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新時代硬道理：廣東尋路高質量發展》新書發布之際，《馬洪智庫大視野》編輯部圍繞廣東高質量發展、城市群的發展與分工等問題采訪該書第一作者、深圳市原副市長唐杰教授，現將采訪實錄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編輯部：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廣東尋路高質量發展，為什么是廣東？您認為廣東省在新時代背景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這本書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創作的？

唐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作為案例研究，這本書主要探討了廣東省、各個城市、大學與企業對高質量發展的探索。過去40年，我國經濟發展的策略主要是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下充分發揮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這一策略無疑是非常成功的，中國制造代表了大規模和低成本生產，因而具有充分市場價格優勢。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依賴低成本的模式不再可持續。經歷了四十年高速成長，廣東逐漸成長為經濟發達地區，人均GDP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走向高質量創新增長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廣東要按照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要求，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成長為全球科技創新的引擎，這一轉變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廣東的轉型故事，實際上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一個縮影。從沿海落后的省份，人均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經歷經濟起飛和四十年快速增長，經濟財富大大增加，形成了強大的國際競爭力，率先完成從模仿性創新到自主創新，從跟跑到并跑及部分領跑的戰略轉變是廣東新時期的新擔當和新使命。

在2023年廣東省高質量發展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指出：“廣東人口數量多、資源約束緊，提高發展平衡性和協調性的任務重，不可能繼續拼土地、拼價格、拼勞動力。唯有通過高質量發展向上突圍，才能奔向發展的新藍海。”可見，高質量發展是我們當下的最優解，培育新質生產力則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戰略舉措，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深遠影響。

廣東人民出版社從這樣一個戰略高度出發，與我、郭萬達和方煜三人討論，從廣東的實踐出發，挖掘廣州、深圳及各地市高質量發展的鮮活經驗，講好廣東探索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故事，是我們作為經濟研究者不容推辭的責任。同時，以廣東實踐為基礎，講出廣東人、廣東企業和廣東城市的艱難探索，聚焦和總結火熱的廣東實踐的意義還在于，廣東的實踐是中國的，中國的實踐是世界的。這也是本書的由來。

大灣區松開了廣東省城市間競爭的緊箍咒

編輯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于廣東省乃至整個中國的高質量發展有何重要意義？

唐杰：粵港澳大灣區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灣區，它是一個從內核走向大海的開放地帶所構成的一個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涵蓋了多個關鍵領域，主要可分為空間規劃和產業規劃兩大板塊。在空間規劃方面，大灣區的構建強調了區域一體化的重要性。大灣區的核心理念在于其自然形態，即在海灣區域形成的城市群。雖然粵港澳大灣區與典型的灣區在地理形態上存在差異，但這一區域被視為向海開放的地帶，其內核部分與周邊地區共同構成了一個多中心城市而非單一中心城市的城市群，這也是其重要特征之一。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發揮極點帶動作用，高鐵、公路、跨海大橋等快速交通網絡與港口群、機場群，構建區域經濟發展軸帶，形成市際高效連接的網絡化空間格局。

大灣區規劃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產業的合理布局。產業不會被行政轄區所限制，是由市場來劃分的。適宜的產業留下，不適宜的向周邊地區轉移。如果產業不能有效轉移，那么它們與這個區域的聯系就會減弱甚至無法產生聯系。

在探討中國轉型過程中的突出任務時，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的主要特征是城市間的競爭，每個城市都在加快發展上展開競爭。然而，近年來，這種競爭模式發生了顯著變化。城市間的競爭可能導致資源的不合理配置。深圳比較早地提出走灣區發展的道路，主要是解決優勢產業集聚和動態擴散問題。深圳的行政轄區2千平方公里，需要有進有出，需要產業不斷向高成本高收益的高端聚集，中低成本的中低端產業要向周邊擴散。這就是城市群經濟，也就是中心城市和周邊城市的關系，眾多城市分工合作就形成了一個整體的發展。

