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一個獨特的世代。一方面，它與許多人心中典范化了的八十年代形成鮮明反差和對照，發生了所謂“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轉折;另一方面，歷史進程的頓挫所帶來的知識生產方式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疏離和沉潛，又賦予它另一種內涵的豐富性，從而構成了此前和此后世代之間的獨特紐結。在某種程度上，剛剛去世的出版人許醫農先生正是這個轉折時代的代表，而從這個轉折時代過來的知識人應該是沒有人不知道許醫農這個名字的。

我與許先生認識，完全是偶然。

1996年，我完成博士學業來到玉泉浙江大學任教，教學內容是與以往所學沒有什么相干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當代政治理論。以此為契機，我的教學和研究重點很快都轉到當代政治哲學上。基于為臺灣一家出版社撰寫的幾個小冊子，在1999年前后，我完成了《從自由主義到后自由主義》的初稿。我至今記得捧著剛出爐的書稿，在玉泉校區土木工程樓那個有些逆光的教室里，面對98級的研究生宣講“當代政治理論”（這是我的課程名稱）的情形。那時春寒料峭，同時蘊含著勃勃生機。

此前，我所在的單位在上海學林出版社籌劃了一套叢書，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在那個系列中出版的。具體負責這套叢書的是倪為國編輯。也是因為這個機緣，我認識了倪編輯，并在隨后把《從自由主義到后自由主義》的書稿交給他，原計劃在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在那個年代，上海三聯是一家頗為活躍和有影響的出版社。也許正因為如此，我的書稿在出版社躺了有兩年沒有什么動靜。也是無巧不巧，同是上海三聯編輯的汪宇先生有一次來杭州組稿，聊天間我提到有一部書稿在出版社待出。汪宇先生以一位出版人的敏銳指出，這類書稿應該還是有一定的“時效性”，最好不要拖得太久。還說他可以幫我把書稿推薦給其時主持三聯哈佛燕京叢書的許醫農先生。北京三聯當然是一個比上海三聯更大的品牌，更何況是著名的哈燕叢書，對此我當然是有些動心的。但是畢竟我和上海三聯有約在先，所以我建議分兩步走，一是我同意汪宇把我的書稿轉給許醫農先生，請她審核評鑒；同時，我也詢問上海三聯那邊可能的進展。

現實的情況是，我并沒有得到上海三聯那邊的及時回復，許醫農先生卻很快給出了反饋：她很欣賞和重視我的書稿，并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讓書稿進入評審流程。從汪宇先生那里得到這個消息時，我是既有些意料之外的，又有些意料之中的。意料之外在于，畢竟我自己對于那部書稿其實是頗有些不滿意之處的，這當然是從一個“學者”的角度做出的自??；“意料之中”在于，許醫農先生是一個出版人，我猜想，她一定是基于自己深厚的職業素養和敏銳的問題意識，準確判斷出在當時的公共輿論和學術爭鳴交集地帶，還缺少這樣一部論“學術性”也許有些貧瘠不足但其“指向性”卻“豐富難能”的理論讀物?，F在回想起來，這又何嘗不是一種理想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辯證呢？！

此后不久，有一天汪宇告訴我，許先生其時正在南京開會，他建議我到南京與許先生進行一次面談，一方面進一步聽取她對于書稿的意見，另一方面也盡快把相關事宜敲定下來。

這就是我與許醫農先生唯一的一次見面，我在南京她下榻的賓館見到了她。時隔四分之一個世紀，當晚的有些情形還歷歷在目。許先生開誠布公地說，我可以向她推薦在自己這個領域中最有代表性的評審人，她來組織評審。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我提到自己素所尊重的一位學者的名字時，許先生卻斷然予以否定。我驚問其故，許先生的回答是：這位學者的前妻是一個很好的人！我當時一面想許先生畢竟是個老革命，一面卻也“心悅誠服”了下去而一聲不吭了。

書稿評審過程一個最大的收獲，是我藉此得以和李強教授建立了聯系，并聽取了他的意見——他尤其中肯地認為我對于自由主義的研究有待深入。在某種程度上，書稿正式出版時作為附錄的“政治理論史研究的三種范式”也是在聽取李強教授的意見后增補上去。這么多年過去了，我依然為書稿中自由主義部分的分量之菲薄感到汗顏，另一方面卻也為這篇附錄曾經得到李強教授的贊揚和肯定而感到欣慰。

