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著名詩人痖弦于溫哥華時間10月11日清晨逝世，享年92歲。

2019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痖弦回憶錄》，記錄了他對故鄉河南南陽的記憶，參軍的過程及軍中生活，以及文學藝術活動中所交集的諸多名人。本文選自回憶錄中一節《楊莊營》。

《痖弦回憶錄》書封

和外婆家不同，我們家祖上就很苦。苦到什么程度？那還是清朝的時候，大年三十，我的曾曾祖父家里連一點面、一粒米都沒有。曾曾祖父就到集市上去賣門神、春聯、灶王爺。幾個小孩已經餓了好幾天了，餓到前心貼后背了，以為爸爸回來肯定能帶吃的東西。結果一張都沒賣掉。全家人只能抱頭痛哭。后來他們借錢，在官路的旁邊開了個雞毛店，人稱“冷店”，門口放一個草編的簍子，簍子里放著饅頭，還拿一個饅頭放在蓋子上，表示是賣饅頭的。在河南的客棧里，住店不要錢。河南人很老實，說：咱們這個棉被讓人家蓋一個晚上還要錢？這又蓋不壞；睡在地上還能把地壓個坑啊？所以不好意思要錢。但是“住店不住店、先吃一碗面”，那一碗面吃不吃都要收錢的。那碗面錢就是店錢。我這個曾曾祖父比這個還慘，只能賣個饅頭，讓人喝碗湯。五個孩子只有一件大褂，誰出去走親戚，誰就穿這個大褂。

有一天，遠遠地走過來一匹馬，這匹馬漸行漸近，好像馬上沒有人。走近了一看，有個人伏在馬上，頭都快挨著地了。一摸他的頭，病得很厲害。幾個孩子把他扶下來，發現他已經說胡話了。幸好我曾曾祖母會針灸，治好了這個官人。官人一覺醒來，燒也退了，病也好了。看他們一家大小實在太窮、太苦，這個人說他住在楊莊營，姓華，為了感謝他們，讓他們去給他家看墳。所以我不怕鬼，我家是看墳的出身。后來我家的后院就是個墓園，已經斷了香火。后院種著李子樹，孩子們在后院吃李子，跑來跑去玩兒昆蟲，一點也不怕。

楊莊營的房子古色古香，非常漂亮。楊莊營有三百多戶人家，從前是住的姓楊的，所以叫“楊莊營”，但明朝時被滅九族，殺光了，剩下一個去外縣外婆家走親戚的孩子沒有被殺。那個孩子后來有些后代，大概有四五家人，其中有一個還當了我們村子里小學的校長。楊莊營的房子都被姓華的富豪接收了。明朝的房子現在還有幾棟，青堂瓦榭、五脊六獸。我們祖上就在墓園旁邊蓋個小庵子，給人家看墳。比著華家豪華的房子，我們看墓人的房子簡陋多了。這五個孩子是我的曾祖父們，他們后來又自己種地、買地，變成小地主。到我記事的時候，我們有一頃地（一百畝），已經把田給別人去種了，可是我們農民的習性還是一樣。我母親還留一塊地自己種，就在我們房子后面。離廚房近的那邊就種些青菜。有時候正做飯的時候，媽媽就讓我去摘豆角回來。中飯就吃我摘的豆角。

