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則伊索寓言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群海豚和一群鯨魚在彼此爭斗。當它們的紛爭變得異常激烈的時候，一條鳳尾魚游上來（《伊索寓言》的中譯本中有的譯為“西鯡魚”，有的譯為“白楊魚”），并試圖讓雙方和好。但是有一條海豚阻止了它，還對它說：“與其接受你來作一位調停者（mediator），我們更愿意彼此戰斗到死。”

鯨魚是與海豚爭斗的一方。他們沒有發話，沒有提出異議。這意味著海豚的發言代表了爭斗雙方共同的立場。

據說這則寓言想要表達的寓意是，假如一個人想要幫助別人，那他必須首先認清自己的能力，不能自不量力。所以，有的中譯本在翻譯海豚的那句話時，就添油加醋式補足了說話的語氣，說“我們寧可爭斗到同歸于盡，也不會讓一條像你這樣的鳳尾魚來調解！”——“一條像你這樣的”這個修飾語，傳達的便是海豚對鳳尾魚的鄙視。海豚似乎是因為看不起鳳尾魚才拒絕它的調解；它似乎認為，鳳尾魚這樣的小不點根本沒有資格調停巨人之間的紛爭。

寓言的讀者有權從任何方向和角度獲得啟發。寓言自己想要表達的似乎也是類似的用意。它說：“有些人本是無足輕重，但遇上動亂，他們也自以為是什么人物了。”

這看起來同樣是從鳳尾魚的處境出發得到的人生雞湯。不同的是，寓言自己的“評論”毫無疑問是在談論政治。“動亂”這個詞不但表明了城邦政治的語境，也表明了鳳尾魚的某種政治意圖：它也許想從政治動亂中謀取某種利益，比如成為“調停者”。一旦我們轉而從這樣的政治角度來理解，那么，這則寓言也將褪去它人生雞湯的外表。

鳳尾魚的寓言是政治寓言。海豚那句話的重音不在“你（鳳尾魚）”，而在于“作為調停者”。問題不是要在鳳尾魚和海豚們或鯨魚們之間進行高低等級的對比，而是要在“調停者”和爭斗狀態之間進行選擇。對于爭斗中的海豚和鯨魚們來說，“調停者”是比爭斗、甚至比死亡都更加難以忍受的事情。它們對鳳尾魚想要成為“調停者”的企圖，充滿警惕。

我們當然會奇怪：調停者怎么會比死都更加令人厭惡呢？調停者難道不是我們的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嗎？

平民與貴族的爭斗（海豚與鯨魚們的爭斗）是城邦生活的必然現象。而“調停者”在古希臘政治中則特有所指。海豚的警惕之心所表達的，正是古希臘的重要政治經驗之一：調停者是通往僭主的道路，而僭主是世上最壞的事物。希羅多德所講述的代奧凱斯（Deioces）可能完美地例證了，調停者是如何成為通往僭主的道路的。

希羅多德說，米底人沒有中央權力，全境處于無法無天的狀態。代奧凱斯在米底人中間富有令名，具有敏銳的洞察力。那時，他熱心而忠實地在同胞中間調停紛爭，正直無私，贏得了同胞們的信賴，于是被推舉為一切爭端的仲裁者。他們對代奧凱斯的信任達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他們只相信代奧凱斯一個人，不再相信其他任何人。當代奧凱斯贏得普遍的信賴，人們也普遍地依賴于他的裁判的時候，他突然撂了挑子。結果，混亂狀態重新出現。人們發現，離了代奧凱斯可能沒法繼續生活下去，于是終于一致同意推舉代奧凱斯做他們的國王。代奧凱斯要求為他建造宮殿，配備個人衛隊。在這些條件得到滿足之后，他就當了米底人的國王（希羅多德：《歷史》1.96-101）

代奧凱斯通過自己的仲裁人功能，創造出了同胞對他依賴；然后通過中斷自己的仲裁工作而向同胞揭示了這種依賴的不可或缺性，從而謀得了王位，成了同胞的統治者。這個仲裁人的位置，對應的就是伊索寓言中的那個“調停人”。海豚和鯨魚們警惕的，正是這一點：調停人會成為高于他們的統治者。

