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9月20日，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主辦的第一屆政治思想史青年論壇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淮海路總部101會議室舉行。本次論壇主題是“政治思想的古今變遷與跨國流動”，設置“中國古今政治思想之變遷”“英國現代政治思想之展開”“德國古典政治哲學之源流”與“當代歐美政治思想之爭鳴”四個單元。來自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蘇州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浙江外國語學院等高校、研究機構和學術期刊編輯部的三十余位青年專家學者參與本次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現場

開幕式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曾一璇助理研究員主持。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長劉杰研究員致開幕詞。他簡要介紹了政治所的發展歷程，并表達了對青年學術交流的高度重視和積極鼓勵。他認為政治思想研究在當代具有獨特價值。當今，我們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大變局應該涌現更多新思想，這對于一個國家文明的延續和發展來說不可或缺。特別是在快速變遷的時代中，政治思想的研究意義在于思索變遷時代中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方向。

劉杰研究員致開幕詞

第一單元由《探索與爭鳴》編輯部副編審張蕾老師主持。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張志宏研究員以“政治哲學之于當代中國哲學發展的范式意義”為題做了報告。他表明，傳統文化的承續與中國哲學學科的發展問題是近現代以來國內思想界爭論的重要論題之一。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自有清以降國勢衰微，救亡圖存的緊迫危機，使得思想界對傳統學術思想的現實關照性產生了嚴重質疑。這種質疑從最初的堅船利炮等器物層面，逐漸上升到制度層面，并最終落腳到傳統文化層面。通過以政治哲學作為范式的當代中國哲學學科的確立與發展，中國傳統文化之于中國社會的現在與未來，乃至世界文明的進步與完善，都將作出無可替代的、更大的貢獻。

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魏朝利助理研究員的報告題目是“古代中國的人民概念”。他指出，人民是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政治主體，“人民”是古代中國政治思想史中的重要概念。在近代政治學概念“人民”產生和傳入之前，“人民”概念在漢語世界中已存在兩千多年。“人民”概念由分殊的“人”與“民”融合而來，并逐步演變為一個獨立的概念。“人民”作為一個概念，發揮了歷史作用，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作為一個經驗概念，它的判斷標準清晰明了、解釋權不被壟斷；其二，“人民”存在于特定的政治秩序、政治結構與政治關系中；其三，作為一種思想客體，它是民本思想的被動承受者。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哲學院政治學系羅雪飛副教授的報告題目是“政治合法性建構視角下‘孟子欲齊王行王政’探微”。他指出“孟子欲齊王行王政”是孟子在諸侯競爭白熱化的天下格局中想到的極有可能破局的方案。從政治合法性建構視角研究這一問題，可以發現孟子進行了三重合法性論證：歷史合法性建構上強調“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為齊宣王代周而興奠定時間上的合理性；政績合法性建構上強調“定于一”，認為行王道可以建立“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的偉業，為齊宣王奮起承擔責任注入動力；天命合法性建構上強調“革命”，為齊宣王實現“周齊革命”解除周朝天命長期有效的顧慮。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吳曉番副教授以“章太炎正名思想辨正：兼論‘正名’的另一種可能”為題做了報告。他表明，正名問題近些年來激起了學界的熱烈討論，尤其是正名的倫理學和政治學內涵的重新發抉，旨在糾正有中國哲學史學科以來的“邏輯學”向度的“名學”取向。作為古文經學的最后大師，章太炎對于正名問題的考慮，不只是語言文字學、訓詁學的考量，也是語言哲學、政治哲學的考量。章太炎的“正名”論不僅含有政治倫理意味的正名問題，而且比之前的“正名分”之正名有著更為徹底的政治倫理意義。章太炎在究竟的意義上討論名何以能分，以及名分之名是否具有自性的問題，給倫理政治意義的名分之名帶來徹底的革命性的理解。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鮑文欣助理研究員的報告題目是“人性論上的‘樂觀/悲觀主義’與‘道路的政治’——試論一場未完成的對話”。他表明徐復觀和張灝曾有一場關于人性與政治的未完成的對話，并主張這場對話應從“概念”“推理”“推理類型”三個層次出發來理解。在“概念”層次，需要開發更具共度力的工具，來溝通“幽暗意識”和“性之善惡”這兩組概念。在“推理”層次，二先生的觀點在共識之上存在分歧。在“推理類型”層次，二先生在進行政治哲學的推理時使用了“道路推理”和“非道路推理”這兩種類型。二先生的根本分歧在于：徐復觀認為“法治”的目的是保護人性論上的“目標樂觀主義”；而張灝則認為這種樂觀主義將侵蝕“法治”的基礎。這場對話今天仍值得繼續展開。