收到《從自由主義到后自由主義》這部書稿時，許先生已經進入職業生涯的末期，在把評審人的意見轉給我并給我寫了一封長信后，她就從三聯的崗位上退休了。這部書稿后來是由孫曉林編輯接手的，部分因為這個原因，我在此后就再也沒有見過許先生，一直到昨天午夜得到她逝去的消息。

無論如何，在許醫農先生這位“伯樂”的關注下，《從自由主義到后自由主義》終于由三聯哈佛燕京叢書出版了。這固然要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回想起來——無論當其時也，還是多年以后回顧，除了那年在首師大聽陳來教授說出那句“《從自由主義到后自由主義》還是寫得不錯的”，我自問從來沒有什么特別興奮之情，而充其量只有綿延至今的“執拗的低音”。甚至說得夸張些，對于一個其實并不算是完美主義者的我來說，《從自由主義主義到后自由主義》很多年來竟成了我的一塊“心病”，要到《當代政治哲學十論》出版后才基本放了下來。從這個角度來說，孫向晨在他的書評中犀利地指出后者乃前者之“余緒”，可謂知我之言。

《從自由主義到后自由主義》無疑只是一份過渡時代的微薄產品，它既不足夠“思想”，也不足夠“學術”；既不足夠“理想主義”，也不足夠“經驗主義”。說到這里，我就想起，由其胞弟陳敏之編纂的顧準最早的文集即名為《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初版是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1990年初，我在淮海中路622弄7號求學時，圖書館還只能借到顧準的遺著《希臘城邦制度》，而其時剛出版不久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是在社科院門口那家至今尚存的滬港三聯書店見到的。等到簡體版的《顧準文集》出版時，我已經轉到杭州求學，記得我是在湖畔居的杭州三聯書店買到這本書的。

哈佛燕京叢書爾外，許醫農先生在三聯最重要的工作應該就是那套著名的“憲政譯叢”，當年我曾在杭州的大街小巷追買這套書。除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這套叢書讓人最為印象深刻的是兩本小冊子，分別是愛德華·考文的《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和卡爾·弗里德里希的《超驗正義》。2007年，我在普林斯頓訪學，之所以會留意到普大校園里的考文樓，就是因為前面這部小冊子。而我是不久前才從朱迪斯·史克拉的一次演講中得知，原來她在哈佛的導師就是弗里德里希。

在題為《學問人生》的演講中，史克拉追溯了她作為一名出生于里加的猶太難民在美國政治學界的成長史。她剖析了麥卡錫主義隱秘微妙的影響：“年輕學子以不當知識分子為榮。在許多學生當中，除了運動和自命不凡的說長道短，就容不下別的話題！成日吹噓的是令人反胃的隱私，換衣間的玩笑話和以賣弄為特點的偽陽剛氣”。

作為哈佛政府系第一位女性正教授，史克拉坦承自己從未想過把職場上遭遇的困難轉化為意識形態的問題，而這并不是她并未自稱真正的女權主義者的唯一理由，因為歸根到底，“參加一場運動，服從一種集體信仰的思路，在我看來是對知識分子價值觀的背叛。這個信念在我作為一名政治思想家所謀劃的將哲學與意識形態分開的工作中，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項具有自由主義特點的事業——一個悖論”。

《民主新論》的作者薩托利在引用了布賴斯的“盧梭已燃起上千人的熱情，邊沁主義才說服了一個人”這個警句后曾經感嘆：“理想主義周游四方，經驗主義足不出戶”。他還說，“理想主義方法和經驗主義方法倘能殊途同歸，對雙方都是幸莫大焉”。顧準大概既沒有讀過薩托利，沒有讀過史克拉——準確地說，均出生于二十年代的這兩位作者應該都是顧準的異代知音。

“蕭條異代不同時”，而在我看來，與史克拉同樣地出生于二十年代末的、同樣地辯證于理想主義和經驗主義之間的許醫農先生肯定是會贊同這三位作者，并欣然與他們為伍的。

（2024年10月13日午后于吳涇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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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