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男與高犯罪率”“經濟下行期的婚姻選擇”“成功女性是否更容易離婚”……這些與性別熱點相關的經濟學研究話題，均出自《性別經濟學》一書作者、經濟學家和商業高管劉倩之手。

“我特別想強調的是，性別平等對所有人都有好處，對女性、男性、孩子、社會和經濟發展都很有利。”

《性別經濟學》書封

她發現，很多人未必意識到性別不平等的問題。“經濟學是我掌握的唯一武器”，她說，“我希望能通過這些研究和寫作，吸引更多人關注這些現象”。她堅信性別平等“符合歷史潮流”，而強調性別平等的關鍵之一是，“提供選擇的自由”。

劉倩的職業生涯十分順利，她博士畢業后就加入經濟學人集團，先后負責中國的宏觀經濟團隊及全球經濟研究團隊，也曾是歐洲證券和貨幣管理委員會的公司內部審查主席。她長期專注于勞動經濟學、性別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研究，在經濟學人集團的十六年職業生涯中，有八年擔任大中華區總裁。

今年年初，劉倩離開經濟學人集團，成立了自己的咨詢公司，還把自己九年來圍繞性別議題的經濟學科普寫作結集出版。雖然恐高，她還是一位持證跳傘員。除此以外，她還是一位母親。不過她也坦言，家庭事業平衡是不存在的。

澎湃新聞和這位“斜杠”女性就性別視角下的生育政策、職場性別平等和她的工作經歷等話題聊了聊。以下是劉倩的講述。

我從小對性別議題就很關注。我出生成長于比較傳統的山東，后來去了性別平等程度領先的瑞典和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所以我的性別概念一直非常敏感。經濟學博士研究期間還專門參加過國際性別經濟學訓練營和研討會，博士期間論文其中一篇就是要用科學的數據和研究來駁斥“世界上有三種人，男人、女人、女博士的說法”。

2015年，我寫了第一篇經濟學科普文章《“剩女”經濟學》。當時社會熱議“27歲還不結婚就是剩女”的觀點。其實從數量上看，中國并不存在“剩女”現象，反而有約4000萬“剩男”。我把國際相關研究和中國近300個所有的地級市數據進行分析，討論“剩女”更多是由于市場機制的配對失調，也運用傳統的勞動力市場概念解釋婚戀市場。

這篇文章反響很好，我陸陸續續地繼續寫，并開設了“性別經濟學”的公眾號。除了討論“生男生女”“二胎政策”“離婚冷靜期”等社會熱點話題外，我也寫了一些基于國際最新研究成果的文章，探討這些研究對中國的意義。

由于工作繁忙，我一年最多寫兩三篇。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這是首次對性別經濟學領域研究的認可。這促使我思考過去積累的十幾萬字應該總結成一本書。

缺失性別視角或導致決策方向偏差

我學的是經濟學，現在全球最流行的兩本經濟學教材，一本是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學》（Economics），已經重印了二十版，在這本1187頁的書里，談性別問題的連半頁都不到。另一本是哈佛大學格里高利·曼昆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曼昆在書中探討歧視時，首先引入的是非常美國視角的種族、特別是黑人問題，其次是體育，最后才是性別歧視。

我想強調的是：女性的視角和男性的視角是不一樣的，當缺失了女性的視角，就可能缺失非常重要的方向。

比如，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任澤平、梁建章等幾位老師寫過一份《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報告中提到奶粉價格、房租、學費等各方面的高成本導致大家不愿意生孩子。他們計算在中國撫養一個孩子到18歲的成本是48.8萬元。報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如何降低這個成本。

我看到這個報告時，感受非常矛盾和復雜。一方面，這個報告很有意義，引起了更多社會以及政府的關注。但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缺失了性別視角的例子。

于是我邀請北京大學的趙耀輝老師和張曉波老師，一起寫了《性別視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經濟學里面不僅有直接成本，還有機會成本。上述報告忽視了“母職懲罰”——即母親在生育后面臨的職業收入下降，即機會成本。

我們借用國際頂尖的相關經濟學研究如美國、丹麥等國，綜合借用了相對平均的20%的數字來分析中國的情況。研究發現，在中國生育一個孩子的機會成本是57萬元。遠超直接成本的48.8萬。而這僅僅是間接成本這一項，還沒有考慮很多不確定性成本，比如離婚率增高、孩子撫養權的爭奪等。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如果生育政策只能關注一個方向的話，它應該關注“母職懲罰”這一方向，而非直接成本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說明性別視角有時候可能是最重要的視角，缺失性別視角可能導致決策的整體方向偏差。

