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法院報》整版刊發牡丹江中院關于李傳良貪腐案的公告，引發極大關注。公告顯示，李傳良案涉案資產超31億元，案發后扣押、凍結資金超14億元、查封1021處房產、查封土地、灘涂27宗、查封林地8宗、扣押汽車38輛、扣押機械設備10臺（套），凍結18家公司股權。

版面上密密麻麻的貪腐事項，以及這一連串的數字概況，讓觀者觸目驚心。李傳良系黑龍江省雞西市原副市長，于2018年11月逃匿境外，并向境外轉移部分涉案贓款；2020年12月1日，黑龍江省公安廳對其發布通緝令；2024年9月，李傳良貪腐案被立案受理。

很多人關心，腐敗分子逃到了國外，其貪腐案如何辦理？

其實，早在2012年修正的《刑事訴訟法》中，就有關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規定。之后，最高法、最高檢在2017年發布了《關于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若干問題的規定》，使得對外逃腐敗分子的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日益完善。

2018年，《刑事訴訟法》再次修正，新增“缺席審判程序”一章，解決了對外逃腐敗分子只能依法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對其本人不能缺席審判的問題。2020年10月，“百名紅通人員”白靜貪污違法所得沒收案，就是在被告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的。通過這些制度和程序的完善，織牢織密追逃追贓之網。

追逃追贓是一項跨領域、跨部門的工作，往往涉及外交、司法、執法、金融等，只有整合各方力量，加強統籌協調，不斷明確各單位、各崗位應當履行的具體職責，才能形成健全、規范、有序的工作機制。這次，李傳良案被查封的資產涉及房產、土地、灘涂、林地等，其實就可以看到多部門協作的影子。

值得一提的是，曾經幫助李傳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雞西濱港特種汽車有限公司原總經理孫成祥、雞西市財政局金融研究所原副所長董玉琨等人，已經被逮捕。這也給了那些協助腐敗分子外逃的幫兇以嚴正警告，而通過司法震懾“協逃”人員，也可以形成對腐敗分子外逃渠道的擠壓。

境外不是“法外”，避罪沒有“天堂”。近年來，針對外逃腐敗分子，中央一再強調“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其中，在經濟上讓外逃腐敗分子“斷血”，使其生存空間越來越小，進而逼迫其回國自首，是一個重要手段。

當然，輿論場上也不乏這樣的疑問：對于已經轉移到國外的贓款，是不是就沒有辦法了呢？

并非如此。我國《監察法》有一整章專門對反腐敗國際合作做了規定，其中提到，“對于重大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被調查人逃匿到國（境）外，掌握證據比較確鑿的，通過開展境外追逃合作，追捕歸案”“向贓款贓物所在國請求查詢、凍結、扣押、沒收、追繳、返還涉案資產”。

這也就是說，贓款無論在哪里都不可能是絕對安全的。近幾年，不少外逃人員就是因為在經濟上捉襟見肘，在精神上終日惶惶，最終只能回國接受審判。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紀檢監察機關集中力量查辦跨境腐敗案件，追贓挽損102億元，“天網2023”行動追回外逃人員1624人。

所以，不要以為逃到了國外，就可以高枕無憂。法網恢恢，越織越密，追逃追贓工作不僅可以做到“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也正在進一步達成“既跑不了和尚也跑不了廟”的效果。

對李傳良案的查處，既釋放“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強烈信號，也再次說明，無論涉案人員是何職務、身處何地，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應受到制裁，都會受到制裁。

而從長遠來看，一個地級市的副市長，腐敗到如此令人咋舌的程度，也讓我們不得不反思，單靠事后追究還不夠，預防腐敗、預防外逃的機制同樣需要不斷完善。只有讓權力在陽光下、法律內運行，接受充分的監督和嚴格的約束，才能從源頭上杜絕腐敗行為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