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2024年10月10日13:00（北京時間19:00），瑞典學院將202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韓國作家韓江。

當地時間10月10日，韓國首爾火車站的電視屏幕上，正在播放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國作家韓江的照片（圖 視覺中國）

“現在韓國媒體都在報道，大家很高興，這是第二個獲諾獎的韓國人。”韓國西江大學教授李旭淵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韓江的小說主要講述光州民主化運動等韓國的歷史創傷和痛苦，以及韓國社會的文化壓迫和暴力。她還是代表韓國文學界的。韓國文學的特點與個性是被諾貝爾文學獎認可的。”

另一邊，韓江獲得諾獎也引起國內研究者的密切關注。

南京大學韓語系青年學者徐黎明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韓江的文學作品有幾個特色，一是很多作品涉及女權或者性別，所以也有人認為今年的諾獎頒給韓江有著政治正確的原因，但她的“女性主義”其實最后指向的是一種欲望的反思。二是她的作品很多指向民眾，有著對于壓迫或者時代暴力的反思。

“她的寫作，是強烈的先鋒現代主義的寫法。在小說形式上，她一直有創新，內容上除了對于民眾、歷史的思考，對于藝術性也有很深的思考。藝術如果推到極端的話，它是否可以超越一些政治正確，超越道德，超越性別，然后超越倫理？她在這些方面的探索，也是她先鋒性的一個體現。”

徐黎明為韓江獲獎感到高興，因為他認為在世界范圍內，尤其是在中國，人們對于韓國當代文學的關注和了解還遠遠不夠。相比較韓國其他文化，落差非常顯著。“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件事，也提醒我們，傳播和翻譯是極為重要的一件事。” 

韓江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董晨則對韓江獲獎有著特別的思考。“作為韓國文學研究者，本應興奮于國內即將掀起一波‘韓江熱’乃至‘韓國文學熱’，也許自己也會成為 ‘風口上的豬’起飛，但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內心卻有些復雜。”

她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這種復雜，一個重要原因是近幾年來，尤其是《82年生的金智英》中譯本出版以來，國內對趙南柱、韓江等韓國女性作家寫作的具有女性主義傾向的文學表現出的高度熱情背后，存在著一定的問題。

“這個問題主要表現在，我國讀者對韓國女性主義小說作品的理解，常常止步于表達共鳴、尋求普遍性。從豆瓣讀書的讀者反饋上看，我們的讀者常常認為韓國女性主義文學作品揭示了全球資本主義造成的女性的普遍困境，或者所謂保留著儒教遺構的 ‘東亞’女性的普遍困境。但是這種理解恰恰忽略了韓國社會當下的女性處境的特殊語境。例如，處于分裂狀態的韓國，實施全國男性兵役制，韓國社會是具有高度戰爭動員機制的社會。”

另一個原因是，基于個人的閱讀趣味以及對韓國文學、歷史的理解，董晨對韓江的作品，尤其是對她所謂“被壓抑的歷史”的書寫，并沒有很高的評價。

在董晨看來，韓江的小說，例如《不做告別》，以女性視角寫濟州島四三事件，把一般歷史敘述中被動的、被害的女性設置為在殘酷的社會環境中堅韌地尋找家人被害真相，積極去治愈同為韓國國家暴力受害者的男性，積極而堅定地記錄歷史、傳承歷史記憶的主體。然而，韓江的創新之處不在于歷史敘述本身，小說中的歷史敘述早已是政治正確的。非但如此，與韓國國內進步的歷史敘述相比，韓江的視角帶有明顯的局限性。例如，濟州島四三事件背后，不僅有韓國的國家暴力，也有美國對韓國的放任甚至縱容。韓國學界的諸多研究，以及美國歷史學家布魯斯.卡明思的《朝鮮戰爭》中就很明確指出過這一點，而美國的責任在韓江小說中被隱去了。

“綜上兩點，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說明韓江的寫作符合當下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標準。而我希望，對于這種標準，我們能夠以相對的眼光，建立起自身的評判標準。”董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