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副所長張樹平研究員對第一單元的發言做了深入評議。他從論文內容和體量等方面高度肯定了與會學者的論文質量，并指出本單元五位學者的研究各不相同卻又緊密聯系。張志宏老師表明中國近現代哲學并非按自身理路發展而來，而是受近現代中國政治環境的影響、在與社會政治的互動中建構而成。魏朝利老師在觀念史的層面上解釋了“人”“民”和“人民”三個概念含義的流變過程；值得繼續探索的問題是，“人民”概念的流變過程與中國政治發展的各個階段是否存在關聯。羅雪飛老師從政治合法性視角對“孟子欲齊王行王政”進行分析；有待繼續思考的問題是，除了歷史、政績和天命的合法性之外，孟子思想中是否還有其他資源可以支持政治合法性的建構。吳曉番老師對章太炎正名思想辨正的啟發在于，把正名思想從政治思想的角度拉回語言學，最后再回到政治學本身。鮑文欣老師的研究從起點、過程到目標展開，圍繞人性論上的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進行討論，有助于更清晰還原徐復觀和張灝二位先生的思想。

第二單元由《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編輯部編輯田潤老師主持。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張正萍副教授的報告題目是“‘偷聽過去的談話’與唐納德·溫奇的思想史研究”。她指出，唐納德·溫奇常被稱為“薩塞克斯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偷聽過去的談話”可以視為這一學派思想史研究的共同方法，即“將讀者置于一個對過去思想談話的知情偷聽者的位置上”。這一學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也可稱為“語境主義”，故而學界以此名稱將其區別于同時代的“劍橋學派”。它的十大特征包括思想史研究的制度化、拋棄過去非語境的觀念史研究方法、沒有概念或綱領上的形式主義、同情地理解文本、反對目的論的或輝格史學的解釋、歷史是可以掌握的、橫向而非縱向剖析歷史切面的傾向、傳統的歷史敘述方法等等。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周保巍副教授以“休謨自傳中的三重敘事及其政治意涵”為題做了報告。他依據休謨臨終前的一篇簡短自傳，從文人敘事、獨立敘事和人格敘事三個方面揭示了一個形象生動、令人向往的休謨的啟蒙人格。他著重討論了四個問題：一是把自傳作為一種獨特文體類型來處理，把休謨的簡短自傳放在同一個類型的自傳里面做一個集體傳記式的研究，以此凸顯自傳文體的興起與現代“自我認同”的建構；二是強調休謨自傳中的“文人”敘事；三是強調休謨自傳中的“獨立”敘事，因為現代“文人”最重要的特征是經濟獨立，以及建立在經濟獨立基礎上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四是凸顯休謨自傳中的“品格”敘事，以及這種敘事所建構的適應現代商業社會的新型理想人格。