我的出生地卻不在楊莊營，而是生在冢頭村。因為冢頭有寨子。寨子就是一種土城，是地方上百姓集資建起來的。就是修了土墻把村、鎮圍起來。我還記得幼年時見過修寨墻。每家畫好各家負責修的地界，有錢人就雇人修，沒錢的人就自己修。修墻時把土里面摻上草，做成泥坯，再一塊塊壘成墻。寨墻有四個寨子門，寨墻外面挖了很深的坑，有的還種了有刺的名叫“月月紅”的灌木（學名是薔薇），相當于鐵絲網的功能。晚上把寨子門放下來。寨子門關了以后，一般不讓陌生人再進來，只有認識的人才能進來。寨子里有民團守護。老百姓也有土槍、土炸彈、刀箭。有些地主也請了長工或很多會武功的人來守夜。晚上看守時還要聯絡。太陽下山后就點一炷香，一炷香完了再點一炷香。香是線香，但不是插在那里，而是一根一根斜放著、首尾相接地擺在香盤里。香盤里鋪著厚厚的香灰，香放在上面也可以燃，不會滅。一根燒完，下一根就被點燃。那時沒有鐘表，站崗就是按點幾炷香來計算。比如約好，兩炷香后要吹羊角。羊角是綿羊角，吹什么聲音都是約好的暗號，用長短不同的音交替來代表各種情況。另外一個哨所聽到了羊角聲，也會回答。夜晚就經常聽到號角的聲音。那個聲音在夜晚聽來荒寒、凄涼，有時候號角聲引起一片狗叫，特別恐怖。有的有錢人還修個炮樓。晚上住到炮樓里，家丁把守。炮樓上面放土槍、炸彈、滾木礌石，就是防止土匪晚上來。有點錢的人都在寨子里建了房子或者租別人建好的房子。平常住在自己的村子，土匪來的時候就跑到寨子里去。我們那里從明末起就是刀客出沒的地方。刀客就是紅胡子、土匪。鬧得太厲害時，寨子里的民團已經抵不住土匪了，人們就跑到城里去。城里有國軍、警察，要好一些。但城里的生活成本比較高，我們家基本上還是住在寨子里。

土匪和土匪之間也打仗，以大吃小、有分有合，其中的恩怨真是犬牙交錯。老作家姚雪垠是我們鄰縣的，他的長篇小說《長夜》就是描寫土匪的，寫得很成功。他對土匪的認識極為透徹——對于一個善良的農民是怎么變成土匪的，研究也最透徹。他認為就是因為饑餓，跟著“刀客”有吃有喝。刀客到一個村莊就讓村民買多少槍，說他們要槍維護地方治安。如果買不到槍，就要折合多少錢交上來。也有些女人被刀客擄走。姚雪垠最深刻的一個描繪是說，那些女人有些沒什么定力的，到那里吃香的、喝辣的，過一陣子就不愿意回去了。回家餓飯嘛。所以當家里人按照土匪的要求拿著錢去贖她們時，她們不想回去，但又不好說真正的原因，就假托其他原因，比如說“你二哥對我不好啊”等等。他把人性的那種弱點都寫出來了。

村子里到了晚上聽到狗叫的聲音有異，人們就很緊張，都畏縮在自己家里，怕得厲害。如果狗叫得很兇，那第二天吃早飯時，村子里就會傳開，昨晚誰家一家被殺了、誰家被搶了。狗叫就是不祥之兆。一直到現在，半夜聽到狗叫聲，我都會害怕。還有一種叫“打業”的，就是仇家之間互相報仇。也是在夜晚，仇家之間互相砍殺。那時已經沒有法律約束了。農民沒有飯吃，也跟著土匪跑。去了之后就不能再回來，因為做了壞人，沒有回頭路。但土匪中大多數是流氓、惡棍，良民跟著的還是少數。

家家都有槍，土匪來了還可以應付一下。我家有一支槍是歐洲的槍，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不知道怎么賣到中國的。那支槍叫“十大響”，可以連續放十發子彈，好像機關槍。那時還沒有機關槍。這種槍有兩個槍筒，一個是裝要發的子彈，一個是裝沒有發的子彈。可以一次裝十顆子彈。前彈一發，后彈就進入槍膛。子彈頭是鉛做的。人中彈后帶一塊肉出來，傷口潰爛，后來國際上已經禁用。平樂村好像沒有槍，楊莊營很多人家有槍。那個“十大響”我小時候還玩兒過，比我高。買來的時候槍里還有幾顆子彈，我爸爸拿著去讓鄰居看時，不小心走了火，把房頂打了個洞，每個人都落了一臉灰，大家嚇壞了。后來爸爸又買了一支“盒子炮”，是手槍，四方的造型，很長的槍梢，還有個木頭盒子，德國造的，行軍時可以將槍裝在盒子里背著。盒子也可以套在槍托上，看起來像后來的卡賓槍，但其實還是手槍，一連可以發射二十發子彈。上面有個紅穗子，過年時放在香案上還要拜，讓槍保佑全家。