而廣東省在落實大灣區“9+2”發展規劃時，提出了更加細化深入的“核帶區”戰略，即珠三角九市和兩個特別行政區要引領創新，沿海地區要發展大規模工業制造，而北部山區則要保持綠色發展，同時推動創新性農業和其他產業的發展。由此，廣東把城市間競爭的“搶椅子”轉變為“分椅子”。“一核、一帶、一區”融合的發展戰略聚焦于打破我輸你贏的零和游戲，實現不同城市的各得其所。經濟城市被不斷放大，行政界線變得模糊起來，例如深圳和東莞演繹為超大經濟城市、廣州和佛山則是兩市同城化。在粵港澳大灣區框架下，各個城市基于資源稟賦、發展條件，實現產業的合理配置，實現穿透城市行政邊界的產業集群和創新網絡，拆掉橫亙在城市之間顯性和隱形的“墻”，填平阻礙產業在城市之間“溝”，推動城市間無界生長、均衡發展，這是高質量增長的重要內容，是廣東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編輯部：《新時代硬道理》這本書的第一編就提到城市群是廣東尋路高質量發展的空間載體？廣東的城市群是怎樣的形態？

唐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一核一帶一區”戰略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我們對城市發展的認識。2023年12月，廣東省政府發布《廣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五大都市圈發展規劃》，提出以大城市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從而推進廣東區域協調發展。五大都市圈的規劃，使得城市之間產業集群的形成更具支撐力，城市之間基于市場的分工，磨合出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要素，促使產業集群更具支撐。

城市群的概念強調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之間的協同發展，形成一個整體的發展體系。城市群中的城市規模有差別，采取固定化方法看待城市肯定是錯誤的，所有的城市都有機會成長為大都市，但永遠會有大中小城市的劃分。在分析城市群時，我們可以從三方面進行解構：中心城市、周邊城市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系。

第一，城市群與單一城市的關系類似自行車的輪輻，一根根的輻條以車軸為中心，以自身的張力共同支撐起了車輪。一旦輻條松動或折斷，車輪將無法運轉。只有一座或兩座城市強大，是不足以支撐城市群成長為充滿活力和有競爭力的城市群。第二，城市群由層層疊疊的城市構成，核心大城市之所以能首屈一指而不是一枝獨秀，離不開眾多繁榮發達的中小城市做綠葉，使核心大城市能夠接地氣、不斷開出紅花來。第三，城市群的層級分工則類似于折疊傘。折疊傘的中心好比核心大城市，由其支撐向下傳導到可折疊的節點，這些節點由傘骨聯結撐起了傘。這些可折疊的傘骨的節點類似城市群的副中心，承接來自核心大城市的優勢經濟活動和向外擴散的產業技術，再進一步帶動城市群邊緣的小城市。這種結構在大灣區的規劃中得到了體現，如廣州、佛山、東莞、珠海、江門、陽江等城市，形成了層次分明的發展格局。

具體來說，深圳的早期知識來源具有明顯的外源性特征，而非內生性。深圳與東莞的比較揭示了這一點，與佛山模式形成鮮明對比。佛山代表了典型的內源型增長模式，它依托于傳統產業的深耕細作，逐漸擴展至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例如，佛山在白色家電領域的技術掌握，幾乎涵蓋了所有相關技術，使其在全球專利申請中名列前茅，甚至超過了知名企業如美的集團。

中山與佛山的比較則展示了不同的發展路徑。中山在內生化發展中未能像順德那樣沿著特定產業領域持續上升。中山沒有像佛山那樣擁有發達的水道，這可能是其發展受限的多種原因之一。盡管書中并未深入探討這一點，但它確實指出了兩種模式的差異。

佛山的內源型增長與深圳、東莞的外源型增長形成對比。深圳和東莞的快速發展，部分歸因于它們能夠不斷整合內生和外生的兩種技術來源。而廣州呢，廣州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中心，擁有中國城市中最高的大學生比例，盡管大學生總數并非最高。廣州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地位，為廣東的科研和創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盡管它在科學創新方面仍有提升空間。

發展走在前面的珠三角，以珠江三角洲為核，以沿海為帶，其軸線長度不過百余公里，并存著廣州、深圳、佛山和東莞四個核心城市。廣東省的沿海經濟帶綿延近千公里，是珠江三角洲軸線的約十倍。客觀上來說，需要在東西兩個端點規劃建設副中心城市，形成沿海經濟帶上的“一軸、多中心、集群式”城鎮空間結構，也就是打造粵東、粵西格局特色的區域創新極。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強調了向東西兩端擴散的戰略，即從廣東沿海向東至潮汕，向西至湛江、茂名。2023年開春，廣東發布《關于推動產業有序轉移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若干措施》，將“支持粵東粵西粵北地區更好承接國內外特別是珠三角地區產業有序轉移，促進區域產業融合、協同發展”作為總體要求。一方面推動珠三角地區產業有序轉移到粵東西北地區，突破瓶頸制約，形成新的產業形態和模式，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鏈優化升級。另一方面則是通過產業的有序轉移，更好地利用粵東西北的資源優勢，促進粵東西北地區和珠三角地區產業融合、協同發展，形成新的協作聯動格局。

