是嘮嘮叨叨‘等我好了，拿個擱板來，我來給你們寫字。’”

上海市青年書法家協會主席、徐匯區書法家協會主席盧新元表示，“當時剛來上海，作為一個新上海人，前往高老家拜訪，進行過訪談。他非常謙和，有求必應，一點架子都沒。因為他的無私和傳承，才能將好東西傳給后人。真心希望他能活到百歲之后。他的去逝，是書壇的損失，也是我們這些晚輩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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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式熊訪談錄

問：您是西泠印社的元老了，是否能首先談談您的從學經歷以及您與西泠印社的淵源關系。

高式熊：這些見諸各種報刊文章都已很多了，最好西泠印社能把它都整理出來，有什么不足或不準確的，我再來補充改訂。

這里，我就簡單地說一說。我出生書香世家，父親高振霄是晚清進士翰林，我從小受家庭熏陶，《說文解字》寫過好多遍，后看見家里有許多印章石頭，就想著要刻了，那時大概十五六歲。我家并無人刻印，我只是喜歡，無師自通，刻著玩而已。趙叔孺先生和我家一直較熟，1941 年，我21 歲時拿了自刻的印章去向他請教，趙先生就向我介紹了他的學生張魯庵。趙先生說：“張魯庵藏的印譜很多，你可以去看。有一部印譜很好，你一定要有，就是《黃牧甫印譜》。”看來趙先生囑咐過張魯庵了，沒多久，張魯庵到我家來，就送給我這一部兩冊的《黃牧甫印譜》。他對我說：“你喜歡刻印，我家藏有許多印譜，你可過來看。”那年他42 歲，正好大我一倍。他每次帶來一大包印譜，開個清單，送到我家，看完了我打電話去，他再給我送來，這樣看了有兩年多，他收藏的四百多部印譜我幾乎全都看了。

我認識王福庵先生也是在21 歲那年。趙叔孺、王福庵、張魯庵三人，我差不多是同一年認識的。王福庵先生是我父親的朋友，他住四明村3 號，離我家很近，所以與我家來往頻繁。我刻印并未向他正式拜過師，只是叫他“王老伯”。他經常到我家來，看我刻印。我有許多印也是寫好了印稿，拿去請他看過后再奏刀的。王福庵先生對我比對他的學生還要嚴格，有些字稍覺不妥，就要重新考證，解惑釋疑，一絲不茍。我們雖不是師生關系，但比師生還親密，在篆刻藝術上，他對我的幫助最大。我一生都沒有受過那種老師與學生間授課式的指導，我從王福庵先生那里受到的教益，都是通過平日交往、耳濡目染得到的。什么叫老師？這就是老師。首先是我想學，去求學，我到王福庵先生家里去求教，就是上課，我就是這樣學下來的。我有緣結識王福庵、張魯庵這樣的名家，是我的幸運。

1947 年重陽節，我隨丁輔之、王福庵乘火車到杭州，參加了西泠印社補行40 周年紀念活動。隨后，丁、王二位前輩就介紹我加入了西泠印社。當時合影中的立者右邊第4 人就是我。

問：張魯庵對西泠印社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西泠印社藏品的大半都是他捐獻的，但現在年輕的篆刻愛好者對他知之不多。

高式熊：我不止一次地呼吁過，對于篆刻界，張魯庵是不可忘卻的人，他對西泠印社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西泠印社應該大力宣揚他，要樹立這樣的榜樣。這絕不僅僅是出于我自己的感情。