主張鄉村自治的學者梁漱溟的幾個實踐派的學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相鄰的內鄉、鎮平、淅川三個縣發展地方自治——用法家的方法，也合乎現在用所謂開明、專制的方法治理豫西，治理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他們的方法非常蠻，就是司馬中原《荒原》筆下的那些方法。據說，為了殺雞儆猴，縣長出去演講的時候就帶個判了死刑的犯人，去了演講的地方敲鑼，一聚聚好幾百人，各村莊的都來了，演講完了之后，縣長就用帶來的銅鍘當場把死刑犯鍘了，“誰不聽話就這樣”。當時的專員是彭禹廷，他身體力行，提倡修橋、修路，廢止陋習，很受民眾愛戴。法制執行也相當嚴格，偷一只蘋果都可能被槍斃，還規定不能趿拉著鞋走路等等。在公路兩旁種行道樹就是從豫西開始。用這種辦法竟然也把豫西治理好了。

我們搬到冢頭去住，就是因為年頭慌亂、鬧土匪不安定。我祖父回到我們原來的村子去分場時，住在朋友華公臺家里。華家有炮樓，有家丁把守。晚上，祖父覺得天氣燥熱，就說出去轉轉。據村子里的人說，祖父散步時遇到土匪。祖父跑，一群土匪就追他，他掉到一個很深的空糞坑里。北方把人、動物的糞便都放在一個坑里，加上土漚肥，再把漚好的土塊拿出來送到田里施肥。等他爬上來，便被土匪抓住了。聽到我祖父大叫，“你們要錢給你們錢！你們究竟要什么？”第二天看到附近池塘的水都是紅的，他被土匪殺了，尸首也沒找到。一直到現在，我祖父的墳里只有他的衣服。我父親、叔叔想去為他們的父親報仇，都學過“紅槍會”——白蓮教的余續，也叫“硬肚”，刀槍不入。可根本不知道找誰去報仇。后來父親和叔父都考取了鄉村簡易師范。

我祖父叫王子修，也叫王樂身，后一個名字用得多。我父親叫王文清，我叔叔叫王文潔。我祖父那輩是樂字輩，我父親是文字輩，我是慶字輩，我孩子是景字輩，再下面是懷字輩。“樂文慶景懷”，后面還有幾十句。我回鄉后，請書法家寫了，掛在老家的堂屋。祖父去世沒幾年，我出生了。我父親是長子，我是獨子，我出生時，父親覺得家里一片黑暗，希望我的出生給家里帶來光明，給我取名“明庭”，后來又給我取了“慶麟”，因為我父親發現，我應該是慶字輩。我上高小時開始用慶麟這個名字。我很喜歡“明庭”這個名字。兩岸開放后，我回家鄉時問我堂弟：“我看到我的家都已經變成廢墟，老房子都塌掉了，能不能重新蓋起來？需要多少錢？”堂弟說大概兩萬人民幣。我花了十五萬臺幣，將原來老房子的磚頭、土都用在里面，蓋了樓房，十一個房間。我用“明庭”給這個院子取名，請好友、書法家董陽孜寫的字，刻了一塊匾掛在前面。

我們家有一張老照片，是我們家的全家福，可惜后來沒有留下來。照片中把我放在畫面的正中間——第一個男孩子嘛。那時候我還小，背后還用枕頭墊著才坐得住。照片里有奶奶、父母、叔叔嬸嬸。那個照片的底片是玻璃的，人臉上都有紅色——過去老百姓講“照相吸血啊，你看那玻璃上的紅色就是人血”。底片很容易破，要小心地保存，但是多半都破了。最有意思的是，請照相的人來家里照相時，他們從南陽城來，帶著照相機和布景，還搭個架子，用黑布把草垛、門、四合院、房子等等都遮蔽起來，覺得照相的背景就要黑的，沒想到把草垛、四合院照出來更有生活性。那時就是那個風氣。照相館里都畫著假畫兒，連家具也是畫的，其實那時老家具還是很多嘛，擺個老家具多好。

只有我母親的照片留下來一張，父親沒有照片，現在我都有些記不清他的樣子了。我母親的照片是1949年后照的。我堂弟說，有一天，照相館的人來學校給孩子照相，村民交點錢也能照。堂弟看我母親已經很虛弱了，擔心她不久人世，就帶她去照相。我母親說：“不照了，生著病呢，照了也不好看。”堂弟哄她說：“照了不好看可以不要。”這張照片上，她看起來很緊張，好像手足無措的樣子。我回家鄉時，堂弟給了我這張照片。我長得像母親多一些。曾經有個畫家朋友給我畫速寫，畫到一半時我一看，完全是記憶中母親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