編輯部：如何理解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間融合中，政府和市場的作用？

唐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能夠成功的關鍵在于如何將理念轉化為實際行動。這涉及到羅彥及其團隊的研究，他們的研究借鑒了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的理論，以經典的牛頓力學中的引力模型，定量研究了城市群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研究成果既不出意外，也很出乎意料。他們發現廣東省與香港和澳門之間確實存在很厚的制度墻，妨礙著粵港澳三地的密切聯系。出乎意料的是墻太厚了，廣佛肇、珠中江與深莞惠三大都市圈也同樣存在實實在在的制度墻。也就是說，珠三角九市之間的實際距離與交通距離相比，后者竟達三倍之多。羅彥指出，這些壁壘如同無形的墻，阻礙了市場的統一和國內市場規模優勢的發揮，突顯了市場割裂的嚴重性。

進一步地，羅彥團隊的研究發現，深圳與香港之間有兩個距離。一是羅湖橋上的物理距離，僅有500米。另一個是兩地間實際的制度性距離，被定量化為500公里之遙。更準確地說，深港之間經濟實際聯系流量只有理論聯系強度的1/72，這種差異源于兩地在制度、標準上的不統一，缺乏轉換機制。就像香港與內地的電源插頭不同，需要一個轉換插頭才能通用。或者是在立交橋上轉一圈，可以完成左右駕駛模式的轉換，看起來標準不統一并不是問題，而是找到在不同標準之間進行高效轉換的辦法。

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規則體系，這些規則在本地可能行之有效，但在其他地方則可能不再適用。這種差異性限制了市場的擴大和一體化。為了發揮大市場的潛力，我們需要消除這些壁壘。

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政府的角色是至關重要的。政府不僅要制定產業政策，更要發揮市場和政府各自的優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政府應因地制宜地發展新質生產力，避免越位，不替企業做決策。廣東政府在這方面做出了表率，為市場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和自由度。

包打天下還是分工合作？

編輯部：如何協調大灣區內部的產業分工與合作，以實現區域協同發展？

唐杰：作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省，廣東最早撞上了過渡依賴土地、勞動力和其他資源投入帶動經濟增長的天花板，由此倒逼廣東率先開啟從依賴低成本勞動力的制造業向創新驅動的高科技產業轉型。深圳、廣州等城市的升級與周邊城市的發展密切相關，以新能源汽車為例，廣東已躍升為世界生產規模最大的新能源汽車生產基地，建立起涵蓋廣佛肇和深莞惠６座城市的最為完整的新能源汽車生產體系，2023年占全國新能源汽車產量的比重穩定超過40%。定點到深圳的新能源汽車，它的產業集群的雪球內的企業已超過2萬家，包括動力電池、驅動電機、電控系統、自動駕駛、激光雷達、毫米波雷達、精密加工與整車制造、基礎設施等領域。就比亞迪這一品牌汽車來說，它從深圳的一家電池研究所起步，總部位于深圳坪山，也是“母工廠”所在地，為客戶提供設計、制造、測試及裝配等“一站式”服務。在深圳龍崗、大鵬和惠州大亞灣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連片產業區域中擁有多個研發與制造基地。在東莞市投資65億元建設比亞迪關鍵零件項目，用于研發、設計、生產制造新能源汽車發動機，還在西安、上海等十幾座城市布局了生產線。其他地方的生產基地類似“分工廠”，由“母工廠”向“分工廠”提供技術支援、開發測試、開拓市場等功能，推動“母工廠”與“分工廠”形成互補互動效應。除了內部的協同，比亞迪還帶動匯川技術、聯贏激光、科瑞技術、航盛電子等一批新能源汽車關鍵零部件、核心材料與儲能上市企業的快速發展，整體市值已達到萬億元規模，實現了產業集群擴張帶動城市經濟增長的目的。

進一步，廣州生產埃安新能源車時要采購深圳、東莞的電子產品及佛山的機械產品，深圳生產比亞迪，也需要用廣州、佛山和東莞生產的零部件，未來肇慶的小鵬也會加入這個產業鏈或供應鏈體系，五座城市的經濟就循環起來了。實際上惠州的電子信息產業的規模也很大，汽車電子產業十分發達，深圳和惠州兩座城市共同擁有一家企業的情形已經十分普遍。深圳企業跨界到惠州發展居多，惠州企業到深圳投資的也不少。這幾個城市之間基于市場的產業分工，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的融合發展，推動實現產業的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編輯部：新能源汽車是深圳的標簽，也是廣東的標簽，如今是中國的標簽，您認為深圳、廣東及中國新能源汽車的成功是一個獨有的現象還是一種可復制的成功？