浙江外國語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張江偉副教授的報告題目是“亞當·斯密論階級沖突、教育與領導”。他認為亞當·斯密意識到商業社會存在深刻的階級沖突。這突出表現為商人和制造業者聯合起來壓迫其他階級，尤其是勞動階級，以及包括后者在內的下層階級對商人階級的仇恨、妖魔化以及集體反抗。這一沖突與勞動分工對勞動階級的負面影響，以及他們在城市化生活中的特有處境等因素結合起來，極大威脅了商業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鑒于此，斯密提出了其關于教育的建議。在斯密看來，有必要通過公共政策提升下層階級對公共利益的理解，保護他們免受迷信和狂熱的影響，減少對中上層階級的妖魔化，進而將抗爭納入法治和理性的軌道。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張繼亮研究員以“文本？語境？抑或視野融合？以對約翰·密爾解釋為例”為題做了報告。他以當代學者對約翰·密爾的不同解讀為例，重點剖析對密爾的三種解讀路徑，以凸顯各個解讀路徑側重的議題及啟示。一是文本重構式分析路徑的貢獻在于整合密爾政治思想體系，以此解決文本內部以及文本之間存在的各種“沖突”。二是劍橋學派的解讀側重于密爾對當時現實問題或流行政治文化的回應，關注作為“公共道德主義者”的密爾。三是詮釋學派認為，面對客觀性日益喪失、相對主義日漸當道的狀況，建立在個性基礎上的密爾式至善論能更好應對這一問題。他主張，三種解讀路徑具有各自不同的優勢與問題，理想的解讀方式是將這三者進行“視野融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康子興副教授的報告題目是“文明的憂思：密爾論社會變革與新政治科學”。他指出，約翰·密爾既把十九世紀稱為“文明時代”，又認為它是一個“過渡時代”。表面看來，這兩個稱謂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前者強調那個時代在財富、知識、社會聯合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展現出一種昂揚向上的態勢，也表達了作者對既有文明成就的欣喜，以及對未來進益的期許。后者則流露出一種失序的感受，展現出某種危機意識，表達了作者對現實的擔憂。實際上，密爾圍繞“文明”建構起歷史哲學，這兩者之間的張力、他對時代的欣喜與憂思便在此歷史哲學中獲得統一，在他對改革與進益的期許中走向和解。

華東政法大學外語學院關依然講師以“從‘勞動分工’到‘分化’——斯賓塞社會進化論中的政治經濟學修辭”為題做了報告。她指出，概念和術語的遷移，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互滲透和模仿的潮流緊密相關。赫伯特·斯賓塞在發展社會進化論時大量借鑒政治經濟學的語言，不但采用“勞動分工”概念，還將其泛化為進化的基本法則，是生物、人、社會、人類文明乃至整個宇宙發展所遵循的規律。在斯賓塞思想形成的語境中，作為政治經濟學概念的“勞動分工”先是依靠同源、類比、隱喻等修辭由社會科學領域進入自然科學領域，爾后又以更具概括性和一般性的形態回到社會科學領域，完成了概念內涵的擴大。在這一過程中，斯賓塞將其對于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商業社會秩序的感知投射到整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當中。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周保巍副教授對第二單元的發言作了精彩評議。他認為張正萍老師的研究取名“偷聽過去的談話”非常形象生動，她對“薩塞克斯學派”的研究反映了“劍橋學派”所做的歷史化和語境化的努力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種普遍化的努力。張江偉老師對既往研究提出挑戰，過去談到亞當·斯密都講“看不見的手”、市場競爭機制以及利益自然和諧等等，這種看法忽視了亞當·斯密對階級分化與利益沖突的關注；因此這項研究突破了以往對亞當·斯密的傳統解釋范式。張繼亮老師梳理了密爾研究的三種典范路徑，其重要意義是提醒我們，中國學界的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學研究都相對缺乏方法論訓練，我們應該對各種研究進路保持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態度。關依然老師啟發我們，除了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有影響之外，同樣重要的是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也有影響，我們對社會的想象和理解也會滲透和投射于自然科學。

