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紅高粱》由鄭曉龍執導，趙冬苓任總編劇，原著作者莫言擔任總顧問，于2014年10月首播，今天在重溫經典頻道收官。該劇以抗日戰爭時期的山東高密為背景，講述了以九兒為代表的高密人民用生命譜寫充滿血性與民族精神的抗爭故事。

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以下簡稱“藝委會”）曾在該劇首播后舉辦研討會，現將刊載于《中國電視》雜志2015年第3期的研討會綜述重新編發，讓我們從主創及文藝評論家的視角，深入研究《紅高粱》的創作經驗，探尋經典文學名篇轉化為經典電視劇的創作之路。

主創說

弘揚愛國主義 彰顯家國情懷

● 莫言《紅高粱》原著作者、本劇總顧問

我覺得這個作品有四點讓它站得住，一是弘揚了愛國主義精神，不是說打了鬼子就是主旋律，即便沒有抗日的部分，也是在弘揚愛國主義。二是表現了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念，很多人物所具有的價值和道德標準都符合我們正面的傳統文化。三是講述了一個精彩、曲折、豐滿的故事。四是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角色。

雖然這部劇中可能有一些情節不符合生活經驗，但是它符合藝術，符合老百姓的心理需求。

● 趙冬苓  電視劇《紅高粱》總編劇

特別感謝莫言先生大度地任憑我去改編，我很有“野心”，希望在保留原作中那種狂放的精神與強悍的生命力的基礎上，表現出混亂年代里人性的野蠻生長。

很多觀眾說抗日的部分太少，我認為讓老百姓從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到建立了“家國”概念的過程也尤為重要。

我希望能夠寫出三十年代的“清明上河圖”，描寫社會各方面、各階層人物的生活，在外敵入侵的時候把他們身上的東西都激發出來。藝術永遠是有遺憾的，希望自己能不斷地進步。

● 鄭曉龍  電視劇《紅高粱》導演

《紅高粱》拍成電視劇很難，它是一個線性結構，需要大量的素材、情節，還有更多的人物，直到看了趙冬苓的故事大綱，我才有把握能拍好。編劇提供了非常好的人物、故事、情節，在拍攝時通過細節的處理保證了其邏輯的合理性，將虛構變成了真實。

在演員的選擇上，我一開始也進入了誤區，只想找山東女演員，后來制片人和莫言老師都對選角提出了建議，現在看來，這些演員的選用也是這部戲能在年輕人中有影響力的原因之一。

專家談

把握原著精神內涵

做符合創作規律的改編

● 李準  著名文藝評論家

衡量電視劇對經典和名著改編是否成功，可以用三個尺度：一是藝術樣式的轉化。文學靠語言的想象力創作形象，電視劇靠影像和聲音表現主題、塑造人物。該劇在藝術樣式的轉化上非常成功，敘事結構符合創作規律。二是體現新的時代感。1986年小說《紅高粱》發表時，人們追求個性，呼喚人性的自由。而三十年后的今天，人際關系更加豐富，人的追求更加多樣，只強調狂放、野性，便無法滿足觀眾審美的需要了。三是忠于原著。電視劇寫出了中華民族的血性，包括追求愛情與自由、批判舊政權與腐敗等，體現了民族的尊嚴和個人的尊嚴。

● 梁鴻鷹  時任《文藝報》總編輯

這個劇改編的難度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編劇拓寬了敘事的范圍，添加了電視劇的優勢敘事資源，比如九兒在夾縫中的成長、家庭中的內斗、幾個男配角的敢作敢為等，以此構成了該劇的觀賞性。從敘事藝術的長度、密度、難度三方面來講，電視劇版《紅高粱》都達到了較高標準。

● 李躍森  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評論員

《紅高粱》較好地把握了原著的精神內涵，符合當代觀眾的審美趣味，實現了藝術精神與大眾趣味的統一。該劇的改編符合創作實際和藝術規律，沒有在超越小說和電影上著力，而是另辟蹊徑，在廣度上做文章，采取了一種保留主干、添加枝葉的方式，用各種手段從各個方面去豐富它，所以這是一部比電影更加豐滿、更加有趣味的作品。

對歷史及地域特色的生動還原

● 范詠戈

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影視文學委員會副主任

電視劇《紅高粱》非常真實地還原了高密的地域色彩和歷史年代，完整呈現了膠東全民抗戰的環境氛圍和高密的民間歷史場景，無論是民族史還是家族史都敘事流暢、還原準確、結構完整，劇中濃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增強了可看性。

該劇對主題的提煉也很見功力，抗日背景下的全民抗戰、慷慨赴死是對原作的一種詩意升華，給當下的劇評提供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

● 李掖平  時任山東省作協副主席、本劇文學顧問

該劇在思想格調上做到了恢弘大氣和細膩精致，最大限度地還原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把每一個細節都和現代的審美意識做了完美結合。同時，該劇也做到了寫意和寫實的高度融合，對人性最重要的精氣神，也就是對自由、野性的刻畫都做得非常好，還原了莫言小說原著的靈魂，那就是激情和血性，掙扎和救贖。

文化內涵上的提升與擴展

● 閻晶明  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

電視劇《紅高粱》把九兒作為主要人物，擴大了家族故事的層面，更具生活的嚴密性。同時，從國家情懷的角度體現了編劇對年代劇的把握能力，線索的突破及史實的融合都處理得非常好。人物最后的結局又都具有傳奇色彩，做到了把一個浪漫主義故事變成了一個現實主義傳奇。

● 尹鴻  時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

《紅高粱》小說原著是既有西方文化的影響，又植根在中國文化上的產物。九兒是那個時代背景下的人物形象，電視劇非常巧妙地保留了九兒任性的、個性的、對秩序與權威有顛覆性的品格，同時又把她拉回到了一個真實的家國故事里面，在保留原本文化精神的同時，遷移了主題，使作品更容易被認可。

對于電視劇版《紅高粱》的一些思考

各位專家就該劇本身的一些不足發表了意見，一是在人物的塑造上，九兒這個形象的精神氣質不夠野，過于城市化，在寫人物缺點時還需把握好分寸；有一些人物比較單向，不夠豐滿。二是電視劇的寫實性導致了想象的不自由，從浪漫的、帶有某種象征性的文學文本到現實主義電視劇的轉換過程中，在主題和風格之間會出現一些裂縫。第三是需要處理好真實性與合理性的關系，劇中有些情節和橋段欠缺一些生活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