職業隔離與隱蔽化的歧視

現在大家都很關心求職話題，我們會發現，某些職業男性特別多，而某些職業女性特別多。有些人認為這沒什么，并不是一種不平等的現象。從經濟學怎么看呢？這實際上也是經濟學關注的研究方法領域之一。我們要把外部可能混淆視聽的因素剝離，然后分析問題本質。經濟學通過巧妙的模型或自然實驗等方法，確定誰導致了誰，找出準確的因果關系。

研究性別歧視問題上，最早的經典論文是Claudia Goldin與Cecilia Rouse合作研究美國交響樂團在20世紀70年代招聘新人時的重要改革。可以類比為《中國好聲音》節目中的盲選機制：參賽者對著評委的背演唱，評委基于表現決定是否轉身。

以往，評委是面對面觀看參賽者演奏，可以看到選手。改革后，采用了盲選機制：拉上簾子，鋪上地毯，確保評委不知道上面演奏的是男是女，是白人還是黑人。此外，鋪上地毯后，評委也無法通過高跟鞋的聲音判斷性別。這樣就實現了真正的盲選。

然后我們可以完美地對比傳統機制下和盲選機制下的錄取概率。研究顯示，當使用盲選機制時，女性被錄取的概率提高了60%。這是明確的性別歧視。這個結果不僅比例很高，而且在統計學上也非常顯著，結論十分有意義。

類似的研究還有很多，比如國內浙江大學的李實老師，他在研究我國收入差距方面非常有名。大量國內研究表明，即使考慮了所有可能解釋差異的因素，如年齡、學歷、政治面貌、民族、戶籍等，依然有40%~80%的差異無法解釋。很大程度上，這些無法解釋的差異是直接的性別歧視。

既然那么多國內外研究都表明性別不平等在職場中依然非常明顯，為什么人們沒能更多地團結起來影響決策者，以求改善職場的性別歧視情況？

首先，我并不覺得大家普遍意識到性別歧視的存在。很多人認為女性的地位已經很高了，有些男性甚至覺得自己“怕老婆”，誤認為這已經是性別平等的體現。實際上，性別歧視和偏見仍然嚴重存在，只是形式可能更加隱蔽。以下幾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

家務分配不均：我國家庭內女性照顧家務和孩子的工作量是男性的2.6倍。例如，我在書中提到，大家不要再說“幫太太做家務”。“幫”這個詞語暗示了家務活本來就應是太太的責任，而男性在做這些事情時只是幫忙。

還有一個現象叫做“性別展示”（gender display），研究發現收入越高的女性在家里做家務的量反而會增加，要通過多做家務來維持自己“夠女性化”的形象。

這些例子說明，盡管我國性別平等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相當的進展，但在家庭、工作和社會觀念中，性別歧視和偏見依然普遍存在。認識到這一點，是改變的第一步。

其次，很多人感覺女性賦權對男性不利，不想讓女性地位提高——而這是錯誤的“零和”理解。事實上，性別平等對所有人都有利，無論是女性、男性、孩子、社會和經濟發展均如此。

例如，在教育方面，全球研究表明平均多上一年學，未來工作年收入會增加8.8%。相比之下，把錢投資在美國股票和債券市場上的年平均收益率僅為2.4%。因此，投資教育的回報更高。特別是對女性的教育投資，回報率更高，達到了10%。

另外，女性受教育不僅提高了她們自己的收入，還提高了家庭整體的經濟狀況。一項美國研究顯示，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丈夫的收入相應增加18%。女性高學歷還對全家人的健康、壽命、孩子的身高、營養、學習成績等均有積極影響。

由于生育率問題，近年來有聲音呼吁女性更多回歸家庭。我們需要在這個平衡中找到突破口，因為女性不僅對家庭非常重要，對經濟發展也貢獻巨大。女性是龐大的勞動力群體，對促進經濟增長有著顯著且不可或缺的推動力。

第三，性別平等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時間，也需要女性團結。文化和社會習慣對性別角色的影響依然存在，例如女孩子從小玩娃娃或過家家做飯，看的童話故事如果總是“等待王子拯救公主”，那女孩長大后就不會主動追求自己的目標，而男孩們從小一起玩兒，團結和合作和概念更強烈。這些都需要我們在文化生活中慢慢調整，也需要希望性別更加平等的女性之間有更多合作。

第四，決策層的性別比例不平衡。不管是在企業還是政府決策中，如果決策者大部分是男性，即便他們主觀上希望為女性謀福利，也不一定能完全理解問題的根本，因此會導致決策不能切實解決女性所面臨的問題。讓更多女性進入決策層，是推動性別平等的重要一步，也是一種更全面和有效的決策方式。

事業家庭平衡的“不可能任務”