海豚和鯨魚雖然處在爭斗狀態，但顯然不是米底人那種“無法無天”的自然狀態，而是一種沒有專制統治者的城邦政治狀態。就像馬基雅維利說的那樣，在所有的城市中，都存在平民與貴族之間的斗爭。伊索生活的年代要比代奧凱斯晚一個多世紀。寓言的靈感來源或現實所指，可能更應該是他生活的時代。據說伊索見過梭倫。而雅典和梭倫改革的情形，與他的這則寓言有著奇妙的呼應關系。

梭倫改革前后的雅典，富人和窮人的紛爭非常激烈。梭倫被斗爭雙方選作了“調停人”。梭倫承擔起了改革的任務，但拒絕成為“調停者”。他不把自己任務的性質理解為“調停者”，而是理解為“立法者”。兩者的區別在于：梭倫所謂的立法者是制定公正的法律，但把自己從權力中“消除”的人。所以，在給城邦制定了他的法律之后，他就借口做生意離開了雅典，開始了他在異國他鄉漫長的遠游。

梭倫成了古希臘歷史上罕見的、在能夠成為僭主的情形下拒絕成為僭主的政治家。他想通過他的改革達到兩個相互關聯的目標：解除他的城邦對僭主統治的需要，預防野心家攫取城邦的權力。這兩個目標是相互關聯的，因為野心家就是利用城邦對僭主的需要崛起的。潛在的僭主最主要的借口就是他負有義務和使命，拯救同胞于內部的紛爭之中。對此，梭倫建立了一種向所有人開放的法律程序，任何一個人都能夠針對城邦內部發生的不公提起指控，如此一來，所有人都成為正義的執行人。

這些改革是否有效暫且不論（應該說梭倫的改革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為在他回到雅典之后，終究也沒有阻止佩西特拉圖成為雅典的僭主）。這里有趣的是，梭倫的政治構想所具有的那種稀有的特征：雅典人想要他成為他們的調停人和僭主（他拒絕了），他卻想通過雅典人賦予他的權力把雅典人塑造成不需要調停人和僭主的人。

伊索的寓言和梭倫的故事，在角色各自的特征上正好是顛倒過來的：在寓言中，懷有野心的鳳尾魚在巨人一樣的爭斗者面前顯得可笑而不自量力，海豚和鯨魚們，也就是城邦的公民們成了把僭主視為世界上最壞的事物的自由人。梭倫和他的同胞公民們的處境是相反的。但也許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說兩者有著精妙的呼應。不妨說，伊索寓言中的海豚和鯨魚，正是梭倫想要他的雅典人成為的那個樣子。而那條鳳尾魚呢，就是梭倫想要預防和抵抗的未來僭主。

這讓我又想起了柏拉圖的故事。在他的第七封信中，柏拉圖說，他的第二次敘拉古之行之所以再次挫敗，是因為受到了挑撥離間。謠言的制造者們把柏拉圖說成是狄翁奪權陰謀的一部分：當僭主狄奧尼索斯接受柏拉圖的哲學教育時，他就會失去對統治的興趣；那時，他將會把政權拱手讓給狄翁。

柏拉圖書信的研究者們比較公認的看法是，第七封信當屬柏拉圖本人所寫。其實，哪怕它是后來人偽托柏拉圖之名所寫，這些偽作者也屬于對柏拉圖政治哲學有著切近而深刻理解的人。否則他或他們是不可想象出政敵會用這樣一種理由來挑撥離間的。沒有哪個情節能夠比這個挑撥離間的設計，更生動而直觀地傳達了柏拉圖的哲學教誨。又過了兩千多年之后，柏拉圖理念論的現代闡釋者康德就直截了當地論斷說，君王和哲學家不可能一身二任，君王無法成為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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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剛，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政治哲學與思想史專業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