第三單元由《復旦學報（社科版）》編輯部副編審陳文彬老師主持。同濟大學法學院吳彥副教授的報告題目是“如何理解康德《永久和平論》中的‘先決條款’？——論先決條款的核心要旨”。這篇論文指出，康德的哲學在根本意義上就是一種“和平的哲學”。在理論哲學上，他試圖通過檢討人類理性的界限，結束之前哲學上所有的爭執，從而為未來哲學知識的可能增進鋪平道路。在實踐哲學上，尤其是在政治哲學和法哲學上，他把永久和平看成是它最高的目的，亦即作為“最高的政治善”。甚至于他的歷史哲學，也是把法治之下的永久和平（而非人類的道德進步）看成人這個族類的最終歸宿。這篇論文聚焦于對于“先決條款”本身的一種總體性理解，闡明這部分條款所要表達的核心要旨，并在此基礎上闡明這部分條款與隨后的“正式條款”之間的關聯。

蘇州大學法學院湯沛豐副教授以“康德國家統治權正當性論證的三元結構——歐陸與霍布斯自然法視角的融合”為題做了報告。這篇論文主張，康德對國家統治權正當性的論證分別運用了自然狀態與社會契約模型。在吸收和改造這兩種相互存在張力的視角的基礎上，康德試圖實現融合，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規劃：他按照歐陸近代自然法的方式，構建了一個由個人、社會以及契約論國家組成的三元結構，同時又借鑒了霍布斯的統治權證成模式，對歐陸自然法的社會觀進行了重構，使社會運轉模式趨向商業化和現代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黃鈺洲講師的報告題目是“自由及其背叛——費希特法權學說的黑格爾式檢討”。這篇論文指出，費希特在致巴格森的那封著名信件中宣稱，他實踐哲學的全部主旨乃是自由，他哲學的主張就是將一切人類行為都歸溯到自由的自我規定。但是，這一體系卻被黑格爾譴責為“一切自由的消滅”。這篇論文對費希特的法權學說進行了一種黑格爾式檢討，以表明在費希特那里，受制于概念的內在邏輯，自由的辨證法如何導致其最終轉化為了一種徹底的不自由，以至于主體徹底揚棄于恐怖體系之中。

中山大學哲學系黃濤副教授以“黑格爾的權利體系——《法哲學原理》新釋”為題做了報告。這篇論文旨在對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做出一種新的闡釋，認為將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視為一種權利體系的建構需要注意若干問題。首先，如果從權利哲學的角度出發，“道德”篇所講述的是一種特定的權利形態。在這里，權利的存在獲得了道德的含義，具有一種共同善的內容。其次，在法哲學層面對于權利的關注必須使權利概念成為一個體系，而不是如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那樣局限于給法定權利下定義。在此尤其需要注意黑格爾對于高級權利與低級權利之間的區分。最后，那種認為權利只有在國家的基礎上才能存在的看法，顯然誤解了黑格爾的權利體系。真正處于權利實現終點的，或者說，真正能表征“具體自由的現實”的，不是指任何具體的現存國家，而是指世界歷史民族。只有在世界歷史民族那里，它所構成的國家才是具體自由的現實。

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謝曉川助理研究員的報告題目是“如何在黑格爾之后談論未來——對后黑格爾時代歷史哲學的回顧與批評”。該報告的第一部分回顧了黑格爾的世界歷史概念的構想和基本內容，并著重說明黑格爾為何會有意“無視”未來而建構自己的世界歷史概念。這個部分介紹了施奈德巴赫提出的三種研究進路：歷史時間順序的“黑格爾之后的歷史哲學”， 接受史和影響史意義上的“黑格爾之后的歷史哲學”，理論破產意義上的“黑格爾之后的歷史哲學”。該報告的第二部分簡述切斯科夫斯基對世界歷史概念的理解，試圖以思想史比較研究的方式說明后黑格爾時代對黑格爾世界歷史概念的一種接受史方向及其具有的理論效應。