張魯庵是浙江慈溪人，西泠印社老社員。他久居上海，是上海的小K，有房地產。他在上海開有藥鋪，叫“益元參號”，在南京路的哈同大樓里。他還是杭州張同泰藥店的老板，他的家族是杭州四大家族之一，當時的杭州張同泰藥店我也曾去過。張魯庵對經營藥店沒什么興趣，卻把所有的興趣都放在了收藏印譜、印章之中。他就是這么一個“怪人”。張魯庵的老師是趙叔孺，還有丁輔之、王福庵、陳巨來、方介堪等名家都是他的朋友，他篆刻的眼光當然好。張魯庵有那么多印譜，但決不自秘，他要我為他編寫一部《張魯庵所藏印譜目錄》，這是我在上世紀50 年代時編就的，每一本印譜的尺寸、版本、何人作序、出版時間都一一詳記，編成后油印成冊，分送同好。張魯庵說：我有那么多的藏品，但不是我私有的，我一定要捐獻給國家。他叫我去找上海有關部門談，但上海方面當時不夠重視。1961 年，他又要我與北京中央文化部聯系。最終這些珍品歸藏于西泠印社，我認為是最理想的選擇。希望西泠印社能把張魯庵捐獻的文物編目整理成冊印行。張魯庵把一生的心血都撲在了印學上，把錢都慷慨地用在了印學上，他有這個條件，他是一個為印學而不惜成本、真正慷慨的人。我還沒有遇見過像他那么執著的人。這樣的人很少！

問：在與張魯庵的交往中，還有哪些給您印象深刻的事?

高式熊：上世紀40 年代時，我常去益元參號內張魯庵的辦公室，那里是他每天必去的。50 年代他身體不好后，我就常去他家里了，每星期總要去幾次，我們刻印、做印泥、看印譜，如“西泠八家”和“徽派”，從早到晚在一起，無話不談。張魯庵喜鄧完白印，臨仿過其不少作品，我們常在一起切磋。他把漳州印泥買來，是最貴的名牌“魏麗華”，幾十塊銀元一兩，還請了個化學工程師幫助分析里面的成分，以便提高制作質量。他做印泥肯花錢、肯鉆研。1962 年4 月他病重住院，我去看望他，告訴他，我要到西泠印社去。沒想到這竟成永訣，回來后，他已去世了。

我學習的資料都是張魯庵提供的。在圈子里，他藏的印譜堪稱第一，從秦漢印到流派印，我隨時都可以看，這是一筆不得了的知識財富啊。像張魯庵這樣在上海收藏界中的富翁，他藏的那部《十鐘山房印譜》，當時的價格是800 兩銀子，是吳湖帆賣給他的，共有192 冊，這么貴重的印譜他也送來給我看！我要看趙之謙的印章，他就把印章拿出來洗干凈，涂上墨，再填些粉，用放大鏡照著，仔細研究趙之謙的刀法究竟怎樣。現在的人哪還有這樣的眼福！他把心思都用在印學上了，真正的藏家不可能把那么貴重的印章讓我這樣地把玩。這么真誠的朋友我真的是沒有遇到過！

第一次認識張魯庵時，他給我做的印泥，我現在還留著。我用的刻刀也是張魯庵送給我的，這把刀是他自己用封鋼做的，刀身用胡琴弦捆扎起來，這是他的特點，手拿著比用絲線扎的要牢固方便得多，我從1941 年一直用到現在。睹物思人，這兩件遺物是我對他的紀念。

問：您為張魯庵先生遺藏捐獻西泠印社之事，不辭辛勞，來往奔波，做了許多工作。

高式熊：作為老社員，能為西泠印社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理所應當的。1962 年5 月，杭州市文化局的王樹勛、朱德班來到上海，找我商量在張魯庵去世后，動員其家屬將藏品捐獻給西泠印社之事。我與他們一起去做張家的工作，張魯庵家屬深明大義，一致同意將藏品捐獻給西泠印社。此后，杭州市文化局多次來人看過張家藏品。清點交接期間，我請了假，去幫助張家整理印譜等，共整理了三天，整理清點完畢，貼上封條，運去了杭州。1962 年12 月15 日，我參加了在杭州飯店舉行的張魯庵藏品捐獻大會，我代表張家家屬發了言。為了捐獻藏品之事，當時杭州有多少人到張家來看，清點時有多少人在場，都有原始記錄和照片的，你可以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來，不清楚的，我再來補充。