因為我在職業上做到了比較高的職位，很多人就會問我事業和家庭怎么平衡的問題。但我自己并沒有平衡好。我給自己的公司起的中文名字叫“東西均”，帶有東西南北各國平衡的良好愿望。這個名字源于明代思想家方以智的著作《東西均》，“均”在古文中還有磨平縫隙的工具和均衡過程的意思，表達了希望世界能以更加平衡可持續方式發展的愿景。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任何人都做不到事業家庭平衡。經濟學研究的是如何在有限資源下實現最大效率，我們所有人每天都只有24小時，沒法同時兼顧所有事情。

男性也是一樣。很多世俗意義上成功的男性表面上似乎有一個家庭，但其實與家人相處的時間非常少。我在書中寫了一個叫“達沃斯爸爸們”的團體，他們是外界眼中世界頂級的成功男性，但在家庭角色上感到挫敗。他們會聚在一起討論如何與孩子建立更深的聯系，分享不知所措和無從下手，甚至為年輕時未能花更多時間在家庭上而懊悔。事實上男性在家庭和事業的平衡上同樣感到巨大壓力，只是社會不鼓勵他們表達這一困境，或者讓他們認為努力賺錢就是唯一的愛家庭的方式和責任感的表達。

強調性別平等的關鍵之一是，提供選擇的自由。有些母親可能更愿意在職場發展，而有些父親寧愿待在家中。我們應該給大家這些選擇的機會。

主動帶來自由

我的工作比較順利，起初我加入經濟學人智庫，成為首位中國經濟學家。八年前，公司看中中國發展，決定設立集團總裁的新職位，統籌管理在華各個部門的工作，我就一夜之間從經濟學家轉型為商業高管。

我在公司平臺上成長、學習了很多，有幸在中國崛起和國際合作方面也做了些有意義的事。例如與來訪的各國領導人、跨國企業CEO等分享中國狀況、為出海企業提供咨詢和重要橋梁服務等，有機會做許多有意義的項目。我認為在國際平臺上促進中外溝通和理解非常重要。近幾年，工作中的可操作空間減少。許多因素綜合在一起，是時候改變了。

我是一個喜歡挑戰自己的人。舉一個非經濟學的例子：我是一名持證跳傘員，但其實我非常恐高，所以我特別要挑戰自己，克服恐懼，現在我已經跳傘180多次，還即將開始最自由的翼裝飛行。

跳傘是一個突破舒適區的極限運動，從飛機上跳出去前并不舒適、甚至害怕，但一旦跳出，那種體驗卻是無比快樂的。既然有傘包，那就勇敢跳出去，迎接更美好的藍天和可能。所以離開是一種必然。

作者供圖

我覺得世界舞臺上缺乏中國聲音和女性聲音。由于種種原因，西方對中國的誤解和無知非常普遍，近兩年還充滿中國威脅論和經濟崩潰論，所以理性客觀平衡地講好中國故事特別重要。近期我在沙特召開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特別會議發言，與歐盟副主席、沙特王子和外交部長等嘉賓探討國際合作和信任重建的議題。從我的國際傳播經驗來說，我覺得講好故事需要兩方面，一是好故事本身，一是講故事的技巧。講故事不是為了講而講，而是為了能影響且改變對方。講故事不是要自己說爽了，而是要能有效地正向改變。

女性的聲音也特別重要。很多國際峰會上都有硬性規定，每場討論都要有最少一名女性嘉賓，保證不同視角的聲音能發聲。另外男性溝通有時沖突性的元素更多，而有效的外交經常需要不同的溝通方式。

我在今年成立了自己的咨詢公司，專注于全球地緣政治、經濟和商業咨詢。憑借過去的工作經驗，我可以幫助國際客戶更好地了解中國。另外也為那些不僅關注歐美市場，還希望拓展至南亞、中東等地區的中國出海企業提供咨詢服務。這些工作很有趣，特別是在這些新興市場，發展迅速、充滿活力和機會。

這些工作與之前有相似之處，也有很大不同。最重要的是，我現在可以分享自己的觀點，而不僅僅傳遞公司立場。這是一種不一樣的自由。當然，我也非常歡迎與大家討論好的計劃，考慮新的機遇。

目前我的性別經濟學公眾號依然在運營，最近更多的是分享新書的線下活動。我也開始嘗試使用小紅書，具體方向還在摸索中。特別感謝大家的支持，讓我覺得我額外做的事情有一些積極影響和意義。

中國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經濟獨立性正在上升，我們正從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過渡到新的性別平等均衡。之前的模式適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未來的方向則是更加平等的性別關系。我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潮流，無論如何都不會改變。我們的工作可以加速這個轉變，讓更多人看見這一趨勢，讓歷史大勢可以來得早一些，更平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