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曾一璇助理研究員以“理性意志、至善生活與國家行動——伯納德·鮑桑葵的國家哲學再思考”為題做了報告。這篇論文旨在重新梳理鮑桑葵的國家哲學，繼而重新定位鮑桑葵的國家哲學在英國現代國家觀念中的位置。鮑桑葵認為，自治應以理性意志為基礎，基于理性意志的治理是國家的正當性依據。從外在面向來說，國家的本質是政治統一體；從內在面向來說，國家的本質是倫理統一體。國家的意志或目的是實現至善生活，而國家的手段則是運用強制力量。依據國家目的與手段之間的消極關系，國家行動的基本原則是清除阻礙與后果評估，國家行動的兩個主要正當領域是維護權利和社會改革。總體來說，鮑桑葵的國家哲學理論雖然深受德國觀念論尤其是黑格爾的影響，但并不具備國家中心主義的特征。鮑桑葵對社會改革持溫和謹慎的態度，為以自發和自愿為特征的社會行動留下了極為廣闊的空間。

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謝曉川助理研究員對第三單元的發言作了簡明扼要的評議。他認為吳彥老師的論文的優點在于，對于康德《永久和平論》中的先決條款的解析并不僅停留在字面字詞的解釋上，而且將先決條款的主旨總結為去除敵對性，這一點具有深刻的啟發性。湯沛豐老師的論文的精彩之處是，對霍布斯的自然概念作了很敏銳的思想史定位，認為霍布斯瞄準的是中世紀以來的自然法傳統，而且展現了康德對英國式的和德國式的兩種自然狀態的融合。黃鈺洲老師根據時代的線索對費希特的文本進行了梳理，但有待商榷的一點是，這到底是費希特視角下的黑格爾還是以黑格爾視角檢討的費希特法權學說。黃濤老師對黑格爾進行了新解釋，為我們理解黑格爾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整體框架，即黑格爾的許多思想細節在新的框架下獲得了新的解釋。曾一璇老師對于鮑桑葵國家哲學的研究，其實比較契合黃濤老師一直在推進的英國觀念論的思想史研究；鮑桑葵的國家理論顯然受到德語世界尤其是黑格爾的影響，其中“倫理統一體”理念展現了黑格爾對近代倫理世界之基本結構的說明。

第四單元由《學術月刊》編輯部資深編輯王勝強研究員主持。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陳肖生副教授的報告題目是“羅爾斯與‘政治’的概念”。他指出，羅爾斯對“政治”的理解被批評為循環定義、模糊不清；少數幾種講得清楚的定義方式，又因概念的可爭議或者合理多元論導致難以獲得辯護。這篇論文繼而提出一種以“政治理想”為核心的定義序列，它在澄清和修改羅爾斯一些原初界定的前提下，嘗試以一定順序清晰解釋羅爾斯后期政治哲學中的政治領域、政治觀念、政治價值以及政治議題等“政治”概念叢中的子概念及其角色功能。同時，從這種理解出發，也能更清楚揭示羅爾斯式進路在現代多元條件下處理政治生活根本問題時出現的理論局限性。

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郭中軍副研究員的報告題目是“民粹主義普遍崛起對西方自由式民主的挑戰及其重構”。他指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民粹主義在歐美國家的普遍崛起構成了顯著的世界政治現象。英國的脫歐公投、西歐新民粹主義政黨的“主流化”、美國的特朗普主義，都表明西方自由民主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西方學者對民主命運的擔憂在過去半個世紀前所未有。自由主義、多元主義、全球化、保障人權等西方一直引以為豪的傳統價值觀正在飽受民粹主義者的挑戰、質疑與攻擊，反自由主義、反多元主義、反全球化、排外主義、身份政治反而主導了現今歐美的選舉政治。民粹主義的普遍崛起是西方政治世界的一個“意外”抑或對西方自由主義民主范式的糾正或取代？它的深層動因又是什么？西方自由主義民主何去何從？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趙柯講師以“如何理解霍布斯的自然狀態？施特勞斯與麥克弗森的分歧與爭論”為題做了報告。她指出，加拿大政治哲學家麥克弗森對霍布斯的自然狀態進行了政治經濟學視角的解釋。施特勞斯從政治哲學視域出發，批評麥克弗森的解釋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把霍布斯的自然狀態理解為一種邏輯假設；二是用占有性市場社會解釋霍布斯從人性到自然狀態的路徑。施特勞斯表明，為了理解霍布斯的自然狀態，無須求助于霍布斯意指何種社會類型，而需求助于霍布斯對基督教的反叛。施特勞斯和麥克弗森在霍布斯自然狀態問題上的分歧與爭論，是面對現代自由民主理論危機，政治哲學視域與政治經濟學視域的分歧與爭論。