唐杰：十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發展新能源汽車是我國從汽車大國邁向汽車強國的必由之路。到今天，我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已經全球領先。就廣東來說，現在已經是世界生產規模最大的新能源汽車生產基地，擁有最為完整的新能源汽車生產體系，比亞迪、廣汽埃安、小鵬成為世界著名的新能源汽車品牌。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產業跨地域合作模式的進一步發展。多個城市共同關注新能源汽車產業，使得廣東成為該領域的領導者。埃安、小鵬、比亞迪等企業雖然各自獨立，但它們的配套商需要共同合作，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網絡。我們可以把這種現象稱為“短平快爬梯子”。

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廣東通過產業政策、公共政策和創新政策這些政策工具，為市場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產業政策在目標中對產業結構轉換與質量提升有細致梳理，要求明確。創新政策則是貫穿了從基礎研究到產業技術開發應用的全過程，鏈條極長，體系構造龐大而復雜。公共政策則是涉及空間規劃、市場公平競爭、教育優先和人才引領、城鄉協同均衡發展以及“軌道上的大灣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例如，東莞和佛山的競爭性政策，推動了企業向高端精密智能制造轉型。

政府的規劃和政策，不僅扶植了特定產業，更促進了整個區域的創新能力的增強和創新生態環境的發育。大項目在區域發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并非所有大項目都能帶動整個產業鏈。

在觀察珠海以及粵東地區的產業變遷時，我們可以發現顯著的發展趨勢。這些變化通常與大型項目的影響力有關。地方政府普遍重視大型項目，因為它們處于產業鏈的頂端，有潛力推動整個產業鏈的發展。然而，大型項目的到來并不總能保證產業鏈的全面繁榮。在這種情況下，創新政策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性便凸顯出來。

創新政策和公共政策之所以至關重要，是因為它們能夠與大型項目并行，創造新的趨勢，促進小型企業的廣泛發展。如果沒有這些小型企業的蓬勃發展，大型企業就會變成孤立的島嶼。大型企業的成長，需要與中小企業形成多級供應鏈，從而構建起一個產業網絡。

廣東創新政策和公共政策的作用在于，它們能夠創造新的趨勢，讓小企業能夠遍地開花。廣東的中小企業活躍度高，培育了許多深耕專業領域、聚焦關鍵技術的專精特新企業，在垂直領域中形成相當重要的影響力。當大企業和小企業形成供應鏈網絡時，整個產業的競爭力將大大增強。

以深圳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為例，比亞迪的成功故事揭示了產業鏈的重要性。比亞迪在生產超過400萬輛汽車的過程中，雖然能夠自主保證70%的一級和二級供應商需求，但它仍然依賴于三級和四級供應商。這些供應商的規模與深圳的產業生態密切相關。

比亞迪雖然能夠制造汽車和電池，但它并不需要涉足所有上游材料的生產，如正極材料、隔膜和石墨等。這些材料的生產由德方納米、新萬達和貝德瑞特等企業提供。這表明，一個龐大的產業鏈支撐著比亞迪的成功，這也是政府創新政策的一個重要成果。

深圳之所以能在新能源汽車產業中取得領先地位，不僅因為其產業鏈的規模，還因為其市場化的公共創新支持政策，這些政策促進了大量中小企業的創新發展。這種政策環境，加上產業鏈的集聚效應，為深圳帶來了產業重組和經濟重組的機遇。

高質量發展是屬于城市的還是屬于產業的？

編輯部：各個城市條件各異，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在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中起何作用？什么要素影響了產業在城市群中的轉移？

唐杰：在探討高質量發展的問題時，雖然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和目標一致，但我們面臨一個核心問題：高質量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缺乏統一標準的情況下，如何評價一個地區的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比較其當前發展與過去相比，是否更多地引入了創新因素，還是更多地消耗了資源。具體來說，就是看單位產出中是否消耗了更多的能源，產生了更多的污染，或者是相反，實現了更少的能源消耗和污染。