西泠印社在王萍擔任書記時想要恢復生產印泥，他們請我幫忙，我也很樂意為印社做點事。我請來了張魯庵的兒子張永敏，一則他在杭州大學化工系工作，是搞化工的；二則曾幫助其父做過印泥，他也想把他所掌握的資料交給印社。我們和印社領導及有關人員一起吃晚飯，在我介紹了張永敏后，一位領導語氣輕慢地問道：“你的‘魯庵印泥’有什么好處呀?”好像是張永敏在上門兜生意，此事最終不了了之。我按照張永敏寫的49 號配方做出的印泥，質量完全達到了魯庵印泥原有的水平。張魯庵是印社老社員，魯庵印泥只有在西泠印社制售才最適合，上海印泥廠不適合，對此我已經說過許多次了。西泠印社自恢復以來，開理事會，發給我一本小本子，我每年用這本子作記錄，每年開會每年講，形式化，有啥用！

問：請您介紹一下您創作的兩部印譜《西泠印社同人印傳》、《西泠勝跡印譜》的情況。

高式熊：《西泠印社同人印傳》以印社同人每人為一印，邊款刻小傳，共計220 方，刻成于1948 年，那年我28 歲，當時僅拓一部捐給了西泠印社。當年王福庵先生、張魯庵、秦康祥和我常聚在一起，商議此譜的創作。秦康祥負責撰寫所有的同人小傳，張魯庵提供石章、印泥等材料，篆刻由我負責。我寫好印稿后，拿去給王福老看，根據他的意見再作修改。王福老要求很嚴，最多的一方，我反復刻了五遍才完成，就像畢業考試一樣地精心構思，竭盡全力。這部印譜既是同人名錄，也是小傳，藝術性與史料價值集于一輯，是我們四人通力合作的結晶。1962 年，為了向西泠印社60 周年獻禮，我們匆匆拓制了一部四卷本的《西泠印社同人印傳》，由我捐給了張宗祥社長。“文革”動亂時期，這部印譜的原石我損失了不少。1955 年，由我的學生聯系上海朵云軒，專門組織班子鈐拓出版了四卷本的《西泠印社同人印傳》。此版收存印157 方、補刻印7方，合164 方。那年我75 歲，朵云軒為此共出版《印傳》75 部。

《西泠勝跡印譜》是我三十多歲時的作品，是在王福老精心指導下完成的，許多印稿還是王福老親筆批改的，這些印稿我至今還保存著，是我早期學習歷程的珍貴資料。這部印譜刻好后，沒有裝訂成冊，只拓過零星的印稿，因為王福老聽說韓登安也刻了同一題材的印譜，便囑我將印譜暫緩面世，其心地忠厚，讓我欽服。

問：您是跟王福庵先生學的篆刻，因而有人認為您的印風承繼了浙派的正宗，請談談您的藝術創作觀。

高式熊：我刻印從秦漢印出，并不是單純學浙派，浙派只是清乾嘉年間的特殊產物，實際上浙派也是從秦漢印出來的。像我這樣，能看到這么多印譜的人是很少的，張魯庵能把那么多貴重的印譜都讓我帶回去看，這是他對我的信任，同時也是我的努力精神得到了他的認可，這是互相的，我非常珍惜、決不放過這一機會。高魚占先生要我刻象牙圖章，象牙章可不是那么好刻的，他看過我采用《禮器碑》刻的邊款后，大為贊賞，就把他藏的《禮器碑》明拓本給我看。所以，凡是大收藏家，只要遇到了真正的知己，他是愿意拿出他的精品放心地交給你看的。我對我的學生是很嚴格的，在藝術上新一代要超過前人。有人說現在的社會是急功近利。我說一個人要有奮斗精神，就是要出風頭，但這不是吹牛，是要拿出東西來的，要搞就搞出第一。

問：您對西泠印社的工作有什么要求與期望。

高式熊：西泠印社社員要像愛護自己的身體一樣愛護印社，要拿出自己的精品來，不能有一點馬虎。在日本，西泠印社的名聲很大。我以西泠印社副秘書長的名義去日本訪問時，梅舒適先生對我說：我只要西泠印社社員，其他的頭銜都可以不要。我們壓力重重，要維護好西泠印社的光輝形象，這是我們的責任。

（此文轉載自西泠印社，文郭超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