同濟大學法學院錢一棟助理教授的報告題目是“論政治現實主義與非理想理論的區別”。這篇論文指出，政治現實主義和非理想理論字面含義接近，批評對象基本重合，因此常被混為一談。晚近十多年，政治哲學專業內部的學者一般不再把它們混為一談。但兩者的區別究竟何在，這一點依然有待澄清。斯利特、羅西等政治現實主義者提出了一些區分方案，但都存在明顯問題。這篇論文主張，道德主義/現實主義、理想理論/非理想理論是兩個不同的分類，著眼于不同的理論屬性，因此概念上獨立，內容上有一定重合。政治現實主義以一種具有現實主義色彩的方式反對道德主義，其最佳版本是一種主張道德理性無法穿透歷史的譜系學進路。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譚銳捷博士后以“打破實證—規范二分？——阿倫特原則概念的啟發”為題做了報告。他認為，當代社會科學明確區分了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將二者視為涇渭分明的不同領域，而研究阿倫特的原則概念可以為我們打破這種絕對二分帶來啟發。這篇論文通過梳理阿倫特在1951-1963年間的已出版文本與未出版檔案，先后分析了阿倫特對孟德斯鳩原則概念的發現和阿倫特將孟德斯鳩的政體原則概念轉化為行動原則概念的過程，并探索了原則規范屬性與實證屬性之間的關系。阿倫特的原則概念展現出了規范性與實證性共存的可能性，二者之間存在一種充斥著張力的緊密聯系。

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蔡棟助理研究員的報告題目是“哈貝馬斯關于‘前政治的文化’—‘政治的文化’的區分與其宗教轉向后的理論之關聯”。他指出，晚近以來，批判理論的重要學術代表哈貝馬斯逐漸修正自己早年將宗教和信仰排斥在公共領域之外的觀點，致力于闡發宗教對于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建構的重要意義。這可以視為哈貝馬斯理論的宗教轉向。通過對宗教轉向前的哈貝馬斯與宗教轉向后的哈貝馬斯之間的理論勾連，可以更好地理解哈貝馬斯的宗教理論以及后世俗理論在他的整個現代性批判理論中的位置，并借此更好地理解宗教信仰與世俗的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建構之間的復雜張力與關聯。

在閉幕式上，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孫國東教授作“當下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面臨的挑戰和主流研究路向”的發言。他指出政治哲學研究的危機始于二戰后政治秩序是否存在的爭議，而文化政策的制定者、知識規劃的參與者與學者雙方共同造成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困難。他認為當下中國關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幾種典型取向都很有學術價值，但是它們通常缺乏基于情境自覺的現實關懷。基于此，他提出建構“闡釋政治哲學”，其中主要包括兩方面的研究任務：一個方面是圍繞一些重要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價值進行“思想史重構”，另一方面是圍繞“現代價值的中國化”和“中國價值的現代化”，推進介入性的學理分析和實體性的理論建構。

孫國東教授致閉幕詞

作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主辦的第一屆政治思想史青年論壇，本次研討會學風扎實穩健、討論積極熱烈、氛圍輕松活躍，期待未來能夠與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的青年才俊共建一個學術交流的友愛共同體。