廣東省的發展經歷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體現了不同地區之間的關系。例如，深中通道的開通引起了廣泛關注，這不僅是因為其宏偉的工程規模，還因為它在工程上取得的重大突破，被視為一項奇跡。更重要的是，它激發了人們的想象力，預示著深圳的產業將跨越珠江口，向周邊地區擴展。

中山的發展軌跡也值得關注。在20世紀80年代，中山是“四小虎”之一，90年代仍保持健康增長，但到了21世紀初，增長開始放緩。2019年時，中山陷入了衰退，主要原因是產業升級慢，產業升級的內在動力不足。我們曾經習慣于只要開放國門，引進外資，經濟自然就能增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創新增長開始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軸，自主創新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企業不創新就會落后，城市創新力度不夠產業就會流失。

在過去40年中，深圳經歷了四輪轉型，不斷從低端向高端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深圳的中低端產業逐漸向外轉移，先是轉移到東莞，而后向惠州和深汕合作區轉移。這種轉移不僅是地理上的，也是產業升級的必然結果。深圳是種高產田的能手，當然單位土地產量越高，土地的價值也就更高。城市發展一個最奇特的現象，就是它和土地要素稀缺性有著密切的關系。產業越集中、人口越集中，土地就越稀缺，土地的價格就上漲，會倒逼若干行業增加效率，效率低的部分就會被迫向外轉移。這就是創新和城市群發展之間內在統一的機制，發揮這個機制的作用，要重視企業按照市場價格進行選擇的作用，也要發揮政府利用市場機制積極引導產業升級的作用。

深圳、廣州、佛山、東莞等城市的產業升級與周邊地區的產業水平提升密切相關。深圳的產業轉移不僅為周邊地區帶來了發展機遇，也為深圳自身的產業升級創造了條件。這種產業轉移和升級的過程，與土地要素的稀缺性密切相關。土地稀缺性導致土地價格上漲，進而推動中低端產業向成本更低的地區轉移。

編輯部：從城市群的角度看，政府能夠為產業的有效轉移創造哪些條件？

唐杰：交通基礎設施在廣東省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深圳與東莞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產業轉移始于1995年，這與廣東第一條高速公路的建成密切相關。高速公路的建成使得港資和臺資企業能夠更容易地轉移到東莞，因為那里的土地、勞動力和稅收成本都比深圳低。大規模向東莞轉移，深圳就要付出經濟下滑的短期代價。之所以說是短期代價，是因為現有產業外遷會為新一代高效率的創新產業發展騰出更多的空間。現在同樣的故事也在東莞發生，東莞的產業則快速向惠州轉移。這么看來，深圳和東莞的產業集群開始進入擴散外溢階段。

深圳如何從一個無產業，無技術、無人才的“三無”狀態下發展升級至今的呢？大家都熟悉的詞匯是在干中學，對新知識新技術的探索越多，創新能力也會不斷增長。深圳從三來一補的血汗工廠走向創新前沿，除了模仿之外，設計制造，從制造走向源頭創新。深圳以及廣東企業參與標準制定的特別多，結果就構成了現在對標準的說法，三流企業做產品，二流企業做專利，一流企業做標準。為什么一流企業可以做標準？就是因為這個企業在特定行業中具有創新引領地位。深圳是一個持續創新的城市，創新越多，知識積累越豐富，就越走向高端。

編輯部：深圳在推動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中發揮了哪些作用？

唐杰：在中國廣東省，深圳以其獨特的創新活力而著稱，盡管其高等教育資源相對有限，但深圳卻另辟蹊徑。深圳的創新生態得益于其與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緊密科學關系，特別是北京中關村，這種緊密聯系是我們難以想象的。中關村作為科技創新的中心，孕育了眾多新科學概念和創意，當這些科學創意需要制造時，它們就回到深圳，深圳成為這些創意轉化為實際產品的理想之地。深圳的創新企業和中關村之間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這種跨地域合作模式為深圳的科技發展注入了新動力。

“北京算法甲天下”。在算法和計算能力方面，華為和騰訊等企業在北京的研發中心聚集了大量算法和計算人才。而在深圳，大規模制造能力和人才儲備為這些企業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這種跨空間合作不僅促進了科技的發展，也為區域經濟的增長提供了新的動力。深圳和北京、上海、河南等地存在一種特別復雜的科學關系，這其實是一種跨空間的合作關系，有三個關鍵因素起到了連接作用。

