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9月29日下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和深圳市馬洪經濟研究發展基金會聯合主辦的《新時代硬道理：廣東尋路高質量發展》新書發布會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研討會”在深圳市銀湖CDI大廈一樓國際會議廳成功舉辦。深圳市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馬洪基金會名譽理事南嶺出席并發表演講。

以下為南嶺會長的發言內容，現整理以饗讀者。

通過閱讀唐杰市長、萬達院長、方煜院長三位的新書《新時代硬道理：廣東尋路高質量發展》，我有感而發，以“從比較優勢到創新優勢——理解《廣東尋路高質量發展》”為題作一分享。

樊綱院長在《管理世界》發表的重要論文中，對“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作了精彩論述，在“問勢2024”上，唐杰市長將樊院長的論點歸納為“樊綱洞見”。本書在“樊綱洞見”的基礎上又做了創新和推進，樊院長講了“怎么利用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本書則更進一步闡述用好后發優勢不是簡單的對發達經濟體的模仿，而是要轉到創新上來，形成創新優勢。通過創新應對發達經濟體的“卡脖子”，應對更落后的經濟體低成本優勢的挑戰，本書對如何形成創新優勢有許多獨到的見解，還通過深圳、廣州、東莞、佛山等大灣區城市的案例，講述了廣東如何從比較落后的狀態向上攀登，從比較優勢到創新優勢的生動故事和實踐經驗，使理論與實踐相互映證、相互關照、相得益彰。

“樊綱洞見”中提到過一個觀點：知識的溢出，在《廣東尋路高質量發展》中，作者對知識在創新優勢中的意義、功能作了更豐富、更具體的展開，指出“我們要從過渡依賴物質資源的投入轉向知識的創造、科學的發現和產業的創新，要將知識節點連接為知識鏈條和知識網絡，要重視知識創造、暢通知識分享”。這是極有意義的拓展和富有新意的論斷，我就這個問題談點體會。

關于知識，哲學、心理學有過大量的、豐富的、專業性的討論。經濟學界比較晚將經濟與知識聯系起來，提出了“有用知識”的概念。經濟學認為“有用知識”可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認知的知識，我們對世界、對經濟的理解和認識；一部分是技藝性知識，即解決經濟問題的工具、機器、設備等。“有用知識”在外部特征上表現為非編碼知識和編碼知識兩種形態。非編碼知識，即一個人的直覺、天賦和經驗等，這類知識是不可編碼、也難以傳播。比如說樊振東打乒乓球，愛因斯坦作為科學家的思維，都是與個人天賦相關，不可以通過語言、通過編碼來傳承。這類知識在經濟研究中很重要，是我們理解企業家精神的一個重要支點。

另外一個是編碼知識，編碼知識是可以文本化的，包括書籍、報紙、刊物、電視圖片等。還有一個編碼知識我們過去關注較少，比如設備、工具等等。具體來說，光刻機不只是一個物理形態的設備，它是多種形態知識的載體。編碼知識、非編碼知識的表征與新增長理論中的生產要素邏輯是一致的。這個概念對于我們研究知識的產生、傳播、應用有重要意義。以上述對知識的理解為基礎，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產業發展問題。科學、技術、產業發展，某種意義上也是知識的發展。科學是現代技術的源頭，是現代產業的支撐，這些判斷已達成共識。從知識的形成看，有兩點需要特別強調：一是技術決定科學。顯微鏡和望遠鏡的出現，我們才能洞察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今天，大量布局大科學裝置實際上就是因為現代科學對技術的依賴。不僅如此，科學發現是否正確，很多都要通過實驗技術加以驗證。從這個意義上看，技術也決定了科學發現；二是產業對科學、技術的影響。產業賦予科學、技術以意義。正是產業的發展創造了很多的新產品、新服務，才使得科學和技術對人類產生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同時，產業的發展也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資金。早期的科學革命，伽利略做科學研究的時候，依靠的是家族支持，這也是那個時候科學發展非常慢的一個重要因素。為什么近代以來科學發展那么快？產業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提供了最基礎的驗證和場景，科學技術在這里實現了價值。科學、技術、產業三者之間有非常復雜的知識性關系，我們今天既要注重科學技術的引領，也要注重產業創新對技術、科學的貢獻，更全面理解創新中知識的價值，才能更好的理解唐杰市長和樊綱院長講的知識在創新中的意義。過去我們強調知識創新的時候，更多的是強調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作用。如果上面的討論是正確的話，企業不僅是生產的主體，同時也是知識創新的主體。從現實看，像谷歌、華為等很多公司已經超出了生產主體的概念。在這本書中，有幾個案例講到一些小的創新公司也有50%的研發人員，他們不斷地生產新的產品、服務，也在創造新知識。現代企業產學研的結合已經組織化了，企業不只是生產主體，同時也是知識主體。

讀這本書，我們發現廣東尋路高質量發展，核心是要從比較優勢到創新優勢，實現以知識為基礎的增長，這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然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