第一個是科學定價。一些科學技術，為什么選擇在深圳來落地實現產業化而非選擇其他城市？當深圳的企業要轉型的時候，會給能轉化成產品的科學研究一個市場定價。有價值的研究在轉化成產品時，在深圳能夠得到一個合理的價錢，它可以是金錢也可以是股權。當科學家發現，過去發表的這些東西有人能給他定價，那他就愿意把這樣的科學技術送到一個能夠定價的地方，這是深圳的特有能力。

第二是深圳的地理位置和產業優勢。深圳與香港毗鄰，香港有著較強的基礎研究能力，同時有著國際化的研發網絡，與全球的大公司、研發機構能夠建立比較好的聯系。通過深圳，不僅可以指向香港發揮數據開放的作用，還可以通過香港獨有的高水平國際化監管規制，吸引境外資金、人才的參與。

第三是集聚效應。深圳吸引了大量創新企業落地，形成了一個大規模的合作網絡。這種合作不僅促進了知識的共享和學習，還推動了產業鏈的完善和發展。深圳高新技術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鄰近共享學習匹配機制。眾多創新企業聚集在一起，不僅能夠分享資源，還能在學習中找到合作的機會。這種合作有時表現為產業鏈的整合，有時則是技術或市場的互補。簡言之就是臨近、共享、學習、匹配，而深圳的信息產業就是這種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因為互相間的學習，很多企業由小變大，再變強，產業得以持續創新，實現尖端的發展。

持續的創新動力源于濟濟人才

編輯部：書中提到，科技自立自強是硬道理，并對人才的重要性有諸多著墨。我們應該如何培養人才、吸引人才并留住他們？

唐杰：粵港澳大灣區的科研產出與北京相比仍有差距。近年來，深圳和廣州都在加快科研步伐，但與北京這一強大的科學中心相比，差距仍然是顯著的。事實上，廣東與北京之間會存在著創新功能差異，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學中心，大灣區可能是最重要的產業創新中心，是一個科學轉化的產業中心。隨著香港逐漸向科學中心過渡，粵港之間的合作將自然形成一個科學與產業的聯合體。這種合作的重要性在于，它強調了科學在大規模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以及科學引導的重要性。正如任正非在面對制裁時所強調的，大學需要解決高端的科學問題，而企業則負責解決產業化問題。

從一定意義上說，長三角城市群是城市分工協同與創新發展代表。長三角擁有中國最完整的大學體系，包括研究型大學、培養工程師大學和高級技師大學，以及經濟發展相對均衡，分工協同密切的大中小城市體系，這足以令京津冀和粵港澳大灣區羨慕。

在實踐中，我們傾向于用“蜂聚的蜜蜂”來形容產業和經濟活動的有意識分工。在經濟和產業重組的過程中，新興的創新企業會聚集在一起，形成產業鏈、技術鏈和人才鏈的聚集。這種聚集不僅促進了鄰近學習共享，還產生了空間的積聚效應，推動了產業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探討廣東省如何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活力的人才時，我們面臨的挑戰在于如何培育出更多富有創造力的“蜜蜂”，這需要一種持久且強大的“蜂巢”，以促進人才群體的增長，從3-5萬擴展至10萬，形成龐大的“蜂巢”。在這場廣泛的社會經濟轉型中，政府和市場如何有效協同工作顯得尤為關鍵。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我們需要為政府行為設定合理的邊界，明確政府在哪些領域可以發揮最大的效能，例如產業政策的制定、教育政策的推行，以及高等教育機構的建立。

廣東省近期興起的大學建設熱潮，反映了對高等教育和專業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這不僅僅是為了培養守紀律和接受基礎教育的勞動力，更是為了培養能夠適應高層教育和專業技能要求的人才。深圳技術大學的迅速崛起就是一個例證，它體現了對科學素養人才的需求，以及創新過程中從科學發現到實際應用的轉變。這一轉變不僅需要科學家的發現，更需要工程師和高級技工的參與，以確保創新成果的可行性和實用性。

在教育和產業鏈的上游，我們是否應該繼續追求卓越，建立頂尖大學，以促進原始科學問題的探索和新發現？答案是肯定的。頂尖大學在創新的最前沿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們不僅推動基礎科學的發展，還指導創新活動，確保其符合科學原理。香港在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擁有多所全球領先的大學。然而，香港面臨的挑戰在于如何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的產業應用。與深圳相比，香港在研發投入上主要集中在基礎研究，而深圳則在企業層面進行了更廣泛的研發活動，這反映了兩地在科研成果轉化方面的不同策略和優勢，有機會在粵港澳大灣區框架下得到融合發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